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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蓝色多瑙河的交响——诺奖视野下的东欧文学”文学对谈在花城文学院举行。
本次活动以花城出版社持续耕耘的“蓝色东欧译丛”为脉络，该丛书主编、《世界文学》原主编高兴，作家、翻译家余泽民，以及诗人、艺术策展人黄礼孩围绕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获奖，引领读者深入东欧文学的精神腹地，展开一场关于历史、语言与文明互鉴的深度对话。
受访者 供图
缘起
为什么是“蓝色东欧”？
对谈伊始，主持人黄礼孩以诗意的语言将地理的河流升华为精神的隐喻：“多瑙河是一条流淌着帝国记忆、民族悲欢和精神乡愁的隐喻之河。”他巧妙地将广州与多瑙河流域的气候相连，进而引出东欧文学超越地域的精神流动性。
高兴回忆，“蓝色东欧译丛”的初衷正是向读者呈现一片更为丰富、深邃、多元的东欧文学景观。蓝色不仅是多瑙河的颜色，也象征天空的深邃与思想的辽阔，“我们想做的东欧文学是以一种更加广博、丰富，更加深邃的形象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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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丛书自启动以来，已出版近70种作品，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项目。高兴感慨道，外国文学翻译的编校工作量相当于做一本中国文学的好几倍，“这套丛书似乎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只要做好这一套丛书，就会有一种生命力涌现出来。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据悉，为更满足当下读者的阅读需求，花城出版社计划在2026年上半年推出“蓝色东欧·轻读版”，以更轻盈的形态延续这段文学对话。
三十年文学缘
余泽民与拉斯洛的相遇与相知
如果说“蓝色东欧”是一座桥，那余泽民便是桥上最执着的行者之一。他与拉斯洛长达30余年的友谊，成为当晚最动人的叙事。
1993年4月，余泽民在匈牙利友人家中初遇拉斯洛。当时拉斯洛刚出版中国游记《乌兰巴托的囚徒》，对李白充满热情。两人竟因一首《赠汪伦》结缘。余泽民回忆：“他（拉斯洛）说是‘一个男人写给一个男人的’，我猜是这首诗。”“他大概觉得我很有学问，虽然我只撞对了这一首。”当晚，拉斯洛便开车带他回到250公里外的家中，这段友谊从此生根。
1998年，余泽民陪同拉斯洛沿李白足迹行走中国，关系进一步深化。他透露，拉斯洛曾请匈牙利汉学家为自己取名“好丘”，意为“美丽的山丘”，暗含对孔子（孔丘）的敬意。“这是一个汉学家对中国美好的想象，如今想来，反而格外珍贵。”
谈及翻译的挑战，余泽民坦言翻译拉斯洛的作品确实有难度：“拉斯洛的长句在匈牙利语中都是‘外语’，所以当我翻译到中文后，我就要接受这个现实——翻译过来的长句在中文里头也是个‘外语’，就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语言。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在中文中重建这种语言的独特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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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表示，这就是翻译的专业精神，要有一种献身精神才能够达到那样的高度。译者赋予了作品第二次生命：“我们读拉斯洛，既是在读原作者，也是在读译者余泽民。”
回响：
当东欧遇见中国，一场文学的双向旅行
高兴指出，东欧文学的丰富性源于其文化的多元交融，捷克、罗马尼亚等地融汇了本土、德语、犹太等多种文化，这种混合赋予文学以复杂性、多样性与思想张力。
关于拉斯洛与电影导演塔尔·贝拉的合作，余泽民认为这是“文学语言与电影语言相互转换”的典型案例。他介绍，这种转换并非单向——很多读者通过电影进入作品，也有读者从作品走向电影，二者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他特别提到电影《鲸鱼马戏团》全片145分钟仅由38—39个镜头构成，在当下“10秒钟就有10个镜头”的观影习惯中，这种创作无疑是对观众耐心的考验，却也正是艺术转换的独特魅力。
在探讨创作观时，余泽民援引了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的见解。这位作家曾表示，他那一类匈牙利作家追求的是“作品的不可译性”——这不是拒绝翻译，而是写作时不考虑作品是否易于翻译，从而更加专注于语言的原创性与艺术难度。在余泽民看来，这种追求与当下部分创作倾向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一种对文学本质的坚守。
文学的回响始终是双向的。余泽民还分享了他参与推动的中匈出版合作项目。自2016年起，“中国图书主题编辑部”在匈牙利落地，迄今已推出30多部中国作品，涵盖莫言、余华、苏童、史铁生等作家。此外，中国年画、汉画像石等艺术专题也以匈语出版，构筑起多元的文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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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尾声，黄礼孩呼吁在这个碎片化时代重拾深度阅读的耐心。余泽民也诚恳寄语读者：“读拉斯洛确有难度，但若带着信任与耐心进入，当你读懂其寓言与设计时，那种精神的愉悦将是无可替代的。”
采写：南方+记者 戴雪晴 通讯员 杨柳青
图片：主办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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