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天上撒钱”不一定是好事？

▲埃尔文·罗斯 图/受访者提供

▲埃尔文·罗斯 图/受访者提供

大量“天上撒钱”也会导致“内卷”——开创了“市场设计”这一全新经济学领域的罗斯，用一个比喻说明了匹配机制的重要性。从停车、购物、用餐、就医，到考学、求职、结婚，乃至贸易、战争，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底层逻辑都与“匹配”有关。

谈到国际上通过高压威胁、设定紧迫期限和结构化谈判框架，利用不确定性和谈判杠杆迫使对方让步的贸易策略，罗斯说：“任何长期合作关系，就像婚姻中的伴侣，不可能每天都重新讨论‘谁来洗碗’。真正的长期合作意味着在每一刻都为未来投入，而不仅仅关注眼前的利益。”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陈洋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想象一下，机场航班的飞行路径下方有一座体育场。从某天起，飞机开始在体育场上空撒钱，每年撒下10亿美元，凡是捡到的人都可以据为己有。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体育场一定热闹非凡，人们蜂拥而至，争抢从天而降的钞票。在这套规则下，抢得最快的人是赢家。没多久，就会有公司雇佣跑得快的人，甚至研发抢钱无人机，用于半空截获。随着竞争愈发激烈，各方的投入会不断攀升。最终，尽管赢家获得丰厚的回报，但前期投入可能早已消耗了大部分所得。从社会整体来看，这种投入很大程度上是浪费资源。

随后，规则改变：球场被封锁，每天空投的钞票会由机场统一收集，再拍卖出售——出价最高的人获得当日全部钞票。竞争依然存在，但形式发生了变化。在竞拍规则下，拍卖价会被推高至接近钞票的真实价值，得以规避无效竞争带来的资金浪费。

在近期出版的《匹配：谁能得到什么，以及为什么》一书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埃尔文·E·罗斯(Alvin E.Roth)正是通过这个故事，说明规则如何塑造竞争形态、决定资源配置的结果。

无论是考学、就医、求职，还是停车、购物、用餐，我们时刻生活在一个由系统和规则架构的世界里。许多关乎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率的稀缺资源配置，不能只依赖价格机制，也需要制度和规则的合理安排。

良好的市场设计要兼顾激励机制、市场厚度、拥堵管理、时效性等问题，为参与者提供公平、高效乃至人性化的资源配置和机会分配。反之，个体则不得不费尽心力钻制度空子，或在充满策略博弈的狭窄通道中“内卷”，让人生的关键选择一次次沦为“俄罗斯轮盘赌”。

作为经济学家，罗斯的核心贡献在于开创了“市场设计”这一全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市场设计主张将经济学理论与“真实世界的问题”结合。在长期的研究和实践中，罗斯主导重新设计了美国的住院医师匹配体系；参与推动纽约、波士顿等城市的公立学校择校系统改革；协助建立了肾脏配对交换网络……正是凭借其在匹配理论及其现实应用方面的开创性贡献，罗斯于2012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正因为深度参与，他能更直观地感知到糟糕的市场设计的惊人“生命力”。发现更优的设计需要时间，而且更优的设计并不总能顺利落地。“就像有人造出了更好的捕鼠器，也未必能推广出去，尤其是当‘老鼠’也有发言权时。”

“只要现行制度不合理，就会出现推动其改革的力量，只是变化的到来有时会非常缓慢。”不过，罗斯从不满足于做一个察言观色的顾问，当所谓的改革窗口尚未出现时，他会从小规模试点、限定适用范围的制度场域或外部环境入手，逐步积累可信度，推动共识的建立，为撬动制度改革创造条件。

罗斯认为，身处匹配机制中的个体不应以被裹挟者自我框定。每套匹配规则都对应不同的行为策略。在这些“隐性市场”中，理解规则和策略更有可能“设计”出自己的好运。尝试在既有规则下寻找更有利于自己的做法，也能深化对现行规则及其不足的理性认知。这种认知也将为推动制度和市场向更公平、合理的方向演进提供必要的社会土壤。

