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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情况下，熊景明读到了祖父熊光琦长达12.5万字的《云南全省暂行县制释义》，十分震惊。
这部近百年前的著作在今天读来仍不过时，更重要的是，著书立说的祖父与她记忆中的祖父形象相重叠，变得立体、丰富起来，也让她对自己的家族有了更深地感知。
家族史、口述史等民间历史写作，对熊景明而言并不陌生。1943年，她出生于昆明的一个大家族，24岁时毕业于云南大学外语系，1979年移居香港。数十年来，她一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编撰了多部中国研究论文集，后来更是将精力投入到该中心的“民间历史档案库”项目，从事民间历史的写作、推广与资料收集。
熊景明近照。
熊景明近照。
2010年，熊景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家族史著作《家在云之南》。在搜集整理曾祖父熊廷权、祖父熊光琦等长辈的著作后，她试图用更厚重的笔墨，完成《长辈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书写出家族的命运沉浮。
《长辈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
《长辈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
近日，这部作品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透过描绘人物的命运，再现昆明近百年的风云变幻，展现出在时代巨变中，一群普通人如何恪守传统美德，以至情至性温暖彼此，造福社会。
“熊景明轻描淡写地勾画了苦难中的欢笑、绝望中的希望，还有家族和亲友的大小故事、新旧历史，错综交织成中华民族上世纪的一幅缩影。”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名誉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陈方正表示。
追忆长辈故事宛如时光倒流
南方+：你从哪一年开始萌生撰写家族史的想法？
熊景明：1973年，我妈妈去世了。我很想写她，但心里一直翻涌着复杂的情绪。我只好一遍遍地回忆往事，回忆和她一起生活、写信的日子。每次回忆，都能顺利进入当年的情境，这样我就能一直记得过去的事情。
熊景明与母亲的合照。
熊景明与母亲的合照。
1997年，我开始利用零散的业余时间进行写作。到了2007年，我退休后有了更多的时间，先完成了《家在云之南》，写了妈妈和爸爸，接着又写了几个特别有意思的亲人。这一次的写作我并没有去查太多的资料，而是依靠自己的记忆写出来的。
我后来还写了一部《妈妈说》，记录了许多母亲对我说的话，这并不是她的原创，她说的时候，往往加上“你外婆说”。也许我的外婆在将这些行为规范、俗语告诉她时，也会加一句“你外婆说的”。
熊景明的母亲年轻时。
熊景明的母亲年轻时。
在完成香港中文大学的硕士论文时，我曾到昆明访问19对母女，对女性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深有感触。可以说，“妈妈说”已经融入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观念，大多数人依然按传统的方式行事待人。
南方+：这些写作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熊景明：十多年前，我将《家在云之南》寄给著名作家王鼎钧，到2017年再见到他时，他又把这本书递给我。我当时的反应是他很环保，书读完便转给其他人。没想到翻开书页，满满都是评语，我怔住了，像捧着今生得到的一项大奖。
《家在云之南》。
《家在云之南》。
借着我对父母及亲友的回忆，我和无数的读者成为知音。他们的鼓励让我充满信心继续写作，便有了后来的《长辈的故事》。写长辈的故事时，时光似乎会倒流，令我变回那个胆小又好奇的小女孩。我在家人的关爱中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录和思念。
南方+：你在写《长辈的故事》时搜集了大量资料，考证了家族历史的诸多细节。对此有怎样的感受？
熊景明：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马健雄也是云南人，他在云南社科院查资料的时候，发现了我祖父在1925年写的《云南全省暂行县制释义》，大概有12.5万字。后来他又看到了祖父在澜沧县做县长时写的发展计划书。这部长达1.6万字的计划书，提出的都是自力更生、切实可行的建议，而不是呼吁要从某处获得援助，非常有远见。
