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骂精神病人 发展会员十万计｜彭湃入党前如何开展农运？

1922年5月初，彭湃时任海丰县教育局长，通过教育手段实现社会革命是他此时的一大梦想。他召集全县男女学生在县城举行“五一”劳动节活动，是海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学生运动，却被海丰地主绅士造谣彭湃等人要实行共产共妻、破坏数千年伦理道德，遂使陈炯明撤掉了彭湃局长的差使。赋闲在家的彭湃希望通过思想宣传唤醒社会大众。他与李春涛创办《赤心周刊》作为工农群众的喉舌，与地主阶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办了几期，就未能办下去，一是工农无法看到报纸内容，二是家人的极力反对。

一心想帮助农民的彭湃其实出身于海丰大地主家庭，全家男女老少约30人，被统辖的农民达1500多人，年收入一千多石租。在如此富裕的生活条件下，彭湃刊文提出要用自己的家财帮助农民翻身，遭受到家人的谴责。彭湃的母亲知悉后哭叹：“祖宗无积德，就有败家儿。想着祖父艰难困苦经营乃有今日，倘如此做法，岂不是要破家荡产吗？”而彭湃的大哥气得差不多要杀他才甘心。彭湃的朋友们也说农民过于散漫，无法结合，而且无知识，不易宣传，徒费精神。家人朋友的反对与不理解，未使彭湃沮丧，反而让他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定，头脑也更加清醒，他相信农民一定可以团结起来，打倒压迫他们的地主阶级，从而获得平等幸福的生活。在确知笔战进行思想宣传无多大效果后，彭湃决定亲自到农民中间去做实际运动。

6月下旬的一天，彭湃穿戴一身白色洋服，到赤山约一个乡村做农民工作，农民见了他，认为不是来收戏捐就是做官当兵的，不愿也不敢搭理他。彭湃只好跑到第二个村去，但除了看见一只村前的狗犬向他大吠特吠外，没有看到农民在家，他们不是下田干活就是到街市上去了。彭湃又跑到第三个村去，但此时天色已晚，若进去的话怕惊扰到农民，彭湃只好回家。到家后，家人看到他就像看到仇人一样，没一个人理会他。彭湃喝了点剩下的饭汤后，打开日记想记录下当天的成绩，却无从落笔。彭湃一整晚都在想法子如何打开局面。

第二天，彭湃一早再到农村去，一路上遇到许多农民挑着菜去城里叫卖，在小路相逢的时候，彭湃很自觉恭敬地站在一边让农民先过。当时城里人遇到乡下人是不让路的，只有挑担子的农民让空手走路的城里人。这就是根深蒂固的阶级差别和城乡差别。彭湃通过这种方式想让至少一部分农民知道他是看得起农民的一个城里人。

彭湃来到昨日到过的一个乡村，遇到一位四十来岁的农民，这位农民认为彭湃是来收账的，彭湃马上澄清，自己不是来向农民收账，是来帮农民收账。这位农民很惊讶，觉得不欠别人的账就是万幸，怎么还有账在别人那里？彭湃解释说：“地主便是欠你们的大账者，他们年年闲逸无做工，你们耕田耕到死，结果将租谷给他们收去，他们一丘田多者不过值百元，你们耕了千百年，试计算一下，你们给他们收了好多谷呢？我们想起来，实在是不平，所以来和你们磋商怎样和地主拿回这笔账！”这位农民听了却很不以为然地笑道：“有得拿就好了，我们欠他一升一合还要锁打呀！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久久是食租，耕田的久久是耕田！先生你请——我要出街去。”说完就走了，彭湃只好到别的乡村去看看，但还是一无所获。

当天晚上，彭湃在反思，认为自己不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1）与农民的讲话太过文雅，农民根本听不懂，应该用农民喜闻乐道的语言与之交流；（2）穿戴服饰与农民格格不入，让农民一看就误为是来压迫他们的地主或官吏，不是圈中人，而是他们的敌人。彭湃由此想出一个新办法：穿上朴实的服装，用朴实的语言到农民往来最多的十字路口去宣传。

