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明：从“被选择”到热爱，一位胃肠间质瘤医生的二十年

从最初对“冷门”方向心怀抵触的青年学子，到如今在GIST领域挥洒自如的权威专家，汪明用二十余年光阴，完成了精彩的蜕变。

他坦言，临床工作能带来“短平快”的成就感，而科研则需要更漫长的耕耘与积累，他享受这两种节奏带来的不同挑战。

文 / 麦芬

编辑/木荷

2002年，汪明还是一名医学硕士生时，他的人生轨迹因导师曹晖的一席话而悄然转弯。彼时，他对普外科手术充满向往，却被分配了一个极为“冷门”的研究方向——胃肠间质瘤（GIST）。这个名词在当时，不仅对公众，甚至对许多医生来说都相当陌生。

二十多年后，已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知名专家，并在GIST领域有诸多成就的汪明回忆，自己当时是有点抵触的，学习罕见病，让他担忧未来的职业发展。

▲汪明在模拟手术室向大学生演示外科缝合操作。（受访者供图）

但是，这次“身不由己”的选择，竟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最幸运的开端。他不仅见证了中国GIST诊疗从一片空白到逐步规范的全过程，更以二十余年的坚守与拓荒，成长为该领域的中坚力量，用自己的智慧与温度，为无数患者点亮了希望之光。

被选择“冷门方向”

在导师曹晖向汪明提到GIST之前，他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一疾病。“这个名词在当时的大多数临床医生听来都相当陌生，更不用说一个尚未毕业的学生。”

汪明知道，GIST是一种罕见病，而普外科的主流是胃癌、结直肠癌这些高发病种。选择一个如此“冷门”的方向，意味着更少的病例、更有限的经验，以及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虽然心中疑虑重重，但他并未直接向导师表达自己的抵触情绪。

作为一种起源于胃肠道间叶组织的肿瘤，胃肠间质瘤的发病率不高，在中国每年新发患者约2万-3万人，属于少见肿瘤。它行踪隐蔽，早期症状常与普通胃肠不适无异，许多患者发现时已非早期。

但它同时又是现代肿瘤学发展史上的一座“灯塔”。21世纪初，初代靶向药物的出现，将晚期GIST患者的生存期从一年左右奇迹般地提升至五年以上，使其一跃成为精准治疗的成功典范之一，开启了实体肿瘤靶向治疗的新纪元。

汪明的导师曹晖作为一名资深的医者，嗅觉非凡，他从大洋彼岸刚刚兴起的靶向治疗浪潮中，敏锐地捕捉到了GIST的特殊价值。他告诉汪明，GIST将成为未来几十年里极具标志性的一个病种，是理解和实践肿瘤精准治疗的一把“金钥匙”。

带着“先完成学业”的简单想法，汪明开始遵从导师的安排，一头扎进了GIST的研究中。他搜集当时国内外为数不多的文献，从最基础的概念学起。随着了解的深入，他逐渐被这一疾病的独特魅力所吸引。他看到，传统的化疗对GIST几乎无效，而小小的靶向药片，却能让巨大的肿瘤神奇地退缩，让许多被判了“死刑”的晚期患者重获新生。

▲汪明参加仁济医院实训中心腹腔镜基础技能培训师认证培训班，获得讲师资格。（受访者供图）

这种颠覆性的疗效，强烈地冲击着他原有的医学认知，也让他从最初的抵触，慢慢转变为浓厚的兴趣，享受精准治疗的魅力。“我越做越感兴趣，觉得当初这个选择没有错。”

从“被选择”到主动拥抱，汪明完成了自己心态上的关键转变。他意识到，自己所踏足的，并非一条偏僻小径，而是一片充满无限可能的蓝海。

在数据库拓荒

在GIST这片亟待开垦的土地上，汪明做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拓荒”工作，就是建立一个病例数据库。这项工作，远比听上去要艰难得多。

世纪之交，国内对GIST的病理诊断标准尚未统一，大量的GIST患者被错误地诊断为平滑肌瘤、神经鞘瘤等其他肿瘤，他们的病例资料散落在医院档案库的各个角落，如同一颗颗蒙尘的珍珠。为了将他们一一打捞出来，汪明开启了一项“医学考古”。

