
▲赵艳华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博物观察者,生于河南,定居岭南。丈夫去世后,她写下《四十六岁,大雪》一书并出版。(受访者供图)
那一瞬间她想起丈夫离开的那个早晨。前一天晚上他还能自己洗澡,第二天就在枕上安静地走了。那么简单,那么容易。
她意识到,无论自己多么努力,终究是无能为力。这种无力感,比悲伤更难消化。
她更为彻底地走进荒野,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棵树、一只虫、一片叶子的生与死。
“命运的无常,要到很久很久之后,才能很好地梳理清楚,并明白它对你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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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责任编辑|李慕琰
2025年冬天,赵艳华感觉右上腹隐隐作痛。她反复解开皮带又束上,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顶着肋骨。
她心里发慌。丈夫生病、治疗、离去的全过程,她都在场。她怕那种日子再来一遍。她不敢去医院,拖了许久。
胃肠镜检查的前一夜,她凌晨才睡着,做了一个清晰的梦。
丈夫回来了,在阳台上和她一起拧衣服,年轻健康,没有一点病容。
梦里她穿了一条破裤子,他看见了,笑着说:“裤子上有个洞,怕什么呢,换一条就是了——你有那么多裤子呢。”
他的样子,像他们刚结婚的时候。而在这之前,她总是梦见他躲了起来。这是第一次,离去的他,在她的梦里那样宽厚,温暖,明朗。
检查完毕,赵艳华回到家中。麻醉的效果还没有完全消退,她有些晕眩,但整个人终于安定下来。她坐在地板上,靠着沙发,放声大哭。这是她和丈夫共同生活过的屋子。那一刻她明白,对他的哀悼远未结束。
在她的第一本书《四十六岁,大雪》即将出版之际,她写了一篇文章,记录这个梦。丈夫去世五年后,她对儿子说,他们的关系“仍在进展之中”。面对儿子的不解,她解释,他父亲的那个点停了,但她这个点在动,距离在变化,关系就在变化。
赵艳华是一位高中语文教师,但在学生眼中,她首先是那个“会在走廊上听鸟叫的人”。她能分辨出斑头鸺鹠的长颤音和赤麂的咆哮声,能在枯叶堆里发现大燕蛾,能在树洞里观察一只蜘蛛长达九十一天,直至一场暴雨把它冲走。
这些观察被她写进散文里。“我用自然之大,承载自己的弱小和狭隘,也用自然的蓬勃,对冲死亡的冰冷可怖;更用自然的丰富,给死亡一个合理的、让人安心的解释。”
五年来,她走过一条漫长的路。从尖锐的哀伤,到巨大的愤怒,再到弥漫性的孤独与彷徨,最终走向接纳后的平静。但她仍然会在身体不适时整夜失眠,在黑暗中想象最坏的结果。
她也在做着另外一些事:每天花几个小时啃克尔凯郭尔的《致死的疾病》,看不懂就一遍遍朗读,坚决不问AI,哪怕一天只能看几页;到连州支教,参与当地鸟类环志工作,在板洞保护区的浓雾里看鸟,听护林员说,一只草鹭一个晚上就能飞到柬埔寨;带三个学生夜游火炉山,听虫鸣,找蟾蜍,拍甲壳虫,走一条从未走过的野路。
“时间朝着某个方向飞。”她在散文里写。候鸟必须迁徙,人必须走在自己的路上。“被短暂羁留、扣上环志的那一只,是从五千万只候鸟中被命运选中的那一只”。

一只蛙爬到赵艳华手臂上。(受访者供图)
“自然能够接住我们庞大的哀愁”
2014年末,丈夫查出重疾。
那些日子,赵艳华使尽浑身解数,调动所有关系去托人、求告。打电话时心跳加速,一想到某种结果就肠胃痉挛。一阵努力后,除了等待,只剩焦虑和恐惧。
在那之前,她就已经开始观鸟、夜游、跑步。七年陪护期间,这些爱好变成了一种本能,累了,烦了,就去公园、山里。丈夫去世的前一天,她也在做这些事情。
“自然能够接住我们庞大的哀愁。”她说。
向人诉说是很痛苦的。赵艳华发现,当一个沉浸在悲痛中的人试图开口,对方往往会下意识地退缩。“你跟一个正处在安稳幸福中的人谈论疾病,对那个人来说,无形中构成了一种威胁。很少有人有那份胆量,真正留下来听。”
她也尝试过心理咨询,得到的回复却总是“现在不行,要预约”。咨询师的日程表被排得满满的,而她心里那个堵得慌的点,就在此刻想找个出口。可对方告诉她,要等。