次日，彭湃来到龙山庙前的大路边，这条路是赤山约、北笏约、赤岸约、河口约的交通要道，每日就此经过的农民络绎不绝，许多农民累了就到庙前休息。彭湃乘此机会与农民们聊天，分析农民痛苦的原因及救济方法，列举地主压迫农民的事例，提出农民团结的必要性等。一开始只有少数几个农民听，后来听者多达十多人，彭湃的说辞开始产生了效果。

接下来的半月时间里，彭湃每天都到这个路口，与来往的农民谈话或演讲，听众从原来的十多人慢慢至三四十人，影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地主绅士开始传播谣言，说彭湃是个精神病人，导致一些人看到彭湃就避开，但彭湃仍坚持在龙山庙前宣讲。有一次，他专讲农民的团结问题，说农民力量团结起来，就可以对抗地主，实行减租，什么“三下盖”“伙头鸡”“伙头钱”“送家交纳”“铁租无减”“加租”“吊地”等种种压迫都可免去。有农民不同意这个观点，大声叫喊只有“名合”（“名合”是彭湃家的一个店号）不逼他还旧租，才相信所说为真。彭湃刚想回应，此时一位青年农民站出来反驳：你耕“名合”的田，“名合”若减租，你得到了个人利益，那许多没有耕“名合”田的农民怎么办呢？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大多数人问题解决了，个人问题自然得到解决。

青年农民的反驳，让彭湃深感找到同志了！这位青年农民叫张妈安，彭湃约他晚上到家中喝茶。当晚，张妈安如约而至，称他有数位朋友都认同彭湃的观点，经常与乡里头一拨脑筋未开窍的人驳论。张妈安的话，让彭湃马上意识到同志不止一人，就问：“那几位呢？”张妈安答道：“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通通是我的好朋友。”彭湃让张妈安把他们一起喊来。彭湃见了后，发现这几位农友都是不上30岁的青年农民，言谈举止都很活跃，大家很是投缘，不一会儿就进入正题，畅谈农民运动。

彭湃提出一个疑问：自己天天下乡去宣传，农民总不太理睬自己，不愿多交流，你们有什么办法？林沛回应道：一是农民没什么空闲；二是你说的话有点深奥；三是没有熟悉的人引见。林沛进而提出办法：晚上七八点农民比较有空，这个时候过去更合适，他们几个带路，彭湃讲话要浅显些，让农民们容易听懂。林沛的回应让彭湃豁然开朗。此时李老四提议六个人先成立个农会，将来有人加入更好，无人加入也不散。大家都表示赞成，并商议好明早下乡去，由彭湃做演讲，张妈安、林沛二人领路。海丰农民运动最初的组织就此诞生了。

次日一早，彭湃、张妈安、林沛三人相约一同出发，来到赤山约附近的乡村，村中农民经张、林两人介绍，态度上果然要好很多。当晚彭湃作演讲，约了附近的村民来听，他用问答方式向村民们讲解农民受苦原因、地主压迫农民的事实、农民自己如何解救等，村民们能够理解并表示赞同。演讲结束时彭湃告诉村民下次再来会带上留声机，并表演魔术。第二天，彭湃等人到别乡演说，效果也很好。第三天，彭湃通知赤山约附近乡村的村民观看魔术，并听演说。这次到场农民达200多人，比上次多出近3倍。彭湃先表演魔术，再即兴演说，赢得农民阵阵喝彩。通过演讲加魔术，寓教于乐，每次到场听众越来越多。

如此巡回演讲十多天后，林沛、张妈安两人却变得沉闷起来，彭湃起初以为他们也是受地主造谣中伤，被诬为精神病人，他们否认。在彭湃不断追问下，两人始说出实情，原来是他们家人反对两人跟随彭湃东奔西跑，说彭湃出身富贵人家，怎么弄都有饭吃，而两人出身穷苦农家，不干活就会饿死。对此彭湃想出一个办法，向朋友借了三块钱，让林沛拿回家中向家人展示，证明自己出去也不是白跑，是有钱赚才出去的，由此获得家人谅解。林沛回来后再把钱交给张妈安，张妈安用同样的方式通关。如此两人就可安心做农民工作了。张妈安、林沛进步很快，过了一个多星期，也能在大庭广众下演说了。