他与病理科的老师合作，将医院资料库里数年来所有可能被误诊的病例档案全部翻找出来。“这项工作涉及要把过往病史、切片翻出来，重新进行染色，并结合一些基因检测的工作。”汪明回忆道，这是一个极其繁琐的过程，需要耐心和细致。

在实验室和病案室的无数个日夜里，他像一名不知疲倦的侦探，在显微镜下和发黄的病历中寻找着蛛丝马迹。到他硕士毕业时，已经成功地为仁济医院筛选并确诊了第一批约100例GIST患者，并为他们建立了详细的档案。

这100例，只是冰山一角，背后是他筛选过的数倍于此的疑似病例。但这100例，却为仁济医院的GIST研究，奠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

档案建立后，汪明并没有止步于完成一篇论文。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颇有些“多此一举”的事——拿起电话，对这些被“重新发现”的患者，逐一进行电话随访。

“我听到比较多的评价，就是很多患者觉得我这个小医生倒是很负责任，”汪明笑着说，“患者觉得，手术过去那么多年了，还想到要通知他们回来复查，告诉他们现在可能有一个新的诊断结果。”

对于这些患者而言，这不啻于命运的转机。而对于汪明，这些鲜活的案例让他深刻地体会到，自己案头枯燥的数据整理工作，可以直接与患者的生命紧密相连。

从最初由Word文档和Excel表格构成的简陋数据库开始，二十余年来，汪明从未停止过对它的维护、更新与完善。随着仁济医院GIST诊疗中心的声誉日隆，前来就诊的患者越来越多，这个数据库也如滚雪球般壮大，从最初的100多例，发展到如今管理着超过2000名患者的庞大、信息化的系统。

其实，这个数据库也早已超越了个人研究的范畴。它成为了国内规模最大、随访资料最完整的GIST队列之一，成为整个团队进行临床决策、开展研究、发起全国多中心临床试验的宝库。

“晚期”与“进展期”

如果说，建立数据库展现的是汪明作为一名研究者的严谨与远见，那么在日复一日的临床工作中，他所展现的，则是一位医者最本真的善良与同理心。他常常将“爱伤意识”挂在嘴边，这是一种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的行医哲学。

他有一个坚持多年的习惯，在向患者解释病情时，他会有意避开“晚期”这个词。“如果直接跟病人说已经是晚期的话，太打击人了。”因此，他更喜欢用“进展期”这个词，对患者来说，接受度会更高一点。

从“晚期”到“进展期”，一词之差，给技术性描述增添了人性化关怀。他总是乐于向绝望的患者介绍自己手中成功的案例，告诉他们，GIST是一场长跑，只要科学管理、规范治疗，就有机会看到更多的风景。

几年前，一位患者找到了汪明的门诊。来的是患者的女儿，她描述母亲的病情时，几近哽咽。她的母亲腹腔内长满了巨大的囊性转移灶，肿瘤像一个个装满水的气球，严重压迫着内脏，导致她腹胀如鼓，无法正常进食和生活。身体的巨大痛苦和对疾病的恐惧，彻底摧垮了这位患者的精神。女儿告诉汪明，她的母亲因为无法忍受折磨，已经尝试过一次自杀，所幸被抢救了回来。

汪明听后，心中也感到十分难过，他回忆道，患者的肿瘤已经无法通过手术根治，常规的思路是继续尝试靶向药物治疗。但他意识到，对于这个已经被痛苦逼向绝境的患者而言，眼下最迫切的，不是根治肿瘤，而是缓解症状，提升她的生存质量，让她重新燃起活下去的勇气。

他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巧妙的方案：不急于做创伤巨大的手术，而是先通过超声引导下的穿刺引流，将腹腔内压迫最严重的囊液引流出来。这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但对于当时的患者来说，却是一剂“救命良药”。引流之后，患者腹胀的症状立刻得到了极大的缓解，随着生活质量的改善，她的情绪也逐渐稳定下来，重新积极地配合后续的靶向药物治疗。