自然给了她另一种回应。她目睹天河公园的大树被运走后,留下一个坑,没过多久,坑里长草积水,孵化出了青蛙和蟾蜍,将这个寂静之地重新点燃。“从空无中可以生出万有。”她领悟到:“在自然当中你不由自主会有很多投射,也会被反馈比你自身大得多、智慧得多的信息,它是超过你的。”
2026年2月的一个夜晚,她和记者去白云山夜游。刚入山,听见赤麂咆哮声。“像小鹿一样,浑身棕黄色,在南岭见过一次。”她用谈起朋友的口吻介绍,“不会对你造成伤害的,它好胆小,‘咔’一下就把自己摔得僵死过去。”
山中万物,赵艳华如数家珍。她带南方周末记者去看一个树洞,用手电照着:“下过雨之后就有很多蟾蜍躲在这儿,现在是一只金龟子。这棵树空了,被白蚁蛀得差不多了,看起来健壮,但从下面就开始生病了。”
她说起观察一只蜘蛛的经历。那只蜘蛛住在天河公园的一个树洞里。她每天去看它,看了九十一天,买了一堆蜘蛛图鉴还是不能确定品种。后来下暴雨,树洞被雨水冲刷,蜘蛛也跑了,曾经的家园被马陆占领。她捡到蜘蛛蜕掉的一层壳,“很轻,一吹就没有了”。
2026年3月,在赵艳华笔下天河公园的荒地里探险时,她再次谈起自然向自己敞开的那些神奇时刻:“当你长时间盯着一个地方,你会看到无数虫子匆匆忙忙,有的往这儿走,有的往那儿走,好像一个平行世界。你得进去,得被批准。”那一刻,她说自己“每一个毛孔都向外打开,消融在万物之中”。
她指着一片水塘,里面有睡莲,也有银环蛇,“很美又很毒的地方”。她每次都站在岸上用头灯往池塘里照,既要尽可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又想发现它们。她的性格里,“一方面很胆怯,另一方面又很喜欢冒险”。
在丈夫去世后的第一个冬天,赵艳华在公园里看到一棵乌桕树。树冠饱满,一树红艳艳金灿灿的叶子。她形容,这棵树“简直像一个美人”。
一场台风过后,乌桕树凋零了半边,剩下的叶子蜷曲在枝头。她站在树下,一片叶子毫无预兆地飘落下来。
那一瞬间她想起丈夫离开的那个早晨。前一天晚上他还能自己洗澡,第二天就在枕上安静地走了。那么简单,那么容易。
她忽然明白,一个人,就像一片叶子。

赵艳华喜欢观鸟、夜游、跑步,经常去公园和山里走走。(受访者供图)
五十岁的春天,开启人生新起点
丈夫去世后,赵艳华为了换个环境,也为了儿子上学方便,搬到了天河公园附近。那五年,她一抬脚就进了公园。那些树不说话,鸟不说话,虫子不说话,但它们都在那里,陪着她。
还有一个“重建自己”的方法,就是写作。她第一篇完整的文章是《公园》,后来写了《乌桕树》,共同“完成哀悼的第一部分”。对赵艳华来说,写作是一种梳理,“它会让你形成一个很清晰的意识——原来我是这样想的”。
她写自然时,熟悉的名词一个接一个地往外涌,她担心自己的文字“太密了”,可又忍不住,“有些时候你身在其中,会有一种罗列的快感”。
2022年暑假,她交了稿。十二万字,比预期的多。
书稿交出去之后,生活并没有变得轻松。2024年,儿子升入高三,他们搬到了荔湾。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几乎所有的关系,同事、朋友、家、单位、天河公园、火炉山,都留在了天河。儿子还没放学的时候,她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感到非常孤独和疏离,那段日子,她经常失眠。
她尝试抓虫子回家养。最先是一只大燕蛾,在小区绿化带里捡到的。那小东西奄奄一息,趴在她手心。她把它带回家,放在盒子里,看它慢慢恢复元气,在吊灯上安静地趴着。“我一个人在灯下吃晚饭,喝茶,玩手机,写点东西。抬头看看,它仍旧挂着,一动不动。”她在文章里写道,“这个宠物,挺安静,挺平和,也挺好相处的。”
她试着在越秀公园夜观,去了五六次,也去了增埗公园许多次。她想建立新的观测基地,但最终没有。太忙了,没有时间长久徘徊,只能在小区里跑步。
那种疏离感一直持续到儿子考上大学。
儿子离家后,赵艳华决定去连州支教。那座粤北的小城,有她从未见过的青山和稻田,有浩荡的阳光和夜晚排队飞过群山上空的鸟儿。她住在15楼,阳台朝西,正对着层层叠叠的山。她在那里写《连州八记》,把风物、人文、历史都写了进去。
与此同时,她作了一个更艰难的决定,搬回旧日的家。那是她和丈夫一起生活了十七年的地方。她原本担心自己会被回忆搅动,无法平静。可真的回去之后,她发现“家就是家”。那些东西还在,那些记忆还在,但它们不再压迫她,而是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周末或假期,她从连州回到广州,在那间屋子里继续阅读,写作,感受到一种久违的自由。五十岁这年的春天,她说她开启了人生的新起点。