但农民听听演说、了解道理可以，真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加入农会却十分艰难。农民对加入农会普遍持观望态度，说等别人加入了，自己一定加入。彭湃只好再作解释，说此岸是痛苦，彼岸是幸福，加入农会就好比过河，需要团结一致向前进，这样有一个人跌入河水，其他人也能把他拉上来，共同走向幸福的彼岸，若大家还犹犹豫豫，就只能一辈子生活在痛苦的此岸。彭湃等人多方说教，农民还是半信半疑，一个多月后，加入农会的仅30多人。

早期农会发展缓慢的状况表明：一是大多数农民习惯了被地主压榨的日子，不想或觉得自己无力改变这种生产生活模式；二是大多数农民不知道农会究竟是什么机构，不相信农会有力量捍卫农民的利益；三是土豪劣绅从中分化瓦解，污蔑彭湃，导致农民对加入农会望而却步。

二、维护农民利益与海丰总农会成立

在农会发展进入瓶颈之际，其后发生了一些事使局面得到完全改观。第一件事是农会处理意外溺亡纠纷案。赤山约云路乡一位农会会员的童养媳年仅六岁，不小心跌进厕池里溺亡，女方亲戚朋友三四十人来到云路乡，指责这个会员无故打死了女孩，要他偿命。彭湃等人带上三十多位农会会员过去理论，并在交涉中将对方名字一一记下，让对方担心留下什么把柄。僵持之际，适遇一人过来调停，拟处罚这位农民，被农会会员大声呵斥驱离，并做出要打他的模样。女方亲戚看此形势，有所畏惧，遂提出不管如何，须开棺验尸。彭湃等人说只要你们不怕坐牢，就可以去开。对方一些妇女听说要坐牢，害怕了，攥着那些男人的衣角要求回去。男人们还是不服，说：“我是对我的亲戚，关你们何事？”农友们回应：“你还不知道我们有了农会，农会是贫人的会，团结一起，亲甚兄弟，他的事即我的事，我的事即他的事，今日我们农民兄弟有事，生死是来相帮，我看你们也是耕田的，他日必加入农会，如果你加入了农会，也是一样的帮助你们，你们快回去吧。”就这样，成立不久的农会通过情、理、法硬生生逼退了前来寻衅的人。此事传开后，农民们更加懂得团结力量大、团结可以免遭欺负的道理。

第二件事是农会解决农民互相夺耕及地主加租易佃的问题。农民互相夺耕，为地主加租提供了机会，而地主加租易佃又加剧了农民夺耕的矛盾，本质上都是使农民遭受到进一步的剥削。农会由此定出条例：

如此既解决了农会会员的后顾之忧，又使地主的易佃无可乘之机。条例颁布后，农会会员之间无夺耕互争，地主加租易佃受到极大压制。有非会员夺会员之地，农会就动用力量，派人去忠告当事人，使会员之地得以归还。地主坚持要易佃，说田地不能长期租给原佃户，农会提出若涉及农会会员，就集体弃耕，地主担心田地荒芜，只得认怂。

第三件事是农会迫使土霸取消码头费。农民用船驶往城市河边的码头运粪肥，城市土霸要强收码头费，每艘船二毫，若不照纳，即没收船舵；若去赎舵，又要勒索数元不等，使农民苦不堪言。农会知晓后，为迫使土霸取消这种无理勒索，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即城市土豪经过乡村或城市船只驶经乡村河边，农会都要收取过路费，若不交纳，那农民去往城市也不用交码头费，如此码头费就在无形中取消了。

