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以绿之名

▲湖州安吉县余村。（新华社/图）

▲湖州安吉县余村。（新华社/图）

湖州并没有“卷”能加快增长速度的采矿业，而是着眼更长远的未来，寻找一条真正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既是对昨日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回答。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南方周末研究员 戴春晨

责任编辑｜石登江柯玉圆

午后的阳光穿透云层映射着山峦，勾勒出层层叠叠的曲线，灵动、蜿蜒。清风徐来，道旁的草木纷纷舞动，与飞檐走壁的楼宇遥相呼应。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渐次浮现，悠然眺望着远方的天空。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这座地处天目山余脉的小村落，总是馈予游客们身处都市丛林难以体验的心旷神怡。

来到余村的游客们，总免不了多看一眼那块巨大的石头。在星星点点的繁花、波光粼粼的池水和石板桥的簇拥下，高达8.15米的赭色石头巍然耸立。阳光照耀下，镌刻着的两行大字格外醒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很多人听说过余村的故事。二十多年前，余村的村民们以炸山开矿为生，山体都是光秃秃的，村里常年灰尘笼罩。村民不敢开窗，无法晾衣，就连百年银杏也结不出果。村民们面对的，是山体破坏、空气污染和频发的安全生产事故。痛定思痛，余村的村民们决定关停矿山和水泥厂，向生态旅游转型。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很多村民失业，村集体年收入锐减，余村再次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余村考察调研。他表示，余村关停矿山、水泥厂是“高明之举”，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自此，“两山”理念由余村出发，走向全国、影响世界，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余村及其所在的湖州市，作为“两山”理念的诞生地渐渐被全世界看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不仅完整概括了余村这座小村落关停矿山、推动生态旅游的转型历程，也揭示了湖州这座地级市践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宝贵探索。

那是一种相对健康的发展模式。它关乎过去，也关乎未来；它关乎城市，也关乎乡村；它试图破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的思维局限，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协同增效。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年与第三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湖州市委书记表示，矢志不渝的坚持、改革创新的迭代、系统集成的治理、多维立体的转化，分别是湖州“两山”实践最铿锵的步伐、最澎湃的动力、最有力的支撑、最精彩的呈现。

过去20年来，湖州坚持在好山好水好风景里孕育新经济，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有效提升了发展的“含绿量”“含新量”“含金量”。

这座被人们熟知的绿美之城，究竟呈现出了什么样的魅力？

自觉的告别革命

在二十多年前的余村，潘春林是最早感受到变化的人。

2004年，附近的山顶上落成了一座抽水蓄能电站。不少从上海来的自驾游客，自余村取道，专程去欣赏蓄能电站的山顶“天池”胜景。在矿山、水泥厂都工作过的潘春林，早已萌生摆脱恶劣环境的念头。想到就要做到，辞职的他四处筹措了近60万元，办起了村里的第一家农家乐。

当他开始招待一些来自上海的游客，让他们吃上地道的农家菜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半只脚踏进了叫作“逆城市化”的未来。

新世纪之初，沿海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城镇化以一种昂扬的态势推进，人们纷纷涌入大城市，以求得安身立命之本；但与此同时，一些地区已出现逆城镇化的萌芽，一些上海人跑到没有丝毫旅游设施的乡村，只为一睹人造工程的壮观景色。

在新世纪之初的湖州，潘春林不是唯一的觉醒者。距离余村近100公里的长兴县水口乡顾渚村，一些村民也为从上海来的老年旅客办起了农家乐和民宿。水口乡是“茶圣”陆羽写《茶经》的地方。最初，有位上海来的退休医师来到村子后看上依山傍水的美景，租了一些民房办了一家疗养院。老医师在上海小有名气，慕名而来的老年旅客越来越多，仅有的三十余个床位渐渐住不下了。周围的村民在他的鼓励下改造自家民房，给这些上海来的老年旅客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

湖州长兴县水口乡顾渚村。（受访者供图）

湖州长兴县水口乡顾渚村。（受访者供图）

“村子里那时没有任何产业，生态优势可能是唯一的优势。”顾渚村党总支书记张明祥回忆起那段时光，依然不胜唏嘘。

那种原始的旅游业态，最初的经营并不好。潘春林的农家乐一度没有什么生意，焦虑于筹办的欠款，只能跑去上海找媒体投放“豆腐块”广告，渐渐有了生意，还自学了在搜索引擎上投放；顾渚村早前的三十来家农家乐和民宿最初低迷不振，村委会不得不整治村容村貌，并且开通到上海的接驳包车，村里的人气才逐渐旺了起来。

