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为所有羞涩的父亲开口”

▲图/受访者提供

▲图/受访者提供

“有一次打开抽屉一看，余额只有二位数，连一百都不到。心想，糟糕，明天午饭之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当天晚上就接到侯孝贤打来的电话，说他们还缺一个警察，让我明天去帮忙一下子。我说，好啊好啊，跑去演个警察，又可以吃一个月的饭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孙凌宇  发自上海

编辑 /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年轻的时候，金士杰对“老去”有过确切而美好的想象：要么像早期好莱坞电影那些满脸皱纹但“真××好看”的老男人，要么像身边认识的挑灯夜读的叔伯，或是火车上偶遇的捧书入神的老先生。他期盼中的充满魅力的生命光景，必定散发着淡定而怡然自得的气息。

转眼，两鬓斑白。头发掉了多半，脸部线条无能为力地向下耷去。唯独那对滴溜明亮的眼睛未受影响，甚至可能因着多年来的表演经验，眼神比以往更有力量。

想到好玩的事情了，他兴致高不容打断，身子凑近，眼球快速左右转悠几下，像是吐露出一个不得了的秘密；有时他会沉默，兴许是对提问不那么满意，停顿着思索，一双眼睛透着审视，叫人不免发怵。

艺术家的特征之一是对节奏敏感：他们清楚自己何时该等待，何时该推进，何时该偏离。

他先是抛出一个年轻气盛的形象：“那时很想颠覆共识，每次出现公认的美女我就觉得很厌烦——谁决定了我们的美感？我们都被洗脑了，什么时候谁给我洗的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老人才是潮流，不仅好看，而且有魅力。”

紧接着切换取景框，袒露现实中的受挫。真年过70了，惊觉怎么潇洒的晚年没能如期到来，麻烦事倒是接踵而至。2024年，他动了声带手术，内心清楚，“怎么说也是年纪大了一点，有点劳损。”以前吃香喝辣从不在话下，他腰板一挺，重现那时的威风，“谁怕谁？”如今却只能妥协：“现在要是给我吃辣椒我就不吃，请我去喝白干我也不喝。”

更多的不悦弥漫在日常中，“我在马路上走路、坐个公车，别人都在看我，都在操心我会不会摔跤，但人都很喜欢自由自在，不想被另眼相待。可是偏偏有的时候就是会穿帮，公车上没有位置的时候，就很着急，会摇晃；或者是突然失禁对不对？脏了裤子；或者是突然没有记性，讲一个什么话想不起来；或者找东西找不到……我们都气死自己了，但也只好就承认了。是这样的，包括现在的消化能力、睡眠能力、美丽的外表、健康状况、呼吸等等，都在变差。老化其实就是生物界的一个状况，就是麻烦多了。”

孤独感也会有一点，尤其是发现对身边年轻人讨论的话题插不上嘴的时候。“对年轻人讨论的东西也好奇，但是有一种类似骄傲或者是自卑的东西在。骄傲就在于：我瞧不起你们这些见识。自卑则是因为青春万岁，我永远没有办法再有这个活力。他们的痴心妄想我都羡慕，就连那些无知也都比我棒，因为那些就是青春。”

2025年6月上旬，他住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隔壁的酒店，每日忙着与艺术中心的演员们一起排练，为舞台剧《父亲》在国内即将开启的新一轮巡演做准备。该剧由法国导演、作家佛罗莱恩·泽勒创作，根据话剧改编的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已于2020年上映。

▲话剧《父亲》 剧照 图/受访者提供

▲话剧《父亲》 剧照 图/受访者提供

金士杰在剧中出演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年迈父亲安德烈，他因无法辨认身处的环境和周遭的人，时常做出暴躁的反应，一个人的台词占了全剧的一半。金士杰演过许多温情的父亲形象，这次迎来了全然不同的挑战：“原作的作者下笔很毒，他把亲子关系当中那些复杂的、压抑的，甚至几乎有一些病态的、暴力倾向的或者毁灭性的东西都放在里头。有时候会被吓到，会觉得世界好好的颜色变得好黑。可是在这种奇怪的表达当中，我们会读到父亲原始的那个状态，他的不安全感来自于何处？不只是因为生病，而是他这个男人的本性。换句话说，我不是在演一个病人，我在演一个‘男人’的故事。”

以下为演员金士杰的讲述：

82分与83分

新冠疫情前，我就收到了《父亲》的剧本，台北的果陀剧场有递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也不约而同地邀请我出演这个剧。我当时读完之后就把它给推掉了。因为读不懂，某些场次是切入阿尔兹海默症病人的主观意识。比方说，我看到你是一头大象，下一场戏突然你又变成本人了，真真假假。那个时候，我其实有点被困惑住，每次几乎快要读懂了又觉得好费劲，太难了，我就把它搁置。

直到我去看了这个剧本改编的电影，我只看一点点，心里面就愕然，觉得哇哦！他们整理出一条道路来了！真实跟错觉的交织，他们处理得很大胆，也不怕大雾重重，不怕观众迷路。之后，架不住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多番邀请，还从伦敦把蒋维国请来当导演。我跟他合作过《莫扎特谋杀案》，那次合作的印象非常好，效果相当不错。我对他很信任，他处理过好几个蛮现代主义的剧本，手法都相当不俗。他在香港当艺术总监多年，接触的方向很多。有他护航，我也很放心。