第四件事是解决农民间相互争端问题。之前农民之间发生争执，往往诉诸官厅，土豪士绅乘机勒索敲诈，农民往往最后都被弄得倾家荡产。农会由此发出通告：

通过这些事情，农会极大限度地为农民争取了利益，解决了很多农民之间、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争端。乡村的政治权力，也逐渐由绅士土豪之手移至农会，各区警察及司法部门事务日趋减少，这些部门不但无利可收，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警察、法官深恶农会。但是农会的威信已经树立起来，成为农民实可仰赖的仲裁、调解机关和农民实可依靠的坚强组织，因此，入会者越来越多。

1922年9月，加入农会的达500多人，会员基本来自赤山约，遂于当月召开赤山约农会成立大会，推举黄凤麟为会长。赤山约农会成立后，影响日盛，加入农会的农民越来越多。加入农会的手续很简单。先由本人到农会申请入会，交纳二角银子作为会费，以后每年交二毫作为年费，费用不高，都在普通农民可承担范围内。然后彭湃等几位始创人员与之谈话，作思想宣传，再发一张会员证，上面写有姓名、住址、入会时间，中间印有一句宣传语：不劳动者不得食，宜同心宜协力。会员证整体简洁又不失庄重，使农民入会有满满的仪式感。

1923年1月，随着宣传力度的加大，农会会员已达2万户，计10多万人，约占海丰全县人口四分之一，声势规模十分浩大，遂成立了海丰总农会，选举彭湃为正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海丰总农会对内的口号：（1）减租；（2）取消“三下盖”；（3）取消“伙头鸡”“伙头鸭”，取消“伙头钱米”；（4）不给警察陋规。对外的口号：（1）改良农业；（2）增加农民知识；（3）作慈善事业。减租一层因时机不成熟拟预备五年后实行。检视内外口号，对内的激进些，对外的温和些，可见彭湃在领导农民运动时并非一味冒进，而是循序渐进。

1923年3月3日（农历正月十六日），农会组织发起全县农民新年同乐会，当时鼓乐喧天，到会农民愈万人，盛况空前，农民们尝到了难得的轻松和欢乐，是日加入农会的就达2000多人，农会收得会金400多元。自后，日平均入会者一百多人，农会应接不暇，海丰总农会得以不断壮大。

这一农会创建的成效表明：（1）通过反对地主加租易佃、解决农民夺耕内耗等问题，让农民获得实际利益；（2）通过思想宣传、知识培训等方式，大大增强了农民团结奋斗的意识，改善了农民各行其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小农心态。由此说明，谁能给农民更好的生活，农民就拥护谁。

三、农友被押与号召农会请愿

农会的迅猛发展，引起地主们的注意。海丰大地主陈月波称农会实行共产共妻，伺机联合地方军阀钟景棠扑灭农会。1923年3月中下旬，地主与农民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开始。

海丰县城有个朱墨的恶地主，平时交官接府，飞扬跋扈。有一次他要向公平区黄泥塘乡余坤等六个佃户加租，余坤等人以所耕之田为“粪质田”，地主加租无道理，对朱墨的要求置之不理。朱墨大怒，指使手下大闹余坤家。余坤报告农会，说既要加租，不如辞还，农会批准。朱墨知道农会会员辞田，附近无论如何农民是不敢耕的，田地就要荒芜，一气之下，要余坤等人将所耕之田三石多全数交出，余坤等人果真悉数交出。

第二天，朱墨指责余坤等人所交耕地数额不足，是为偷田，向法院起诉。法官张泽浦派法警三人，传讯余坤，法警到黄泥塘，见乡民畏官如虎，遂狐假虎威，将余坤等人捉住，勒索脚皮钱六元、住宿费二元、票费四元。余坤无力支付，法警将之拿至公平墟，余坤无奈，将身上所穿衣物在公平当出，得银六毫交与法警，余款再由某商店担保，明日送县交还， 法警才将余坤放回。

第三天，余坤再到农会报告情况，农会告诉他：在法庭除交四元票费外，其余的不用交，对法官说，以后传讯直接到农会，不须到黄泥塘乡。余坤等人赴讯，张泽浦指责朱墨，状告余坤毁田灭地，毫无证据，若拿不出证据，就属诬告。朱墨当堂拿不出证据，一时语塞，法官宣告退堂。第一次堂讯以朱墨失败告终。