在潘春林迈出转行的脚步之前，余村早已下定决心告别炸山挖矿的粗放模式，拥抱更加可持续的生态旅游。一些村民跟随潘春林的步伐，也开始搞起了农家乐等小业态。

然而，那还是“速度优先”的思维占主导的年代。在村里的三家矿山和一家水泥厂关停后，村民一时间找不到过活的生机，村集体的年收入从三百多万元瞬间掉到二十多万元。质疑声纷起，生态旅游的转型之路再次滑进艰难和迷茫的轨道。

余村的困境，也是当时整座城市的困境。新世纪之初，建材业是湖州的支柱产业，上海约有一半的建筑石材来自湖州。据统计，最多时，全市分布在各区县的大大小小矿山企业有612家。一些公务员还依稀记起，十几年前湖州开始清退污染严重的小作坊。时常有作坊主深夜偷偷生产，他们时常需要深夜巡查。

“那时确实有争议，确实有村民质疑走生态发展的道路到底对不对。”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回忆，那些争议最终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所平息，越来越多的村民相信绿色发展的道路是对的，更加坚定地走下去。

坚持是最快的脚步、定力是最大的努力，只有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到底，才能让绿色真正成为城市发展最靓的底色。

纵观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的改革总体上是自上而下推进的，民间的一些活跃因素，也需要得到自上而下的力量的激发和认可。

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如是，浙江湖州的余村亦如是；民间自发的活跃因素，往往蕴藏庞大的能量。余村的村民决定以绿色为集体意识时，周边已不乏政策上对“生态”的强调。从太湖治理的“零点行动”，到“811行动”和“五水共治”，再到“生态立省”“生态立市”和“生态立县”的强调，民间并非凭空向“绿”转，而是一场民间无意识的与顶层设计的上下联动。

这也是湖州这座城市的智慧所在。上世纪90年代，湖州日报刊发了一篇文章《为了太湖不再“倾斜”》，对比了太湖沿岸几座城市的发展现状，认为北岸无锡、苏州等城市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指标大大超过南岸的湖州，因此太湖已经“倾斜”，呼吁湖州要加快发展。

最终，湖州并没有“卷”能加快增长速度的采矿业，而是着眼更长远的未来，寻找一条真正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既是对昨日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回答。

“政府应该退一退”

站在南太湖岸边，迎面而来的不仅仅是轻盈的湖风，还有一群群环湖骑行的机车爱好者。他们骑着酷炫的机车从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出发，地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太湖溇港核心区域的8公里滨湖风景线，是他们的必经之地。他们骑累就停下吹吹湖风，欣赏湖面的波涛和沿途的美景，还有些车友索性在湖岸的草坪搭起了帐篷露营，十分惬意。

望着岸边草坪上蘑菇般的帐篷，吴兴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沈哲婷心里有了主意。尽管太湖行政上属于江苏省，但她相信湖州依然可以做太湖的文章，“那些露营的机车发烧友总有饮食需求，完全可以规划出一条路，将他们引进来消费。”

溇港乃是延续千年的水利工程，村落挖河道与太湖连通并设闸门，涝时排洪旱时蓄水。水网交织的溇港，如今也变成宝贵的滨水景观。

2020年，湖州市在浙江省率先启动“组团式未来乡村”建设，溇港核心区域的六座滨湖村庄宣告“组团出道”。滨湖六村的村民们过往以养螃蟹和种蔬菜为生，“退蟹还湖”后急需找到新的生计。

绿色发展理念深入十余年，滨湖六村迎来当年余村一样的问题——如何平稳地实现经济业态向“绿”转，同时不影响当地村民的收入和幸福感呢？

已出现在周围的潜在消费者给了沈哲婷底气。身为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她需要推进契合实际的规划落地，同时引导新业态的兴起。最初，她和同事费了好大的劲儿，劝说原本从事渔业的村民转型做农家乐。

后来，村里的农家乐生意渐渐好了起来，村子里出现了一批特殊的“访客”。那是一些年轻人，他们既是游客，也是前来考察的创业者。

沈哲婷率领的招商团队，起初的工作开展得很困难，他们似乎没有太多拿得出手的物业空间。招商团队曾经打算接洽设计团队，对整片街区统一设计，实现创业者的“拎包入住”。

但沈哲婷很快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她发现那些年轻人都很有想法，对室内装修设计有自己的见解。他们索性拉着招商对象参观最原生态的“毛坯房”，从普通的民居到破旧的猪圈牛棚。