火炉山那次见面,学生们都察觉到了这种变化。张颢灵注意到,她开始聊参与北京单读分享会,和其他作家一起做访谈的事。“那种自由,那种思想在交流、在碰撞的感觉,我超级羡慕。”娄紫菡也有同感,她记得赵艳华谈起自己对未来的设想,“这段时间在连州支教,让她有时间去找回自己内心真正喜欢的东西”。
回望三四十岁时全身心扑在讲台上的日子,赵艳华的心情复杂。
本科毕业那年,父亲生意失败,她到东莞教书还债,一教就是八年。那段时间,她在天涯论坛写散文,小有名气,“拿出来就会有报社编辑把它拿走发掉”。但看到论坛里那些“大牛”的文章,她觉得自己读不懂。“很需要重塑知识体系,渴望着回去努力读书。”
后来,她在报纸上读到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金岱的一句话:“帮助每一个个人站立起来,是最辉煌的事业。”她被击中了。之后,她考取研究生,跟随金岱读研。读研期间她结婚生子,四年后毕业,回广州当高中语文老师。
初高中的教学完全是两副面孔。在东莞几乎不用备课,到了广州,备课量陡然增大,每天都在研究高考。
她一度投入其中,觉得当老师真能影响一个人。如今再回头看,她对那时的状态有些感慨,“非常繁琐,很消耗人”。
她并不否认,很多人可以在里面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对自己作为老师的角色,她也有自己的评判。但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她开始觉得,写作在她生命中的分量更重了。

赵艳华带学生在天河公园上自然观察与写作课。(受访者供图)
“您从未离开过我的生活”
想明白了这些事情之后,赵艳华有意将自己的教师身份从体系里淡化出来:“不是不做这个职业,而是在最紧张的时候给他们一点松弛。”
她讲《琵琶行》,让学生自由讨论琵琶女的结局。她为学生留出课前五分钟,让他们分享自己的爱好与发现。有人讲炒股心得,有人讲古文理解,“女为悦己者容”如何演变成“女为悦己而容”。她的讲授不局限于课本,时常分享身边优秀友人的故事,让学生看到另一种活法。
在赵艳华看来,做老师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再去面对学生,重要的已经不是教他们什么,而是真正地看见他们。每个人都有向上的地方,关键是要看见那些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优点。也许只是偶然的表现,但老师要把它“焊在他们身上”。
她经常这样表扬学生:“你的思维特别强,你做这种题特别厉害,下次这道题就属于你了。”她观察过,当学生听到这话,再碰到难题,反应就会是:我很厉害的,我要把它做对。
赵艳华的一些学生将她视作亦师亦友的存在,毕业后,依然与她保持着心灵层面的交流。娄紫菡是其中之一。她中考失利,刚入学时有些自暴自弃,觉得自己不该待在这所学校。作为她高一的班主任,赵艳华让她每天写日记,慢慢开导,一个多月后,她状态好了起来,后来还当了三年班长。“我喜欢上我的高中有80%的原因是因为老赵。”娄紫菡说。
张颢灵记得,赵艳华会在课上讲一些“非主流”的观点。有一次讲到某地表扬老师在自己的孩子发高烧时还坚持上课,赵艳华说这是不对的。张颢灵当时有点惊讶,在她的认知里,课堂通常不是教师展现个人想法的地方。后来张颢灵才意识到,也许这件事对赵艳华有更深的意义。
另一个学生胡诗茹记得,赵艳华曾对她说,她在性格方面和思想方面都非常健全。这句话在后来的很多个瞬间,都在支撑着她。毕业后,胡诗茹仍会每隔一两个月联系赵艳华,遇到选择困惑时,总想听听她的建议。“她比较了解我,有时候我觉得她比我更能知道我想要什么。”
高三那年,有个学生成绩一直很好,临近高考却扛不住了,选择回家自学。那学生分班后早已不在她班上,但赵艳华听说后,还是去家访了。她和孩子聊了很久,试图安慰,试图开解。娄紫菡知道这件事,“尽管最后的成效不佳,但这已经是赵老师的分外之事。她本没有必要管的,但因为看重那个孩子,她就去了”。
丈夫生病最严重那年,同事帮赵艳华代课,她只需要教一个高三班级。她感谢教学时光将自己拉回“此岸”。一个叫陈彦竹的女生,让她真正理解了“反哺”二字的意义。