朱墨大失颜面，乃奔告各地主，说之前地主与农民打官司，没有失败的，此次肯定是农会从中作梗，要求地主们扑灭农会。最先响应的地主是陈月波，他在城内朱祖祠设宴召集地主，参会的地主绅士有保卫团局长张士豪、陈炯明六叔父陈开庭等500多人，陈月波宣布农会“罪状”，其后地主兼劣绅王作新提议成立田主会，谓“粮业维持会”，以专门对抗农会，得到众地主响应。其后众地主推举陈月波、王作新为正、副会长，在附城方面十多万石田租里，每石租抽一元，得十多万元作为会费。

陈开庭提出法官张泽浦受农会运动影响，不顾地主血本，对农民让步，应该全体地主前去质问他，迫其将农民锁起来，地主们鼓掌赞成并列队前赴海丰法庭。张泽浦在众地主施压下，只得答应拿办农民，但在形式上须再堂讯一次。隔天，张泽浦派人到农会传讯余坤等人，农会讨论决定派一部分会员过去旁听，以壮声势。农会会员正前往旁听，忽有探报：“粮业维持会暗伏烂仔百余人在东北两城门，专来候你们，如你们进去，一定受伤。”听此消息，又考虑到此案乃属民事诉讼，在未判决前断不能将被告人收押的法律规定，农会最后决定由余坤等当事人先去，其余人员在农会等候消息。

法庭堂讯，农民一方仅余坤六人，朱墨一方有大地主七八十人，张泽浦被地主们的淫威所吓，对余坤等人未加讯问，就令法警将他们拿下收监，加以镣铐。农会得此消息，觉得法官无视法律，擅自押人，执法者违法，非诉以武力不可。当天夜里，即号召各会员明日向法庭请愿。次日上午10时，众农友6000多人集结于龙舌埔，彭湃发表请愿理由：“农友无罪，被分庭枉押，法官违法，我们应认定此事不是余坤个人的事，须认为我们农民一阶级的事；余坤如失败，10多万农友皆失败，余坤如胜利，就是10多万农友胜利；生死关头，愿各奋勇前往请愿，湃生死与俱。”接着黄凤麟站出来为大家鼓劲，告诫众农友不要怕，说虽然地主现已联合起来，号称有10多万元经费专门对付农会，但租就是谷，谷是放在农民家里的，若地主真与农民干起来，农民就不交租，地主无租可收，也就无法从田租里面抽取经费对付我们；而且地主与农会宣战，农会还可以宣布拆去田基，使所有小块田地混为一体，让地主之间去争执拆分。

彭湃、黄凤麟的话让农民们备受鼓舞。农民集体吃过午粥后，6000多人浩浩荡荡向县法庭进发，到了法庭大门口，直接冲破县公署武装力量的把守，迫近法庭会客厅。农会选出20位代表进去与法官张泽浦等人谈判，农会要求法庭即刻将枉押农民放出并赔礼道歉，张泽浦答：“押农友是六太爷（陈开庭）硬要的，我是不得已，湃哥，你是和我很相好的朋友，请你先退去请愿的农民，明日便放他出去。”彭湃回应：“今日不能论好友，因我是代表农民来说话。”农民代表坚决不让步，在外面围着的农民也时不时呐喊助威，张泽浦无奈，只得放人。余坤等人出来时，6000多农民一拥而上，欣喜若狂，“农民万岁”“打倒地主”的高喊声此起彼伏，响彻整个海丰城，农民们真正感受到了斗赢地主的喜悦。

