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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我是吴能彬，我能进学校里看看吗？里面有我捐赠的一栋楼，我想看看那楼有没有需要修缮的地方，我可以出资。”2024年10月28日，一位76岁的老人站在梅州市梅江区白宫中学的门口，礼貌地询问着白宫中学的校长陈中。
在白宫中学，吴能彬关心自己捐赠的慈母堂是否需要修缮。
在白宫中学，吴能彬关心自己捐赠的慈母堂是否需要修缮。
吴能彬，祖籍广东梅州市梅江区白宫镇，1948年生于印尼雅加达，是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华人领袖，创办了印尼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华人政党──印尼大同党，担任印尼客属总公会首任会长、信心旅游业集团总裁等职务。
虽出生在印尼，但吴能彬一直心系祖国和家乡。2000年，他发起和筹办的亚细安（东南亚）客属恳亲大会在雅加达召开，旨在弘扬客家文化，增进亚细安（东盟）地区各国客家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他被曾任中国驻印尼大使的陈士球先生盛赞为“一个享有威望的企业家、社会活动家”。
吴能彬在爷爷督造的房子炳耀莊前合影。
吴能彬在爷爷督造的房子炳耀莊前合影。
从20世纪80年代起，吴能彬多次返回老家广东梅州，为家乡造桥、修路、建学校，出资兴建梅州市侨联大厦和乡镇侨联大厦等，其善行义举，受到家乡父老们由衷的赞扬。
为自己是客家人而自豪
驱车行驶在狭长的村道上，吴能彬归家的心情越发急切。车辆停在了一处老房子门前，房子的门楣上写着“炳耀莊”。这是吴能彬的父亲当年在印尼挣了钱寄回来，由爷爷负责督造的。
炳耀莊是由吴能彬的父亲在海外挣的钱寄回来，由爷爷督造的。
炳耀莊是由吴能彬的父亲在海外挣的钱寄回来，由爷爷督造的。
此时，吴能彬的侄子吴荣生和侄孙吴海威早已等候在门口。一声“叔公回来了！”瞬间拉近了大家的距离。众人围坐一起，喝着客家绿茶，吃着沙田柚，聊起了往事。
和许多“过藩”的客家人一样，吴能彬的父亲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漂洋过海到了印尼讨生活，随后就在那里安了家。1948年，吴能彬在雅加达出生了，他们家共有十三个兄弟姐妹。
炳耀莊里挂着吴能彬家族的照片。
炳耀莊里挂着吴能彬家族的照片。
“我的父亲在我年幼的时候就走了，是我的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弟姐妹抚养长大。童年的经历使我坚强，使我明白只有辛勤耕耘，只有独立自主，靠自己、靠智慧，才会有丰硕收获。”吴能彬说。
由于生活所迫，吴能彬8岁就跟着大哥吴荣彬学习会计记账，十多岁就帮忙运送货物，学习维修汽车等技术。客家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在吴能彬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虽然是在国外长大，但吴能彬却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这与他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我母亲要求我们兄弟姐妹在家必须讲客家话，而且常常告诫我们不能忘本，提醒我们根在这里。”吴能彬用客家话说。
在吴氏祠堂里，碑文上记录了吴能彬捐资修缮的内容。
在吴氏祠堂里，碑文上记录了吴能彬捐资修缮的内容。
母亲的教育让吴能彬有着强烈“崇先报本、和衷共济”的意识。他以自己是客家人而自豪，也为他日后的事业奋斗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华校被查封，刚就读雅加达华校高中部的吴能彬也被迫中断了学业。吴母毅然将年幼的孩子们分别送到北京、广州和香港各地，继续学习华文，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从此，吴能彬先后在香港国际学校、圣士堤凡英语大专学院深造，攻读华文和英语。
在中华优秀文化的熏陶下，吴能彬在企业管理和人际交往中都带着深深的中国烙印。
“我不喜欢争和抢，年轻时候是这样，老了也是这样，中国人做事讲究的是以‘和’为贵。我也不喜欢勉强，凡事要顺势而为，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就行。”吴能彬是这么说的，这么做的，也是这么教育晚辈的。
1976年，吴能彬收购了一间规模很小的旅行公司。经过20年的努力奋斗，那间一开始只有两名职员的公司如今变成了拥有1000名职工、数十间分公司的跨国旅游企业。
凭着敬业自强的客家精神，以及出色的管理才能，吴能彬脚踏实地地带领企业集团获得一个又一个成功。