2025年年底，《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罗斯。对话从他在匹配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实践成果“肾脏交换机制”开始，我们讨论了市场设计如何在各种复杂诉求之间“穿针引线”；从博弈论专家的视角，他怎么看待婚姻、贸易谈判和战争。此外，我们也试图看到他光环下的坎坷：那个曾被诺奖得主拒稿的青年学者，如何在30年间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诺奖之路；那段因缺乏动力而高中肄业的经历，如何影响他对人生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下的自我匹配困难的理解。

▲2012年，罗斯与当年诺贝尔奖得主中另外四位美国籍学者一同受邀来到白宫。图为罗斯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2012年，罗斯与当年诺贝尔奖得主中另外四位美国籍学者一同受邀来到白宫。图为罗斯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市场设计就是在不同诉求之间“穿针引线”

南方人物周刊：当出现新的可用肾源，匹配机制应如何设定？是优先分配给等待名单中评分靠前的患者，还是分配给那些在“患者—捐献者”组合中但不在名单前列的患者，以延长肾脏交换链、挽救更多生命？（注：当患者与其意愿捐献者因血型或免疫不兼容无法成功配对时，这些不兼容的“患者—捐献者”组合可以与其他类似的组合交换配对，通过不同组合之间交换捐献者的肾脏，使每位患者都能获得兼容的供体器官）设计过程中，如何避免出现类似“电车难题”的伦理抉择？

罗斯：伦理困境确实可能出现，但并不常见。这是因为在活体捐献的情形下，捐献者可以自主决定受捐对象，因此肾脏往往流向捐献者的亲朋；而来自遗体捐献者的肾脏，通常被纳入统一分配体系，并按照既定规则分配给等待名单中优先顺位的患者。

现在，随着非定向的活体捐献者（即未指定受捐对象的人）加入肾脏交换链，这两种捐献方式得以交叉。我们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分配思路——将这枚肾脏分配给肾脏交换池中的某个“患者—捐献者”组合，该患者获得肾脏后，其配对的捐献者将肾脏继续捐出，进入交换池中进行下一轮匹配。由此继续，便得以触发一连串移植，拯救更多生命。最终，交换链中的最后一位捐献者会将肾脏捐给等待名单中（没有配对活体捐献者）的患者。

这种做法在美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意大利，由于行政和组织体系有所不同，已经较为普遍。

南方人物周刊：在这种交换机制中，如何判断一条交换链该终止了？也就是说不再继续等待新的“患者—捐献者”组合以延长链条，而是将肾脏重新分配回等待名单？

罗斯：目前我们更倾向于让肾脏交换链尽快完成。通常只会让链条中的最后一位捐献者短暂等待，以观察是否还有继续延长交换链的可能。如果未能找到合适的匹配方案，就会建议这位捐献者将肾脏捐给遗体肾脏移植等待名单上的患者。在美国，遗体肾脏移植等待名单上的患者有近10万人，因此总能很快找到合适的受者。

▲2025年12月11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政府工作人员艾哈迈德·柯林斯在家中准备进行夜间透析。2024年年底，他因一次医疗事故导致肾脏受损，此后每晚需要进行10小时的透析 图/视觉中国

▲2025年12月11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政府工作人员艾哈迈德·柯林斯在家中准备进行夜间透析。2024年年底，他因一次医疗事故导致肾脏受损，此后每晚需要进行10小时的透析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中写道，肾脏交换设计的每个阶段都涉及对市场设计的调整——一种在数学模型、手术后勤安排与患者、医生和医院的激励、风险和回报之间的“舞蹈”。要跳好这支“舞”，有哪些“魔鬼藏在细节里”(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的例子？

罗斯：在常规的遗体器官分配流程中，当系统向移植中心发出分配通知时，外科医生、患者和医院都需要时间评估。拒绝的原因要么与患者的状态有关，要么指向器官，比如器官取出活检后，发现情况不如预期。