“政府应该退一退，不应该包办一切，是吧？”沈哲婷坐在一家猪圈改成的咖啡屋里说道。咖啡屋的窗外竹影婆娑，屋内民谣缭绕，已看不出往日痕迹。

后来的事实证明，沈哲婷的“退一退”理论成功了。滨湖六村组成的“太湖新溇港”如今游人如织，不仅那些骑机车的发烧友来了，周边村镇的游客也时常来喝杯咖啡，品尝太湖美食。

湖州吴兴区滨湖六村片区。（受访者供图）

湖州吴兴区滨湖六村片区。（受访者供图）

滨湖六村的成功，揭示了一个质朴的真理：其实新旧动能转换也没那么难，政府退一退，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市场的需求，一切皆有可能。

在绿色转型的进程中，政府部门的招商行动还体现在针对大型企业的引导上。

在湖州，很多人听过埭溪镇“美妆小镇”的故事。同余村一样，那里曾经也是开山挖矿、尘土飞扬的地方。2006年，一名叫侯军的企业家经过此处，在灰霾的缝隙中瞥见这片土地的生态优势，“附近老虎潭水库的水质常年达到一类水标准，非常适合化妆品的生产。”这家企业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国产品牌珀莱雅。

彼时，埭溪镇还没有任何一家美妆企业。为加速企业落地，埭溪陆续关停矿山和机组，在修复生态、美化环境的同时盘活大量矿地，为工业平台的建设提供用地保障。珀莱雅的落户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集聚，涵盖化妆品生产研发、包装设计、物流仓储、营销服务等企业的产业链逐渐成形。

2015年，趁着浙江省打造“特色小镇”的东风，“美妆小镇”扬帆起航。“现在全国有三大化妆品集聚区，一在上海美谷，一在广州白云美湾，一在埭溪美妆小镇。”埭溪镇相关负责人朱滨瑶说。

当新业态逐渐被放进好风景，当年轻创业者不断涌入，当大型企业牵动产业链上下游，湖州的经济引擎正获得一种可持续的动能。

另一个新业态被放进好风景的故事发生在德清。在位于湖州莫干山国家高新区的德清地理信息小镇里，写字楼鳞次栉比被安放在草木水榭之间，无人机、无人快递车在此穿梭，青年人才随处可见。很难想象，它在15年前还是一个城中村。

湖州德清县地理信息小镇。（受访者供图）

湖州德清县地理信息小镇。（受访者供图）

随着2022年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的正式落户，四百余家地理信息相关企业以及莫干山地信实验室、地磁大科学装置等科技创新载体聚集于此，形成了涵盖数据获取、处理、应用、服务等完整产业链。

更被强调的是系统集成的治理思维。过去20年来，湖州市聚焦生态领域，先后制定12部地方性法规、发布130项地方标准、推出“生态身份证”应用场景、创设全国首个生态文明干部学院、首创“生态鼎”夺鼎机制，一体构建了立法、标准、体制、数智、文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同时，湖州高规格组建市县两级“生态委”“生态办”，实施市县乡村四级“河湖长制”，推动生态治理中心区县全覆盖，形成了“市县一体，全域联动”的工作格局。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百姓有感的治理模式逐渐被建立了起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被认为是对立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描述的是国民财富增长与环境质量呈倒U形的时间关系。在工业化的早期，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各项污染指标不断提高，直至人均收入提升至较高水平，污染指标才会掉头向下。简单概括就是“先污染，后治理”。

南方周末获得的一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显示，湖州已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进入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互促阶段。

“最重要的是人啊！”

2021年的某个深夜，余村村委会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如何进一步打响余村的文旅品牌，推动余村的经济发展？参会者热情很高，一堆天马行空的点子被抛了出来：要把余村的品牌旗帜插上珠峰；余村要上春晚，让全国老百姓都看到……

最终，被留下来的主意只有一个：启动“余村合伙人”计划，对外招揽人才。后来，“余村合伙人”计划被改为“余村全球合伙人”计划，以显示村子放眼全世界的雄心。

“最重要的是人啊！”汪玉成回忆起当初的决议，“村子的发展不能只靠本地的村民，肯定要依靠优秀的国际化人才。”