为华人谋利益而奔走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印尼的华人处境比较艰难。为了提高华人的社会地位，维护华人合法权利和权益，吴能彬认为，华人不仅要恢复华文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参与政治。华人不参政，就没有维护华人的声音，华人的合法权益也就得不到保护。为此，他马不停蹄奔走于华人社会，积极号召华人贤达之士增强参政议政意识。
1998年，哈比比政府开放党禁，吴能彬抓住时机，宣布成立大同党（全名为殊途同归党），目的是创建一个公平、繁荣、文明，不分部族、宗教、种族与集团，拥有相同权利的大同社会。很快，大同党不仅得到华人的热烈拥护，而且还得到爪哇人、马都拉人、印度人等族人民的支持。
1999年，大同党取得了大选权利，成为印尼48个参选的唯一以华人为主的政党。同年，大同党取得了3个国会议席、10个省议会议席和30个县议会议席。到2001年，大同党已获得国会、省、县等各级议会议席共70个。如今，大同党在印尼33个省设立了分部，有基层组织347个。大同党为印尼华人参政、议政、从政，提高华人的地位开辟了道路。
吴能彬一边成立政党参政议政为华人谋权益，一边积极推进中华文化传播。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间，吴能彬为推动当时在印尼受阻的华文教育奔走。最终，在印尼民主改革的洪流下，华文教育迎来了春天，华语也得到了更广泛的普及。
吴能彬与白宫中学的校长陈中交流，表示学校如果有资金需求，他将尽力满足。
吴能彬与白宫中学的校长陈中交流，表示学校如果有资金需求，他将尽力满足。
包括吴能彬在内的广大华人纷纷开办华人报纸、华人学校、华人书局；举办印尼华语教师培训班；开设客家方言电台；组织海外华侨回乡祭祖、寻根认宗……
为更好地传播弘扬中华文化，提高印尼华族的华文水平，吴能彬及大同党同仁创办了《和平日报》和《新声报》。报纸创办后，深受社会各界尤其是华人的好评。
在采访间隙，吴能彬打开了他手机里的《和平日报》客户端，报头的下面有一行字——“唯有和平才能避免分裂”。“‘和平’二字对我们这样在海外的华人尤其珍贵，因此我给报纸取了这个名字。”
翻看里面的内容，有许多关于中国的时政新闻。“我希望以最快的速度传递中国的好声音到海外，让乡亲们看看我们繁荣昌盛的祖国。”吴能彬说。
以弘扬客家精神为己任
“这次回梅州是顺道的，我刚参加完在河南洛阳举行的世界客属第33届恳亲大会。我带了一个团的印尼乡亲参加，如今我又带他们来梅州参观了。”2024年10月底，吴能彬带着华侨团抵达梅州，带他们在家乡寻亲访友，游览梅州的山山水水。
“家”是客家人最大的精神寄托。为宣传家乡，助力家乡发展，吴能彬多次组织印尼华侨开展客家之旅，返乡探亲、寻根祭祖。
吴能彬致力于团结海外客家乡亲，弘扬客家文化。他是世界客属第16届恳亲大会的顾问，第17届恳亲大会的主席。
2004年11月21日，在河南省郑州大学举行的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暨第九届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上，厦门大学客家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孔永松教授宣布，授予世界客属组织秘书长、印尼客属总公会首任会长吴能彬荣誉博士学位。
为何热衷于此？这与吴能彬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有关。
在印尼，华人是一个庞大的族群，约占该国人口的5%，其中客家人口总数约为800万，大概占印尼华人总数的40%。印尼华人大多来自中国的南方省份，如福建、海南、广东等。
为更好地团结印尼华侨华人，1998年春，吴能彬联袂潘炳光、熊宏万等志同道合的客家华人，在吴荣彬、吴干彬等兄弟鼎力支持下，创建了印尼客属总公会，并出任第一任会长。不久，吴能彬又全身心地投入全球客属文化活动中。
2000年4月20日，吴能彬发起和筹办的亚细安（东南亚）客属恳亲大会在雅加达召开。这场大会增进了亚细安（东盟）地区各国客家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了地区的发展与繁荣。
2002年11月，在众多客属贤达之士的协助下，全球各地数千名客属乡亲云集雅加达，成功举办了世界客属第十七届恳亲大会。
不仅为团结客家乡亲四处奔走，吴能彬在百忙之中还对客家文化的历史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跨入21世纪全球客属的时代使命》《世界客属事业新世纪的新任务和新发展》等论文，字里行间满是对客家文化、客家乡亲的深情。
“一个人活在世上，要对别人有好处。”吴能彬常说，乡情难忘，在海外的客家人经过奋斗成功之后，总希望尽其所能，回报故土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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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在印尼