外观条件良好的器官，通常会优先匹配年轻患者，以获得更长的使用寿命。而当器官质量不佳时，若仍机械地遵循等待名单顺序发出通知，时间极可能在一次次被拒中流逝。随着冷缺血的时间拉长，器官功能和移植预后会持续下降。

一旦发现供肾质量低于预期，就应当优先向排名靠后但对器官条件要求相对较低的受者发出匹配通知。这就是一个魔鬼细节。不过，这一过程尚未被完全制度化，因而可能存在一些不公。比如当分配肾脏的负责人无法迅速完成匹配，就可能将捐献器官分配给熟人或经常合作的医院。为了让这个流程更加公平有序，我和意大利的同事刚刚发表了一篇论文——当出现多次拒绝时，如何根据这些反馈信息，动态调整器官分配中的优先顺序。我们必须让这个过程更有条理。

改革窗口出现前，我们不必被动等待

南方人物周刊：从你参与过的匹配项目来看，改革往往需要制度掌控者的开放与合作才能启动。这是否意味着市场设计在实践中具有某种“被动性”，研究者需要等待制度改革窗口的出现？在实际操作中，市场设计的推进速度往往取决于制度是否已经准备好变革？

罗斯：确实部分取决于此。有时候，当机构相对去中心化时，有些机构可能比其他机构更早准备好变革；相反，你就必须让所有机构一起改变。这正是我要去开罗的原因。我希望能推动国际移植界重新思考：是否应当坚持各国完全的自给自足？

南方人物周刊：你是在不断撬动变革出现的机会窗口？

罗斯：是的，我们不必只是被动等待。你看，我们一直在推动“由遗体捐献者发起的移植链条”在美国更广泛地应用。与此同时，这种做法在意大利已经越来越常见。有时候可以从小规模开始，逐步积累可信度，证明这种方法可行。

本世纪初，我们开始在美国开展肾脏配对捐献项目，但直到 2007 年，这种做法才在法律上被完全认可。1984年美国出台的《国家器官移植法》规定，任何人不得为了获得肾脏而支付有价对价，也就是说，你不能付钱买我的肾脏。但肾脏交换——例如我的父母向你捐献一个肾脏，你的父母再回捐给我一个肾脏——算不算“有价对价”？法律当时并未明确界定。后来，美国国会通过修正案，才明确表示肾脏配对捐赠是合法的。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开始实践肾脏配对捐赠。在美国，很多新市场都是这样起步的，比如优步。

▲2017年1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年会上，刚刚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罗斯，特意把自己的演讲安排在海报展示环节，以此强调这种展示形式的价值 图/Craig Huey

▲2017年1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年会上，刚刚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罗斯，特意把自己的演讲安排在海报展示环节，以此强调这种展示形式的价值 图/Craig Huey

得诺奖不应是科研目标

南方人物周刊：虽然诺贝尔奖的获奖成果往往源自多年前的研究，以观察其能否经得起时间考验，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获奖者的国籍分布还是研究主题的演变，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经济力量格局和思想潮流的变化。你怎么看待这种“学术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罗斯：无论从长周期还是短周期来看，的确如此。二战后，美国的科研和大学实力迅速崛起，领先全球，继而涌现出大量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中既有本土成长的学者，也有因战争和政治环境等被迫自欧洲迁至美国的科学家。

如今，我有些担心，美国可能正在主动放弃这种长期积累的优势——当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学者在美国高校不再感到安心舒适时，他们可能会选择去中国或欧洲发展。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过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博士学位多来自美国顶尖学府，如普林斯顿、麻省理工或哈佛；而现在，越来越多教授是在中国高校完成博士教育。总体来看，这是好事，更多人投身科学研究，对全球都有益。我只希望，美国的顶尖大学依然能敞开怀抱，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

南方人物周刊：每年诺奖名单公布，中国总会掀起类似的讨论——即便经济表现亮眼，中国的诺奖得主依然凤毛麟角。一位华裔诺奖评委在谈到这一现象时表示，当前中国以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客观上不断将科研力量推向已经高度拥挤的热门赛道，而从0到1的突破在于识别重要的研究空白，并能长期、持续投入。对中国的年轻科研工作者，你的建议是？