在陈彦竹心里郁结的时候,赵艳华给过她开解。后来,丈夫病情最重的那些日子,赵艳华深陷绝望,有一天在教学楼走廊里哀哀痛哭。这个女生走过来,紧紧抱住了她。
从那个拥抱里,赵艳华感受到一种丰沛有力的精神力量。那时候她才明白,精神力量的强大,跟年龄、体格无关,甚至与学识也没有太大的关联。这个十七岁女生给予她的,一直支撑她到今天。
陈彦竹后来去了国外留学。她给赵艳华写过一段话,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从那个期末考的上午,我走到您的书桌前,感受到您那安定的气场、从而平静下来后,您就从未离开过我的生活。我也希望我可以留在您的生活中,哪怕我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不够稳定。”
赵艳华说,这是“在黑暗中被加冕了”。
还有一次,一个过去教过的男生在街上偶遇她。那时赵艳华刚经历丈夫去世,感觉“满目疮痍”,学生走过来,轻轻拥抱她,拍了拍她的肩膀。她后来向朋友感慨:“何德何能。”
那些她曾经照亮过的生命,给予了她最深的慰藉。

赵艳华的学生们。(受访者供图)
“傻子,你又不是上帝”
现在,赵艳华仍然会在某些时刻被一个问题攫住:如果当初做得更多一些,结果会不会不同?她知道这是徒劳的追问,却无法完全放下。
同事老张在这一点上,为赵艳华提供了反观自己的镜像。第一次见面,老张就告诉她自己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需要他一辈子的照顾。
老张极聪明。他解决问题的办法永远是把问题拆解、分析、寻找答案、付诸行动。孩子的问题他解决不了,就研究养生、读佛经,然后继续编教材、写资料、带高三,把每个学生的成绩变化都勾画得清清楚楚。
“老张永远都在解决问题。”赵艳华后来以老张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像老张这样子的知识分子,比如我,遇到问题也是在试图用自己的头脑来解决,但是事情一定有我们的头脑无法解决的地方。”
丈夫生病那些年,四处求医之余,赵艳华自学中医,《伤寒论》读了四五遍,还跟着医生学针灸。她以为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找到那把钥匙。
后来她发现,那扇门是锁死的。
她曾反复对丈夫说:“我好愧疚,我帮不了你。”
丈夫则对她说:“傻子,你又不是上帝。连医生都没办法,你有什么办法?”
这句话后来一直跟着赵艳华。她意识到,无论自己多么努力,终究是无能为力。这种无力感,比悲伤更难消化。
赵艳华逐渐领悟到,她从来不是救世主,试图用自己的脑力去解决不可控的事,是一种“全能自恋”。老张同样如此。他那么聪明,但面对女儿的命运,除了活得更久,别无他法。
老友一苇也理解这种感受。同为写作者的她们,相识于校园时代,一苇评价赵艳华的文字“干净、清亮、有韵律”。
2010年,一苇的丈夫意外去世,留下5岁儿子。面对至亲的离去,一苇感到“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好像它是另一个命运一样。对于自己的命运,至少我可以把握如何去接受。但对另一个人,这种无力感很深重”。
那段时间,一苇陷入巨大的痛楚,一写日记就哭。她从小就懂得用解题的办法转移痛苦。这一次,她需要一道足够难的题。
她想起怀孕时和丈夫一起去图书馆借中国民间故事,失望而归。丈夫开玩笑说:“你怎么不自己写一本?做出中国的《格林童话》来。”
一苇开始做这件事。找资料,重述,从民间童话到神话,从西藏故事到佛经寓言,一做就是十六年,至今仍在继续。
她的状态改变了。在这之前,是“有我之境”,所有的写作都从心出发;在这之后,慢慢变成了“无我之境”。那些故事里没有她的悲伤,却有无数先人的智慧。
她读《庄子》,读到“鼓盆而歌”的故事。庄子的妻子去世了,他非常悲痛,后来明白,这世界上本来没有她这个人,大自然各种因缘际会,有了她这个人,现在她离开了,回到了造化之中,应该为她歌唱。
“‘托体同山阿’。一个人去世了,我到最后释怀的就是他回到了大自然当中。”在丈夫离开后的第一个春天,一苇带着孩子去爬山,春天的树长出新的叶子,小鸟在啼鸣,她觉得丈夫回到了这个世界,变成了每棵树、每只鸟,变成了一种冥冥之中护佑她的力量。
