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
两千多年前的南越国,虽然没有留下太多的文献记录,但赵佗治理南越国长达六十多年,开物成务,草创经营,史书上称赞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班固《汉书》)。这种文理,反映在舟车、文字、音律、冕旒、衣食、人伦、政治等方面,都为岭南文明开创了一片盎然的生机。
广东人有着热爱音乐的传统,远在汉代,就有一位番禺的歌手,在皇宫中为汉惠帝演唱。他的名字叫张买,唱的是“越讴”——用粤语演绎的地方曲谣。他的歌声音韵悠扬,妙不可言。歌中传达民间疾苦,往往暗寓规讽。吕后当政时,封了张买为南宫侯,屈大均称赞他“开吾粤风雅之先”。广东人为了纪念这位歌手,曾在番禺建了一座秉正祠祭祀他(位于今天的广州秉政街),这是广州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座祠堂。
中国人的祭祀,乃出于一片崇德报功之心,感谢有功德者对于社会文化的施与。人们祭祀一位歌手,是因为相信音乐也可以“正色立朝”。生活无论如何艰苦,人们都能忍受,但不能忍受没有音乐的日子。十番锣鼓、木鱼歌、龙舟歌、南音、潮州音乐、畲歌、秧歌、客家山歌等,从粤东到粤西,从山区到平原,一年四季,弦歌不绝。
以前潮州人在上元节有斗畲歌的风俗。至今潮州人还把你一言我一语的斗嘴,叫作“斗畲歌”。客家山歌就更有名了,高亢嘹亮,节奏自由流畅,唱腔变化万千,仅梅州就有百多种腔调,“山歌紧唱心紧开,井水紧打紧有来,唱到青山团团转,唱到莲花朵朵开”。正如屈大均所说:“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广东新语》)
人们常说,柔弱纤细是南方人的特点,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这种印象是从南方人的身材得来的,因为与东北大汉相比,广东人体形似乎普遍较瘦小,但他们的性格决不柔弱,恰恰相反,长年与大海相搏、与大山为伴的广东人,性格粗犷、坚毅、豪爽、乐观向上,这从广东音乐中就可以找到证据。
广东人最常用的乐器是什么?既非二胡,也不是古筝、笛子,而是大鼓。“粤之俗,凡遇嘉礼,必用铜鼓以节乐。”(屈大均《广东新语》)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粤剧,广府人惯称之为“锣鼓大戏”。雷州半岛有一种民间活动叫“雷州换鼓”,击铜鼓以祭雷神。端午节赛龙舟,咚咚的鼓声更是不能少。震耳欲聋的大鼓,令人血脉偾张。潮州音乐最出名的就是锣鼓。大鼓、斗锣、苏锣、月锣、应锣,加上深波、大钹、唢呐、横笛……演奏的花灯锣鼓、潮州大锣,节奏强烈,高亢奔放。
一些粤乐行家认为,广东方言对广东音乐有着直接的影响。广东方言有九声之多,与只有四声的北方方言相比,语音上更加丰富多变,具有更强的音乐感,这种差异决定了广东音乐与外地民乐的不同,广东音乐在旋律、华彩等方面,音域更为广阔,能够把广东人强壮、硬朗和乐观的性格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比如《雨打芭蕉》《赛龙夺锦》《步步高》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曲,轻快如高山流水,热闹如花团锦簇,表达着一种开拓向上的精神特质。
一些原本沉郁悲凉的古调,经粤乐大师们一改编,也变成了明亮欢快的曲子。寡妇倾诉心中哀怨之情的《寡妇诉怨》,被扬琴名师严老烈改编成欢快活泼的《连环扣》;表达宫女悲愁情绪和寂寥清冷意境的《汉宫秋月》,被改编成曲调和谐优美、广阔丰满的《三潭印月》;经何博众整理的《雨打芭蕉》,运用顿音、加花等技巧,把人们久旱逢雨的欢乐表现得畅快淋漓。
许多富有地方色彩的事物,诸如广东人喝凉茶、穿木屐、睡瓷枕、住骑楼等,推敲起来,无不与水土有关,音乐亦然。
(作者系广东历史文化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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