罗斯：科研这条路并不只有一种走法。有些人会选择那些公认的难题，他们参加的是“短跑比赛”，如果你不自信自己足够聪明，能比别人更快地解决这类公认的难题，那么靠短跑出名就不适合你。

另一条路是选择需要长期积累的工作。我不是指马拉松那种依然要比拼速度的长跑，而是像成为一名音乐家，需要经过长期创作和不断探索新的曲风或音乐类型，才能赢得认可。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职业生涯走的就是第二条路。

罗斯：是的，我从未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聪明。早期关注匹配理论的人不多，但我对此兴趣浓厚。我最早的一篇有关匹配理论的论文，一开始投给了经济学的期刊，题目是《匹配经济学：稳定性与激励》。当时期刊编辑是乔治·斯蒂格勒，他也是当年（注：198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他给我回了一封很客气的信，说他读了这篇论文，觉得内容“很有意思”，但整篇文章中唯一算得上经济学的，只有标题里的“经济学”这个词。这篇论文讨论的是在没有价格调整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实现稳定匹配，并分析了参与者的激励问题。斯蒂格勒是芝加哥学派的核心经济学家之一，以对价格理论的深入研究著称。在他看来，我的论文不算经济学研究。

于是，我转而将论文发表在了一本数学运筹学杂志上。30年后，我获得了诺贝尔奖。在此期间，匹配理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的一部分，吸引了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它怎么可能不是（经济学）呢？人们如何上学、找工作，如何分配肾脏移植资源，本质上都是匹配问题。那篇（被拒的）论文，后来也成为诺贝尔奖评审中引用的论文之一。

无论选择哪一条路，都不应把诺贝尔奖作为科研的目标，因为得奖本身具有极大的偶然性。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仅仅因为某个方向看起来重要或热门就去追逐，不一定会让你得到想要的成功；同样，也不必因为一时不热门、尚未被认可，就放弃自己的热爱。

罗斯：我经常对我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说，你必须找到一个对自己足够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因为在大多数日子里，你可能毫无进展，但一天结束时，你仍能对自己说，“好吧，今天也挺有意思的。”正是这种乐趣吸引着你一次次回到这项工作中。

当然，这个方向也应当足够有意义，这样当你回答别人“在研究什么”时，他们不会觉得可笑。哪怕他们有时候还是会笑，但那往往是因为他们误判了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

当你持续投入时间和精力发展、完善自己的工作，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其重要性时，你已经积累了丰厚的成果。不仅是科研，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你不应该只为了好玩而去做事情。同样，你也不可能把自己讨厌的事情做到伟大。

▲2012年10月15日，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教授Muriel Niederle（左）祝贺埃尔文·罗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是罗斯在哈佛大学录取的第一位博士生 图/视觉中国

▲2012年10月15日，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教授Muriel Niederle（左）祝贺埃尔文·罗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是罗斯在哈佛大学录取的第一位博士生 图/视觉中国

诺奖得主并非“全知经济学家”

南方人物周刊：获得诺贝尔奖会改变你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么？

罗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成为诺奖得主后，人们似乎默认我理应能回答所有经济学问题。作为一名教授，我写论文的基本前提是，研究必须由我亲自完成。基于这一原则，起初我在回应公共问题时格外谨慎，只回答那些自己确实了解、也有研究积累的议题。然而，超出这个范围的提问仍源源不断，比如“你如何预测智利明年的经济增长率”。直到下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出现，这些执着于此类问题的记者转而找到了新的咨询对象，这类邮件才终于消失。

南方人物周刊：预测经济增长率是你被问到过的最疯狂的问题么？你会如何回应公众对诺奖得主的误解？

罗斯：有很多类似的问题。比如我去参加医学会议，晚宴或酒会上有时会遇到一些不认识我的医生。他们通常会问，“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我回答，“我是经济学家。”接下来，他们就可能抛出一些我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我应该投资什么股票？”