这些年，我大概就碰两个舞台剧，一个叫作《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一个就是《父亲》。前一部，我已经演了14年，演了339场。直到最后一场，我仍然会跟我的同伴阿亮先生（卜学亮）兴致大发地讨论某一个处理是不是可以调整为这样或那样。

我认为，表演是一个不断地寻找问题和答案的工作，我们都在试图靠近作品的绝对表演高度。可以说到如今，我都还从来没有像上帝那样创造出一个绝对真实的作品。有的场次演完，当然也会感到非常不错，不错到自己都会欣喜若狂。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拿了100分，说不定82分就已经快疯掉了，也许那就已经是我人生的绝顶了，83分都成了不可能的事。

▲2019年10月11日，广州，金士杰（右）和卜学亮演出话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 图/视觉中国

▲2019年10月11日，广州，金士杰（右）和卜学亮演出话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 图/视觉中国

舞台剧是一个允许甚至追求每一天都会发生变化的艺术。它追求的是当下，而当下没有一个科学的尺可以量出来，所以这东西会永远有空间。

比方说《父亲》这个戏，剧本里有一个地方写的是“我怒目地看着你，起来啪打你一巴掌”，如果力气从1到10，我是用2的力气打你，还是用9的力气打你？这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并没有改变剧本，但是这些创作的差异性是允许存在的。我看过不同的国家演的版本，有的是把人打到地上去的，有的只是轻轻地推一下，有不同的国情和文化，就有不同的处理。

反过来讲，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彼此需要（该怎么表现），西方人的拥抱跟我们的拥抱又有一点不一样。我可以这样亲你吗？我可以在你身上这样乱抓乱摸吗？我们应该用哪种姿势、哪种距离来表达这些人物关系？

接演《父亲》后我看了些纪录片、文字介绍，了解了一些患者常识性的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联想到自己生活里面曾经见过的这一类情境。不见得有《父亲》剧本当中那么糟糕的悲剧走向，但是五十步一百步吧。天底下每一家都有他们的苦、难念的经和过不了的坎儿。

《父亲》剧中提到照护病患者的社会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唤醒了很多人。很多人看了，也会很感动地说想起了自己的长辈，有一种觉悟和反省，但这个戏不只是为了要承担这种教化或者是启发人的社会责任。阿尔兹海默症的故事，其实最后是我们对人的认识，而不是对那个病人的认识。一个人他有很多层面貌，有善良的，还有易怒的，有阴险的，也有暴力的、自卑的。我们看的时候，有点害怕这个老头怎么突然又这么温暖了。但最后会发现他就像我们曾经认识的人，搞不好就很像我们自己，每个人身上确实有这么多东西。

表达与原谅

演《剩者为王》的时候，我的女儿才四岁。但没料到，我对着舒淇讲那些台词的时候，竟然也很有感触，脑海中不禁想到年仅四岁的女儿有天嫁不出去的场景。（注：电影中舒淇饰演一名事业有成的未婚女性，金士杰饰演的父亲包容、宽厚，希望女儿在爱人的选择上不要轻易将就，他有一段经典台词：“她不应该为父母结婚，不应该听风言风语就想结婚”……“她在我这里，只能幸福，别的都不行。”）

演出的前一天晚上，我连接了很多相关的画面，我妹妹出嫁的那天，婚礼上妈妈怎么样红着眼睛等，一一安放在我的脑海里，好像一种自己的蒙太奇记忆存档。等到在电影里逐字念台词的时候，我并不刻意安排是哪一个储存的画面要何时释放出来，它们就会始终在我旁边，那是一个直觉。其实跟生活里的我们是一样的，发生感动的当下，其实是因为我们原本就已经储备好了“爱”。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意愿，是想为天下这一类羞涩、没有机会大大方方说出心中是多么爱着孩子的那些父亲开口。在自己的老婆、女儿面前，他们甚至都有点社交恐惧。我觉得我有责任代他们说出心中想说的话，这也是“父亲”这两个字在我心中产生的一种挑战感。

说是挑战，是因为这些人里也包含了我自己。演戏归演戏，在生活里我面对我的家人，可能也是羞涩的，语言能力很不好的。男人在家庭里面常常发言空间有限，时间久了，他的沉默看起来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而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nice的人，也很man。他是空军，从小跟我们相处关系非常好，也有他的严肃，也有他的执法如山，但是大部分时间跟我们在一起是愉快的，他甚至是宽松的放任的。

他这一辈子当中只有过极少数几次发火，而且也都还蛮自制。小时候有一次我偷了点零钱，被看到了罚跪，他拿个乒乓球拍在我屁股上当当打两下，我就很装蒜地大声哭闹，故意夸张地表现我的哭以及生气。我很委屈，觉得大人怎么可以这样，发誓永远不要跟他讲话了。