举办数字游民公社的许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余村的。彼时，他的团队已在附近的溪龙村运营着一座数字游民公社，还没有在同一个县城运营另一座的计划。但当他被领到一处闲置空间，望见满眼的青山绿水和半建成的楼宇时，他内心深处蹦出一个声音——这是举办数字游民公社的理想场地。

于是，2023年的春季，一座国际化人才社区在余村落成。该社区被命名为“青来集”，取王安石“两山排闼送青来”之意。许崧团队运营的“DN余村公社”，渐渐成为“青来集”外来年轻人最多的地方。

湖州安吉县余村“青来集”。（新华社/图）

湖州安吉县余村“青来集”。（新华社/图）

得益于科技的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全球已有近3500万名数字游民。他们一边通过互联网接入远程工作，一边享受着不同地理空间的风景。

在余村，被设置于草坪、阶梯、咖啡馆和农家院落的“大自然工位”，颇受数字游民的欢迎。随着上千名年轻的创意人才涌入，余村的面貌再次实现跃升。

这座小村落不仅仅是“退矿还景”的样本，还实现了创意产业的“无中生有”。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以余村为核心统筹周边村镇“抱团式”发展的“大余村”，在无意中实现了生产空间的“腾笼换鸟”。

那是创意行业的“金丝雀”。当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在乡村集聚，乡村迸发出新的可能。在不大的村子里，设计师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文案和运营，相约着一起“接单”；懂电商运营的小团队试着帮助附近乡镇的村民售卖农产品，结果效果出奇的好，以至周围的村民纷至沓来；还有旅居的情侣将附近的天目山山路开发为骑行路线，为来自上海的骑行俱乐部提供“地接”服务。

这样好的青年，并非余村专享。距离湖州东站仅十来分钟车程的南浔区旧馆街道港廊古村里，一个“洄游青年”计划正在全力推进。

2024年12月，“95后”姑娘欧阳潇逸沿着刚开通的沪苏湖高铁来到此处，想为自己的植物染汉服工作室寻找理想的安置之所，一切好像都是刚刚好的样子。廊港古村几乎满足了她所有的期待，僻静而富有江南水乡韵味的环境，没有商业化气息，以及附近扎堆儿的摄影工作室和制衣工厂。

生态环境的美与产业基础的强，意外地在乡村融合。欧阳潇逸生于北京，求学于牛津大学，游历过国内外很多地方，但此时她最想待在眼前的古村落。

在摆满淘来的明清家具的住所里，她抚琴、聚会，将植物捣碎作为染料制作传统服饰，时间充盈得如屋后的涓涓细流。她时常打趣地呼喊上海的朋友：“得空来我的工作室坐坐。虹桥站到湖州东站只需要半个多小时，只需要再打十来块钱的车即到。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浙北。”

湖州南浔区旧馆街道港廊古村。（受访者供图）

湖州南浔区旧馆街道港廊古村。（受访者供图）

港廊古村不远处，有一座现代化的丝绸文化产业园。这里原来是3.2万平方米的空厂房，现在改造成了新的产业园区。过去分散在各地的真丝商户都集中到了这里，抱团发展。他们合作打造了集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共富工坊”。这种集中发展的方式，让传统的丝绸产业形成了有活力的产业集群。

跟欧阳潇逸一样，许崧并没有乡土情结。他从小生活在杭州西湖边的闹市，完全没有关于乡村的记忆。他坦言，自己曾经是典型的城里人，认为大城市比小城市好，城市比农村好。

但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如洪流般汇入不同乡村，形成一个个熟人聚落时，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城乡关系。熟人网络的信息交换效率是高效的，但以商品房为标志的城镇化，已将城市的熟人关系网络肢解。那些入乡不离城的年轻人，有望进入不同的乡村空间，构建高效率的熟人网络，从而推动创意的迸发。

“硅谷没有在洛杉矶，也没有在旧金山，硅谷在哪里？硅谷其实就在128公路的小乡镇。”许崧告诉南方周末，“有句话说，硅谷不提高创新的成功率，但它扩大了创新的分母。未来的中国乡村也应该是这样。”

这种创造是更高级的幸福。在“青来集”联合办公区的涂鸦墙上，有人提问：“上一次感到幸福是什么时候？”

有人回复：“现在。”

有人回复：“今天起床看到外面的大太阳。”

有人回复：“躺在草坪晒太阳。”

有人回复：“五月的第一天，与朋友晒着太阳聊天哦。”

最末一条留言：“在余村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