我参加的这些医学会议，大多数与会者都是器官移植外科医生。为了让他们更好地理解，我常会打个比方，“如果我膝盖疼，你会是我该去找的医生吗？”他们会解释那不是自己的专业。于是我们有了共识。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诺贝尔奖得主这一身份，意味着我需要在自己愿意谈论的话题边界上适度放松。因为有时候，即便某些知识并非由我发现，把它们讲清楚、传达出去，对他人而言依然重要，也同样具有价值。比如，当对方从未听说过“比较优势”这样的概念时，我完全可以解释，尽管我不是大卫·李嘉图（注：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者），我也愿意分享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曾经提出的重要思想。

长期合作，怎能每天都重谈“谁来洗碗”

南方人物周刊：有媒体概括特朗普政府的贸易策略为通过高压威胁、设定紧迫期限和结构化谈判框架，利用不确定性和谈判杠杆迫使对方让步。从博弈论的角度，你如何评价这种策略？

罗斯：我有些担心，美国现任政府可能尚未充分意识到作为可靠伙伴的重要性。任何长期合作关系，就像婚姻中的伴侣，不可能每天都重新讨论“谁来洗碗”。真正的长期合作意味着在每一刻都为未来投入，而不仅仅关注眼前的利益。我担心我们已经忽视了这一点。

南方人物周刊：博弈论的哪些原则可以应用于当前的国际谈判，以减少不必要的紧张和摩擦？

罗斯：博弈论的核心在于理解人们的行为——他们想要什么、认为能得到什么、可能如何争取、如何预判你、希望从你这里获得什么，以及他们的行为如何影响你、你的行为又会如何影响他们……若能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立场，就能更准确地把握局势。

我并非国际贸易学者，不应去预测具体走势。但可以肯定的是，贸易既存在长期趋势，也会出现短期波动。

关键是，无论战争还是婚姻，都不是零和游戏。战争是真正的负和游戏，被战争波及的各方都会付出代价。所以，我们当然应当避免战争。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既然外交和战争是为了同样的目标，如果能通过外交达成目的，对所有人都更有好处。

▲2025年4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与记者交谈后走向“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 图/视觉中国

▲2025年4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与记者交谈后走向“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 图/视觉中国

人生意义不需要在工作中找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学术人生的开启也经历了一些坎坷——高中因缺乏动力而肄业，但通过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周末工程学课程，成功申请了大学；在博士资格考试中失利，但获得了鲍勃·威尔逊（美国经济学家，202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赏识，得以避免学术生涯被意外中断。这些人生经历会影响你对“匹配机制”的看法么？

罗斯：当然。博士项目有一点很“神奇”的地方：我们在录取学生时，依据的是他们本科阶段的表现——这是我们在做录取决定时唯一掌握的信息。但当我们“推销”他们、帮助他们找工作时，依据的却是他们在博士期间做了怎样的研究。

也就是说，我们是根据他们在学习既有知识、完成课程方面的能力来录取他们，却根据他们发现未知、创造新知识的能力来评价和推荐他们。这两种能力并不完全相同。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一种很好的办法，仅凭本科阶段的表现就能准确预测一个人未来会成为多出色的研究者。事实上，即便到了博士阶段，你依然无法准确预测。只是到了这个阶段，你的判断依据会更多。所以，匹配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南方人物周刊：面对意义感的缺失，一些年轻人可能选择休学或“躺平”。你怎么看待个人暂时从一个不完美的匹配体系里抽身？他们又该如何找到继续前行的方向？

罗斯：要让自己站在真正想去的地方，需要不断努力，无论是寻找伴侣，还是选择合适的学校或理想的工作。没有理由认为，你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你最终退休的地方。但你必须留意自己真正喜欢什么、能做什么，以及你有哪些选择。并不是每个人的婚姻都是幸福的，也不是每个人的工作都让人满意。

有时候，这也是匹配的一部分。你得想清楚，有一份工作是必须的，因为这是我养家糊口的方式，但我也可以去画画、写小说，或者做其他能够赋予我生活意义的事情。没有规定说，我们必须在工作中找到人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