赵艳华也在自然中找到了类似的答案。她更为彻底地走进荒野,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棵树、一只虫、一片叶子的生与死。
有一回,一苇去了连州,和赵艳华去行山,赵艳华站在那里听鸟,一听就知道是什么品种,一苇不懂鸟,但她也能感觉到“和自然的融合”。
一苇一直记得一个画面。某年春节,赵艳华的丈夫病情已重,一家人住在增城的弟弟家,一苇带着孩子去探望。她们往野外走。赵艳华走在前面,一步一步,踏在泥土上。一苇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感受到,她是能负重前行的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击垮她,因为她和大地在一起,和她周围的自然是一体的。”
一苇的丈夫去世时,赵艳华曾对她说:“这个事情对你来说可能是成就你的一个契机。”意思是,以前她在关系中会有内耗,现在因为伴侣离开,反而获得了更多的时间和力量。如果不被困境击倒,就会变得更强大。
多年后,一苇也用类似的话勉励她。
关于这些话,赵艳华如今慨叹:“命运的无常,要到很久很久之后,才能很好地梳理清楚,并明白它对你的意义。要到很久之后,才能这么说。”

赵艳华养了一只榕八星白条天牛。(资料图)
“像国王一般从容远去”
这些年,赵艳华开始对生病这件事变得格外敏感。身体上稍有不适,她就容易紧张。
她知道这种紧张从何而来。丈夫从查出重疾到离开的整个过程,那些检查报告、那些等待、那些无能为力,都成了她身体记忆的一部分。
但她年轻时不是这样的。
“使劲造,喝酒,喝很多酒。”她回忆九十年代初的自己,“意气风发,像个男人一样。”同学聚会,大家在火车站广场喝扎啤,熬大夜。“因为觉得自己肯定不会死,对死没有明确的意识,所以随便吃药,霍霍身体,到处蹦跶。”
第一次觉得死亡离自己很近,是2012年,她最好的朋友去世了。后来是2014年末,丈夫查出重疾,死亡的阴影慢慢笼罩下来。
恐惧并不独属于她。
1976年,一苇的母亲带着节育环怀上了她,浑然不觉,直到春天插秧时晕倒在田地里,被生产队的板车送到乡镇医院,才发现肚子里有一个孩子。一苇出生时不足月,落下间质性肺炎的病根。
“一到春天,一到秋天,我就咳得要死。”大四那年,她咳出一口血,在校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窗外的木棉一朵一朵往下掉,她听着那些声音,清晰地感觉到生命正在流逝。
每一次哮喘重度发作,每一次呼吸困难,那种感觉都会回来。她的主治医生反复叮嘱:一有呼吸问题,赶紧来住院。然后列举那些名字——邓丽君,大S,都是这样走的。“如果你自己不注意,没人能救你。”
在三月底,一苇即将迎来生日。她感叹自己竟活到了五十岁,而且正常工作,正常生活,正常写作,把她真正想写的东西都写了出来。
在连州时,赵艳华对她说:“无论如何,这是个伟大胜利。”
一苇记住了这句话。她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她很可能活到一百岁。“这是个伟大胜利,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我自己。我会格外珍惜我的每一天,我会用力地去生活,用力地去写作,用力地去爱身边的人。”
那天傍晚,赵艳华在天河公园的长椅上坐下来。她从包里掏出一本里尔克的诗集,翻到某一页。
“今天我读了一首诗,我可以读给你听。”
她开始读,读一段,解一段。
“‘这种艰难,穿过未做的一切/被捆住一般沉重地走去’。什么意思呢?天鹅是来飞的,它走路,就是‘未造设的走步’,很艰难。这是在说尘世的挣扎。”
她继续往下读。
“‘而死去,即不再抓住/我们每天立足的根基,像它骇怕的降落’。天鹅‘扑棱棱’降下来,好像在讲死的那个时刻。‘落入水中,湖水温柔的承纳’。据说人在死的时候会分泌大量的内啡肽,让你愉快。据说死亡是非常愉悦的事情。我不知道。”
“‘益发成熟,益发庄严,像国王一般从容远去。’”她念完最后一句,合上了书。“我读懂了他在说什么:一只天鹅在水里似乎得到了它应得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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