▲手术室中的汪明。（受访者供图）

“患者到现在也已经两年了，目前虽然疾病还是在缓慢进展中，但至少我想，当初如果没有做这样一个穿刺引流的决定，可能患者不一定能够坚持到现在。”汪明说。

随着声名远播，找他的患者越来越多。为了更好地服务那些病情复杂、需要及时沟通的患者，他参与建立了一个数百人的患者微信群。

这份长年累月的付出与奉献，也为汪明赢得了一份特殊的认可。因长期深度参与中华慈善总会的患者援助项目，他被授予“最美慈善医生”。他把这座奖杯摆在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他说，这能时刻鞭策和鼓励自己，不忘初心。

做前沿研究的“摆渡人”

过去二十年里，伴随着一代代靶向药物的问世和纳入医保，GIST的治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功地将一种凶险的肿瘤“慢病化”，让无数患者得以长期“带瘤生存”。

然而，在这片光明之下，一个巨大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几乎所有患者最终都无法避免“耐药”问题。“随着用药的时间越来越长，耐药问题就成了一个巨大的瓶颈。”汪明在临床中，常会出现尴尬的境地，“患者可能还活着，但是药已经用完了。”

如何破解耐药困局，延缓耐药的发生，并为耐药后的患者寻找新的出路，是当前全球GIST领域最核心的挑战之一，也是汪明近年来科研工作的主攻方向。作为一名临床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他深知，真正的创新必须源于临床，服务于临床。

他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设计和发起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中，致力于将手术与药物治疗进行更深层次的有机结合，为耐药患者“架桥铺路”。

比如，他正牵头开展的一项研究，聚焦于GIST耐药后的“转化治疗”。他们尝试将最新一代的靶向药物瑞派替尼与外科手术相结合，用于那些后线治疗失败的患者。目标是，先通过有效的药物让部分耐药的肿瘤重新得到控制甚至缩小，从而为那些原本失去手术机会的患者创造出再次手术的可能。这项探索，有望用“组合拳”的方式，为GIST耐药患者提供一种全新策略。

另一项由他牵头的研究则有关外科手术的规范化。他发现，现有的国内外诊疗指南，对于腹腔镜微创手术在GIST治疗中的应用推荐，还相对保守。这与许多大中心的临床实践存在“脱节”，在不少技术成熟的中心，已经能够安全地为一些特殊、复杂部位的GIST患者实施微创手术。

他解释，“指南之所以那么保守，归根结底还是缺乏相应的一些循证医学的证据。”为此，他带领团队发起了一项全国多中心的前瞻性临床研究，旨在用最科学、严谨的数据，去验证腹腔镜技术在胃部“特殊部位”GIST治疗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其最终目标，就是为修订国家级诊疗指南提供高级别的证据。

除了主导大型临床试验，汪明与国内同行一起，参与编写了多部GIST诊疗的专家共识，内容涵盖外科手术、药物不良反应处理等多个方面。此外，他还加入了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李健教授牵头的“月评小组”，每月坚持翻译和点评国际上最新的GIST研究文献，以保持与全球科研前沿的同步。

▲在学术会议上发言的汪明。（受访者供图）

汪明介绍，GIST的真实发病率与临床统计学的发病率可能存在较大差距，按照日本和德国的研究，尸检病人中，有30%在胃部发现了很小的间质瘤，“如果把身体中那些很小的间质瘤都算上去的话，GIST有可能是一种常见病。”

定期的胃肠镜体检是发现早期病变的最重要手段。他建议，40岁以上的人，如果从来没做过胃肠镜，都有必要做一次检查，如果没有问题，那么可以每3-5年做一次，如果查出来息肉或溃疡等，或有胃肠道肿瘤家族史患者，需要缩短间隔时间。汪明在之前的一次检查中也在肠道发现了8个息肉，现在他已养成习惯，每1-2年必须做一次胃肠镜检查。

尽管东亚地区是胃肠道癌症的高发地区，但相比中国，日本、韩国的早癌占比在百分之六七十，而中国的早癌比例目前不超过30%。“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原因是日本、韩国全民的胃肠镜检查的政策执行得好，我觉得胃肠镜检查很有必要纳入常规体检项目中。”汪明说。

从最初对“冷门”方向心怀抵触的青年学子，到如今在GIST领域挥洒自如的权威专家，汪明用二十余年光阴，完成了精彩的蜕变。他坦言，临床工作能带来“短平快”的成就感，而科研则需要更漫长的耕耘与积累，他享受这两种节奏带来的不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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