农民们回到总农会，彭湃召开总结大会，发表演说。问：“农民千百年来都受地主、绅士、官厅的冤枉和压迫，总不敢出声，今天能够把六个被押的农友放出来，这是谁的力量呢？”有人说是彭湃，有人说是农会，有人说是耕田的同志。彭湃进而指出：“说是彭湃个人的力量乃是大错特错的，彭湃如果有力量，还要你们六七千人去做什么？我相信一个彭湃，任你有天大本事是放不出农友来的。但是农会不过是一个农民集合的机关，官僚是不怕的，耕田佬更不必说了。今天得到胜利的力量，是农会能指导六七千人的耕田佬团结在一块地方，有一致的行动。集中六七千人的力量，为一个大力量，使官僚不得不怕，不得不放出农友来！”彭湃的话，使农民们更加明白农民团结的重要性。

经此次请愿及示威，彭湃和农会的威望得到空前提升，更多农民认清了农会是代表农民本身利益奋斗的机关，入会者纷至沓来，周边县城如紫金、五华、惠阳、陆丰等农民入会者日渐增多，海丰总农会便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不到两月，农会组织又发展到潮州、普宁、惠来等县，遂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总部就设在海丰，兼摄海丰县农会职权，其他各县再设县农会，并吸引了一批能组织善宣传的知识分子入会，如李劳工和林务农等。以地主绅士构成的粮业维持会无力与农会对抗，会长陈月波借故辞职，跑去香港，粮业维持会宣告解散。农会在与粮业维持会的抗争中最终获得胜利。

1923年四五月间，时任海丰县长吕铁槎年事已高，为安宁保位，他心里虽反对农会，明面上却不敢与农会作对。农会这时候也未搞减租或取消土地所有制，农民与地主的对抗还不十分激烈，农会进入一个相对风平浪静的时期，农会把握机会，宣传及训练农民，进一步发展农会组织。据统计，此时期海丰、陆丰、惠阳、紫金、惠来、普宁六县合计入会农户数26 800户，会员达13.4万人，以海丰为中心的粤东农民运动由此进入鼎盛时期。

彭湃领导农民的请愿活动，讲究法理，讲究策略，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朱墨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指责余坤“偷田”，农会力挺余坤，是为有理；当余坤二次堂讯，地主路上设伏时，农会及时取消部分会员前往听讯的举措，后组织数千农民集体表达诉求，是为有利；当数千农民包围海丰法庭时，并未发生打砸抢行为，而是由农会派出代表入内与法官交涉，其余人在外助威，是为有节。最终余坤等人被无条件释放。请愿的成功，标志着彭湃领导的农会与地主斗争策略已相对成熟。

彭湃领导农民创建农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由六人农会发展到广东省农会，引领粤东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显示其在入党前不仅具有共产主义信仰，更具有共产主义实践经验。海丰农民运动兴盛的缘由，约略有以下数点：其一，领导者极具魅力。彭湃能说会道，会变魔术，多才多艺，精力充沛，具备天然的吸引农民的魅力；另外，他虽身为地主子弟，却对农民深怀同情，具有一心拯救农民于水火的高度革命热情，容易受到农民的追随。其二，创建了优秀的领导集体。如张妈安、林沛等人是青年农民，思想活跃，且熟悉农民和农村现状；杨其珊能文能武，组织能力强；黄凤麟能言善辩，思虑周详，这些人都是农会的骨干力量，共同推进了农会的壮大。其三，唤醒了农民大众。农民受地主劣绅压迫过深，不仅田租重，且受官府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若遇风灾水祸，更将农民逼入绝境，因而农会站出来维护农民利益、为农民发声，易使农民产生共鸣，获得农民支持，进而迸发出强大的团结伟力。

彭湃早期的农运实践，不仅是广东农民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开端，也是中国近代农民运动史上的重要创举，为农运实践积攒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主要有：（1）农运工作者在外表打扮以及语音语调等方面，都要与农民相符，让农民感觉亲切；（2）走门串户时，应由当地有影响力的熟人引见，以消除与农民之间的隔膜；（3）做动员演讲时，除了演讲者情绪饱满外，中间应穿插一些农民喜欢看的表演节目，以增加吸引力；（4）农运干部应以身作则，不能有一己之私，应将全部精力放在为农民谋利益、谋幸福上。这些实践经验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班上多有分享，也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施的群众路线中找到一些影子。因而彭湃早期的农运实践，不仅为中国近代农民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播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