我躺在床上，背对世界面对墙壁。心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翻过身，饿死也没关系，我要变成一个化石，天长地久。我觉得没有面子，怎么会被打屁股？太丢人了。

直到一边手臂压到很痛了，听见妈妈慢慢从远处走过来，到我旁边哄我。她跟我说“弟弟，你在生爸爸气吗？”当然我不会有任何声音了。接着下面那句话，我这一辈子都受影响，她说的是，“你知道爸爸刚才那样子，他自己也会很难过。”

这个事情是我一辈子的一个大转折。惊讶后我心想，这什么道理啊？凶的那个人、对我恶言恶语的人竟然也是出于爱？我第一次学会“原谅”这两个字。之后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我都会比别人快一步，设身处地先从他的眼睛去看他在干什么，而不是只会骂你他妈怎么这样对我。有时这种反应甚至于快到一种人在骂我的同时我已经为对方难过到快掉眼泪了，觉得你好惨，怎么智商这样子，或者你的人格被逼迫成这样子，原来为了这一点小意见想不开到这个程度。

这一点跟我的基督教信仰也有点关联，儿时跟着妈妈上教堂，我常常想《圣经》里说被打一个耳光，要再让他打另外一个耳光，这什么意思？耶稣在想什么？他想传达什么？又说钉十字架，什么叫作饶恕？什么叫作救赎？这些东西在少年的我身上，跟我刚才讲的故事是在一个脉络当中出现的，翻来覆去，给我的成长提供了很多东西。

舞台剧与穷光蛋

父母整体来说都很宽厚，对我无条件包容和支持。我感觉这种亲子关系其实也挺难得的，我还蛮幸运。决定走这一行，尤其我大部分时间都不是按照世俗路线，没有去追求所谓成家立业，该买的房子、该开的车、该有的收入，这些基本条件我都比较不去弄，家里并没有因此着急。

他们也从来没有要求我长大后必须走哪条路，很早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知道，我会晚上不睡觉，通宵读那些哲学的存在主义的书，或者是一些中外文学，或者是那个时代的思潮里面最凶猛的那些东西。看完一本又跑到书店去找第二本，然后也翻一些神学的东西、心理学的东西。他们知道我以后肯定是要追逐这些。

我20岁出头的时候先做的是舞台剧，在基督教艺术团演了三四个戏。那个团体标榜的是艺术，因此我有一个不言可知的身份，就叫这个人做的事情跟艺术有关。当时有个叫张晓风的文学家，她写一些与基督教的背景跟思想挂钩的剧本，文笔真的不错。

当时请的都是文艺界的高手，最棒的画家、最好的灯光设计师、最好的舞蹈教练，共同推出这个戏。我们一年只排一个戏，在台北南海路演个好几天。但是这已经是那个时代里面唯一的凤毛麟角，不是唯二，就唯一的舞台剧。

我从第一个戏演的是村民戊（注：甲乙丙丁戊，按戏份轻重排列），到后来一步步担任主角。三年后立刻自己当家，组了一个剧团，我当团长，招兵买马做了兰陵剧坊（注：兰陵剧坊成立于1980年，是台湾1980年代最受瞩目的戏剧团体之一）。自己开始摊开纸笔，写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剧本。

在那之前，我没有上过一堂表演课，台北那个时候的文艺书籍也不是很丰富，可读的资源也有，但不多。就凭着那些有限的知识，大部分还是自己和电影同好们看那些世界经典的大师作品，黑泽明、费里尼、伯格曼、伍迪·艾伦等等，就是这种电影的滋养。我们俱乐部经常看那些片子，然后开座谈会讨论，读他们写的那些评论介绍文章。

在那个时候，自己飞快地成长，渐渐成为文艺界有一点被大家知道的人了，报纸上有时能看到我的名字和照片。后来又开始演电影和电视剧，在电视机里第一次露面的时候，全家人都坐在电视机前，等我演的路人甲出现。

但一直没有什么收入，父母亲也搞不清这个人到底在干嘛，因为从来没有多拿一点红包或者有什么表现，还是穷光蛋回来，脸上一副“家里还有什么橘子可以带走”的那种表情。

有一次打开抽屉一看，余额只有二位数，连一百都不到。心想，糟糕，明天午饭之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当天晚上就接到侯孝贤打来的电话，说他们还缺一个警察，让我明天去帮忙一下子。我说，好啊好啊，跑去演个警察，又可以吃一个月的饭了。在那之前我还当了三年的搬工。搬沙发布、窗帘布，做仓库管理员，靠这个工作赚钱。

有一回过年，回台湾南部看家人。睡觉前，我在妈妈床旁边，陪她随便说两句话。她突然说“弟弟，你跟我讲一下，什么叫舞台剧好不好？因为隔壁王妈妈问我，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他们其实很少去看我的演出，说实话大多数怕老人看不懂，或听不清，或身体劳累。她问的时候我就很记得这句话。她这一辈子终于问我说什么叫舞台剧了，而她要问的理由是因为别的妈妈问她，她答不出，不是她自己想问。这背后的意思是她对我怎么这么信任呢？这么多年，她听着我在做这个她不理解的东西也觉得没问题，就因为我是她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