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政治视角下的三国鼎立

文丨张雪峰

●士族政治的兴衰告诉我们，建立公平、开放的人才选拔机制和官僚运作机制，才能保证社会充满活力，国家长治久安

中国古代制度文明体系丰富而完备，涵盖人才选拔、官僚体系、司法行政、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持续的制度创新，推动中国古代政治逐渐突破血缘贵族和武人专权的局限，建立起一套以科举考试、官僚运作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人才的流动大大激活了社会的活力，也为现代文官制度提供了某种借鉴。

在政治制度演变的过程中，三国两晋时期“唯才是举”启用寒门士子，与九品中正制选拔士族子弟之间的博弈，起到了承上启下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士族政治的血缘贵族基因

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部落普遍通过选贤任能的方式，把有才德的人推选出来当首领，保证部落的生存和发展，尧舜禹相继禅让就是典型例证。当时才德的标准是什么，如何保证有才德的人脱颖而出，因年代久远而变得模糊不清。

约公元前2070年，禹传位于子启建立夏朝，终结禅让传统，开启“家天下”的血缘世袭模式。公元前1046年，西周进一步完善血缘世袭制，确立王位嫡长子继承，通过分封制形成“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宗法等级制度。但血缘关系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疏远，两百多年后西周灭亡，各诸侯国互相攻伐，历史进入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的分裂战乱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通过军功爵制和博士官制选拔人才，“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打破血缘贵族世袭垄断行政资源的特权，为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奠定了制度基础。

历史总是在螺旋曲折中前行，汉朝初年，统治者又重蹈覆辙，推行郡国并行制，规定“非刘氏不王”，各诸侯封国日益坐大，最终导致“七国之乱”爆发。这一历史循环在后世不断重演，如西晋“八王之乱”和明代藩王之祸，都充分证明血缘贵族政治的脆弱性。

汉朝平定“七国之乱”，武帝以“察举”建立常态化人才选拔机制，元光元年（前134年）颁布“举孝廉”诏令，要求各郡国每年须推举孝子、廉吏各一人赴京任职。到了汉朝末年，地方豪族通过相互举荐垄断仕途，庶族子弟难以进入官场，以血缘贵族为基础的士族政治由此萌芽并迅速发展。

士族与庶族的激烈博弈

东汉末年，士族势力已经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士族与庶族之间展开激烈博弈，深刻影响了三国及以后的政局。汝南袁氏作为士族政治的代表，“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袁绍凭借家族影响力成为反董卓联盟盟主，一度占据冀州、青州、幽州、并州等北方大片领土。但袁绍刚愎自用，未能充分发挥士族集团的优势，最终被曹操击败。袁绍的失败标志着士族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暴露了一些士族子弟徒有虚名而缺乏实际才能的弊端。

曹操的父亲曹嵩为宦官养子，虽然曾任太尉，但仍被视为“寒门”，“身负世俗之讥”，为士族不齿。面对汝南袁氏、弘农杨氏、曲阜孔氏等世家大族，曹操通过击败袁氏、诛杀杨修孔融、发布“唯才是举”命令等措施，试图打破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但在实际统治中，他又不得不借助颍川荀氏、钟氏等士族势力。

刘备虽然自称汉室宗亲，但实则家道中落，以织席贩履为生。其核心班底关羽、张飞虽勇猛过人，但也都出身寒微，在士族主导的社会结构中难以立足，辗转寄人篱下。直至诸葛亮加入，情况才出现转机。

诸葛亮在《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说法，会让我们误以为他是一个普通百姓。实则诸葛亮有显赫的士族背景——琅琊诸葛氏，祖上世代为官。诸葛亮早年随叔父避乱南下，后通过联姻融入荆州士族集团，与当地名士交往密切。诸葛亮的加盟，使刘备获得士族集团的认可和支持，在荆州站稳脚跟，并最终取得益州。

江东孙氏集团虽自称“孙武之后”，但江东士族始终将其视为寒门武将加以排斥。孙策对江东士族一直采取打压手法，但临终前他对孙权说：“举江东之众，与天下争衡，卿才略非我不及，然任才尚计，保江东，我不如卿。”点明了孙权的核心任务，要与士族和解，否则无法立足。

赤壁之战前，以张昭为首的士族集团主张投降，原因很现实，士族的利益考量，换曹氏统治未必受损，甚至可能获得更多政治空间。孙权最终则决定联刘抗曹，此战不仅是军事的胜利，更是孙权对士族的政治胜利。

赤壁之战后，孙权采取平衡策略，重用陆逊、顾雍等士族代表，让其进入权力核心，默认士族长期把持地方要职，通过联姻拉拢巩固与世家大族的关系。同时提拔吕蒙、甘宁等寒门将领掌握军权，形成寒门掌兵、士族治政互相制衡的格局。

门阀政治与世家大族的消亡

三国鼎立的局面，表面上是三个政权的对峙，实则反映了寒门军阀与世家大族之间的权力博弈，但魏蜀吴三方都未能打破世家大族对政治资源的垄断。

220年曹丕称帝后，为了获取士族支持，对世家大族全面妥协。他采纳尚书令陈群的建议，推行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初期尚能选拔人才，“初立中正，皆采誉望”。但行政资源很快被世家大族掌控，中正官多由士族担任，选官重门第轻才能，最终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这为代表士族势力的司马氏集团轻易篡夺曹魏政权埋下了伏笔。

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司马氏是东汉时期就已经显赫的世家大族。265年，司马氏联合各地士族建立西晋，标志着世家大族获取了最后的胜利。然而，随后爆发的“八王之乱”（291—306年），不仅导致西晋的灭亡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更进一步暴露了以血缘为基础的贵族政治的弊端，中国由此进入近三百年的分裂与动荡时期。

司马睿南渡建立东晋时，依靠山东琅琊王氏的鼎力支持才得以立足，王氏子弟遍布朝堂要职，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奇特政局，士族政治进一步演化为门阀政治。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南朝，虽然士族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在政治生活中仍占据重要地位。

隋唐时期推行科举制度，为广大庶族子弟入仕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但由于科举规模不大，录取人数有限，世家大族仍然在社会上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及五代十国的频繁战乱，不仅摧毁了士族赖以生存的庄园经济，军阀割据的局面也让士族依靠门第获取官职的传统彻底瓦解。

宋朝时期，随着造纸术、印刷术的发展，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科举取士规模逐步扩大。据《宋史》记载，北宋时期进士及第者中，寒门子弟比例超过60%，儒生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这种变化使得延续数百年的士族政治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士族政治的兴衰告诉我们，唯有建立公平、开放的人才选拔机制和官僚运作机制，才能保证社会充满活力，国家长治久安。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