“日久他乡即故乡，晨昏须上祖宗香。”这句诗描述了印尼华侨华人的生活。他们在异乡闯荡，为了更好的生活，把异乡当成故乡，努力打拼经营自己的事业，但与此同时，一直心系故土，不忘根源。
据史料记载，最早从晚唐（约公元879年）开始，就有广东人移居印尼。早期许多广东人前往南洋谋生，其中有些人擅长经商，颇受当地酋长的敬重。乾隆年间，一个在南洋历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罗芳伯登上了历史舞台。
罗芳伯出生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石扇堡一耕读之家，“少负奇气，生性豪迈，行侠好义，喜结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35岁的罗芳伯决定下南洋谋生，历经风浪，从一个叫“三发”（今天的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的地方上岸。
起初，罗芳伯以教书为业，他有文化、有胆识、有才能，又懂武术，身体壮实，既能团结侨胞，又能与当地土人合作，深受当地人民和华侨的拥戴。罗芳伯在站稳脚跟后，积极联络当地土族头领，成立华侨与当地民众相结合的军队。
1777年，罗芳伯与潮州人陈兰伯一起在东南亚西婆罗洲（现称西加里曼丹）坤甸成立了“兰芳公司”，是个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含有政治色彩的团体组织。由于不少当地土著酋长都要求兰芳公司保护他们，罗芳伯又在坤甸成立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并担任共和国元首，总揽国家保安及各部族之间的协调工作。而各部族的内部事务，仍然由酋长负责。在国势最高峰时，兰芳大统制共和国的势力范围占有整个婆罗洲。历史上，兰芳大统制共和国也曾向清朝称臣，并派员前往北京朝贡。
1886年，这个在异域建立起来的华人小国，遭到荷兰殖民主义侵略军的猛烈进攻，终因武器太差而失败，这个华人国家也随之灭亡。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共存在了110年，尽管时间短暂，但作为华人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共和国，印记了广东华侨华人在南洋的历史足迹。
及至19世纪，中国移民海外人数日益增加，华人社团组织也以各种地缘、族缘、语缘形式集结发展起来。印尼各地的广东会馆、同乡会在1880年前后开始纷纷成立，潮汕、客家、广府的华侨华人纷纷设立会馆、社团，修建庙宇，守望相助。
印尼各地分布着客属团体、广肇会馆、惠潮嘉会馆、梅县同乡会、惠州会馆、潮州会馆、蕉岭同乡会及大埔同乡会等等。如创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惠潮嘉会馆，原为广东公祠，为惠州、潮州、嘉应州（今梅州）3府25县乡亲的联谊组织。
华侨华人在印尼辛苦打拼，主要以经商为主，一些广东籍华侨先辈依靠勤奋致富，这就不能不提到晚清张弼士的故事。
张弼士1841年出生于大埔，年幼时生活贫困，为人放牧。18岁时出洋谋生，在雅加达一个华侨纸行当小工，得到店主信任，招为女婿。以后继承岳父遗产，销售各国名酒，后来又得到荷印政府信任，承包了研究专利权，获巨利。后来成立裕和公司，在亚齐及日里等地投资椰子、橡胶、咖啡及水稻垦殖业等，终成巨富。爱国的他又回到祖国投下巨资。1894年，在烟台投资300万元创办张裕酿酒公司，成为经久不衰的民族品牌。
他的爱国情怀更反映在召集印尼广东华侨张煜南兄弟回国兴办潮汕铁路一事。1899年，清政府委任张弼士为佛山铁路总办，他邀请祖籍梅县、在苏门答腊靠种植业发家的张煜南、张鸿南回国商讨兴办铁路事宜，着手筹建潮汕铁路。这条铁路南起汕头，北至潮安，全程39公里，于1906年10月完工。这条铁路较美国华侨陈宜禧创办的新宁铁路早两年，成为海外华侨回国创办的第一条铁路。
张弼士在南洋华侨中享有极高威望。他曾捐赠8万元创办马来西亚第一所华侨学校——华中小学。该校长期供着他的头像，教职员早晚焚香供奉，足见对他的敬仰。
参考资料：2016年12月09日，南方日报，《印尼华侨华人：下南洋经商致富 兴族群广施文教》，金朱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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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南方日报 南方+
记者 陈萍
通讯员 邓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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