祖父熊光琦牵着熊景明和弟弟。
祖父熊光琦牵着熊景明和弟弟。
我很吃惊，因为我爸爸跟祖父并不亲近，所以我对祖父的印象也很稀薄，只记得读一年级的时候，他问我在学校学了什么，让我用拼音拼出自己的名字。
在《云南全省暂行县制释义》等著作中，我第一次看到了祖父的另一面，便有冲动把他的履历记录下来。除了马健雄的发现，我大哥也在云南省图书馆查到了曾祖父熊廷权写的《唾玉堂文集》，这部作品记述了多位亲人的生平。内容太丰富了。例如，曾祖父四岁时，他的妈妈每晚都要求他背诵一首唐诗，背完了才能睡觉。这与今天对诗教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
熊景明的曾祖父熊廷权。
熊景明的曾祖父熊廷权。
阅读、整理祖辈的著作并不容易，许多都是古文，中间没有断句，我完全没有办法看懂。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位云南大学图书馆的“认字王”——年四国，他把文章一句句断开，这样我就能慢慢往下读了。
从爱的承受者，成长为爱的释放者
南方+：《长辈的故事》中的文章文笔流畅，风格克制，这是你长久以来的行文习惯吗？
熊景明：陈方正教授说我写文章时就像扭开了水龙头，让灵感自然流淌，我承认的确如此。每个人的风格都不同，例如陈方正的文章就像酿酒，特别凝练。
虽然写的时候很顺畅，但有时我也会琢磨一些具体的用字。例如我有一篇写祖父的文章，是“颠簸摇晃走过田野和村庄”，还是“颠簸摇晃穿过田野和村庄”，我会停下来想一想，到底用哪个字比较好。
我似乎天然会注意到文字的韵律之美，这或许和童谣有关。我在《家在云之南》中写了一篇《韵律童年》，记录了大量的云南童谣。在我看来，这些童谣对我的影响很深，它们让我找到文字的韵律感。当然，这种写作风格，和我后来学俄罗斯文学也有关系。
王鼎钧说我的文章结尾写得好，我非常惊讶。其实很多结尾就是两三个句子，自然而然就写出来了，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至于说我的笔调比较沉静，这可能与昆明温和的气候有关，昆明人有一种独特的松弛感。
熊景明父亲年轻时。
熊景明父亲年轻时。
最重要的是，过去的事情发生时，我是一个小孩子，只有小孩子的视角。写到外公去世时，我写母亲像一根棍子一样倒下来，这是我亲眼所见的。我并没有写她当时的脸色有多苍白。
熊景明与儿时玩伴。
熊景明与儿时玩伴。
我也不想去过度地推测一些事情发生的原因，不想说教和讲道理，只希望能够真实地呈现。这或许就是人们认为我行文克制的原因。把事情记下来，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这样就可以了。
南方+：你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多年，其中服务中心的“民间历史档案库”项目已经收集了六千余册回忆录、家族史等，抢救、保存这类文字的初衷是什么？
熊景明：中国文化中最值得珍视的一个特质，便是以家为重。有人说，能赠予子孙的永久遗产只有两种：根和翅膀。我们做这件事情有个口号——“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
全家福。
全家福。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记录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家中传递着善良和爱，我们从爱的承受者，成长为爱的释放者。通过记录家族的故事与历史，几代人能够增加沟通与了解。即使不写家族史，我们也可以更多地去了解长辈的故事。他们也有自己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并不是一出生就这么老的。
另外，当我们拉开距离来看长辈们所处的时代，可以进一步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只有独立思考，才能让我们保持清醒，保持常识理性。
熊景明在云南大学校园。
熊景明在云南大学校园。
南方+：接下来有哪些计划？
熊景明：我其实是一个计划性不太强的人，当遇到一些事情，觉得有必要做，就去做了。
近年来，我们在昆明组织了“翠湖小课堂”，会定期开展一些与昆明历史文化相关的讲座。最近我还看到一部在法国出版的老照片集，特别有意思，希望能够把它引进来。
另外，自我女儿去国外上大学以后，我很怕她对中文变得陌生，就一直给她写信，写得很认真，比交给老师看还认真，大概有十几万字。我在想，这些内容似乎也应该整理出来，里面都是我想对女儿说的话，也是想对年轻一代说的话。
采写：南方+记者 戴雪晴
统筹：刘炜茗
图片：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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