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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比较闷，不太会搞人际关系，但这样也有好处——节省时间，多搞科研。”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下称“华农”）教授刘耀光一开口，就把师生们逗笑了。
刘耀光与“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颖院士、“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卢永根院士，早已传成“一门三院士”的动人佳话。师承薪传，他与水稻基因打了一辈子交道，为我国农业科技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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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农刘耀光院士：我这个人不会搞人际关系，但也有好处，时长共1分28秒)
华农刘耀光院士：我这个人不会搞人际关系，但也有好处
3月18日，恰逢刘耀光生日，在华农一场主题论坛活动现场，他与师生分享科研心得，72岁的他在讲台上一站就是半小时。
“科研成果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靠汗水泡出来的。”刘耀光勉励师生，不要计较眼前得失，要拼的是耐力，应做好长远规划并坚持做下去。
“做基础研究急不得”
能在科研上做出成就的人，往往都有一股痴迷劲。“我没什么特别的爱好，也不爱应酬，就喜欢待在实验室里。”面对师生，刘耀光向来直言直语。
多年来，除了外出讲学、开会，刘耀光每天雷打不动地前往实验室，逢年过节也不例外。他说，只要站到实验台旁，就觉得浑身有劲儿，“思路马上敏捷起来”。
3月18日，刘耀光生日当天，华农师生向刘耀光送上鲜花、用植物种子拼成的画作。 南方+ 张冠军 拍摄
3月18日，刘耀光生日当天，华农师生向刘耀光送上鲜花、用植物种子拼成的画作。 南方+ 张冠军 拍摄
这份痴迷，得从40多年前说起。
1977年，23岁的刘耀光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机缘巧合对生物学和遗传育种学着了迷。后来，他考上了华农的研究生，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卢永根。
“卢老师常跟我们说，作为一个中国科学家，首要任务是解决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科学问题。”刘耀光回忆道。1996年夏天，他归国回到母校，和团队一起布局启动水稻育性基因的研究。
这项研究关乎一个困扰学界多年的“谜题”。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利用野败型野生稻（野生的雄性败育稻）培育出三系杂交水稻，轰动世界。然而，对于该野生稻为何会产生雄性不育、控制育性的“开关”到底在哪里等问题，仍然未解。
此后，刘耀光团队潜心研究、不断试验，最终不仅率先在国际上克隆了包台型、野败型细胞质雄性不育基因及其多个育性恢复基因，还揭示了水稻杂种不育导致生殖隔离的分子机理、阐明了核基因监控线粒体蛋白积累降解的分子机制。
“我们整整花了30年时间。”刘耀光说，这期间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失败，也难以形容遇到困难时的焦虑不安，“我们就是憋着一股劲，一定要找到答案”。
事实上，彼时国内的分子生物学科研条件十分有限，设备、试剂都很紧缺。但刘耀光相信，只要方向正确、方法得当，一定能做成功。
在分享会上，刘耀光告诉在场师生，基础研究急不得，如果没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很难做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不要今天看这个热就做这个、明天看那个火就换那个，而要找准符合国家需要、也符合自己团队情况的研究方向，做长远规划、坚持下去，这就是做科研的‘秘诀’。”他说。
“开放”自己的实验室
每年，刘耀光都坚持给本科生上基础课。有人曾提出，作为院士，这是不是有些“大材小用”？
“无论任何头衔，首先要做好教师的本分。”刘耀光说，给本科生讲讲国家的粮食安全形势、生物育种的前沿，讲讲为什么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能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爱国家、爱科研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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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农院士坚持给本科生上基础课 是不是“大材小用”？时长共45秒)
华农院士坚持给本科生上基础课 是不是“大材小用”？
在刘耀光眼里，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曾经有个学生在硕士毕业时和用人单位签了合同，后来又考博“上岸”，但如果不去单位报到就得交一笔违约金。刘耀光知道后，二话不说便自掏腰包交了违约金，让学生有机会深造、安心做研究。
这份温度，刘耀光不仅留给了自己的学生，也给了更多年轻人。
同事们都知道，刘耀光有一件“稀奇事儿”——他的实验室是“开放”的，既对校内开放，也对外单位来的人开放，毫不保留地为大家传授技术、提供研究材料。
对于科学家而言，技术可谓是“立身之本”。刘耀光却认为，科学是天下公器，“当中国的科学整体进步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受益者”。如今，在刘耀光的团队里，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超过一半，其中不少成为了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看着年轻人成长起来，是刘耀光最高兴的事。“科学就是这样，一代人站在上一代人的肩膀上，上一代人扶持下一代人往前走。”他说。
采写：南方+记者 姚昱旸 黄子欣
拍摄：南方+记者 张冠军
剪辑：南方+记者 周鑫宇
实习生 刘洵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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