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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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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7566字，阅读大约需要18分钟
2025年会更好吗？
在对话框上敲出这个问题之后，DeepSeek经过短暂的思考给出了答案：“历史从未线性发展，但人类的韧性在于总能在危机中寻找出路。2025年会如何？答案或许藏在今天的每一步选择中。”
生成式AI快速迭代，人机对话上演“物我两忘”；诺贝尔奖连番垂青AI，机器人被注入“灵魂”……南方周末2025年新年献词，将技术狂飙的欣喜与奥本海默式的焦虑如实呈现，鼓励人们用自己的活法定义世界的算法。
什么是自己的活法？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着“理想之城”的面貌。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连续第五年，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通过近30个量化指标，从生活舒适、市民引力、市民待遇和公共空间体验四个维度观察当今中国诸城现状，找寻城市发展范本。既关注通勤时间的分秒必争，也关注驻足空间的绿地诗意；既仰望城市天际线的高度，也试图描摹精神穹顶的弧度。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理想之城”从来不是只有唯一解。在公共服务领域，教育资源的公平性、医疗服务的便利性、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构成城市治理的核心维度。实践表明：技术时代的城市竞争力，本质是对市民全生命周期需求的响应能力，既体现在宏观政策的设计，也渗透于微观生活的体验。
为此，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推出《57 城市民待遇榜2024》，希望为城市发展提供兼具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参考。
文｜南方周末研究员 李润泽子
南方周末实习生 袁嘉婧
责任编辑｜戴春晨
假如可以选择，你会挑哪座城市定居？
是教育资源优渥、孩子能尽情汲取知识养分的地方，还是医疗服务贴心周到、生病时能安心就诊的所在，抑或是生态环境宛如画卷、每天能神清气爽的城市？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理想之城，可现实中城市的真实模样究竟如何？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各个面都关乎市民的生活质量。要客观衡量一座城市中市民的待遇，客观数据提供了观察的思路——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编制的《57城市民待遇榜2024》，通过教育、医疗、环境三大维度十余项指标的量化分析，为理解城市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榜单聚焦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市民体验，涵盖中小学生师比、千人医疗床位、空气质量优良率等关键指标。
在指标构建中，我们设置了两类核心观测维度：一类是体现资源普惠性的人均数据，侧重衡量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公平性；另一类是反映服务质量的优质资源占比指标，聚焦核心资源的集聚水平和服务效能。两类指标形成互补，既关注“有没有”的普惠底线，也考量“好不好”的质量上限，立体呈现城市在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市民待遇水平。
榜单整体名次变动幅度有限，体现了市民待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超半数城市排名变动小于或等于3名，头部城市如北京、上海稳居前二，尾部城市亦保持相对稳定。但稳定之中仍见变化：超过10个城市的名次变动大于或等于10名，其中太原、长沙表现亮眼，首次跻身前十。
结合榜单数据分析，课题组展开了线下调研，发现越来越多城市将治理重心转向“内涵发展”，全龄友好型城市建设成为新趋势。其中，“一老一小”（老年人口与儿童）成为关键，各地实践正从政策设计走向落地深耕。这些探索不仅回应着老龄化与少子化的时代命题，更折射出城市治理从“资源供给”到“需求响应”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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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教育资源指数由人均教育财政支出、小学生师比、中学生师比、双一流高校数量四项指标构成。在2024年的教育资源子榜排名中，北京、上海和南京依旧稳居前三，延续了这三座城市在教育资源总量和质量上的传统优势。
分区域来看，长三角在教育资源方面优势比较突出，前20名中有超过四成的城市在该区域。这片土地自古便有“崇文重教”的深厚传统，“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的美誉流传至今，耕读传家、书院林立、刻书藏书之风绵延千年，形成“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重教共识。加之近年来区域整体经济发展强劲，为教育发展筑牢了物质基础。
在长三角内部，教育资源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分布特征。核心城市如上海、南京，凭借双一流高校的高度集聚以及相对较高的教育投入，稳居第一梯队，形成了教育资源高度富集的核心区域，对周边地区有着强大的辐射和引领作用。
杭州、南通、扬州、盐城、苏州、绍兴、无锡等城市构成中间梯队，这些城市的指数评分较为接近，差距相对较小。不过，这些城市在教育资源的各项指标上各有擅长。例如，苏州尽管双一流建设高校仅有1所，但在人均教育财政投入方面表现出色；扬州、南通等地在中学生师比等指标上具备一定优势;盐城则在小学生师比上表现的更好。可以说，这些城市是长三角教育资源的中坚力量，它们在良性竞争中形成了协同提升的发展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三角城市中，除上海、南京和杭州外，南通的教育资源同样可圈可点，教育资源指数排名第8。南通素有“教育之乡”的美誉，当地虽无双一流高校，但凭借10.2的中学生师比和15.8的小学生师比（注：生师比=在校生数量/专任教师数量，生师比低表示一位老师要负担的学生更少），在教育维度一直表现良好，排名稳定在第10上下。更为难得的是，南通的教育优势覆盖全市。在其43所公办普通高中里，超八成为江苏省四星级高中；顶尖高中“老八所”里，市区有南通中学、南通一中，其余六所分布于各县区。南通坚守属地招生和区域共进原则，让每个县级板块都拥有头部高中，形成错位竞争的“雁阵”模式，有效避免了“县中塌陷”的现象。
苏北的盐城也在通过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推动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为此，以高中阶段为例，盐城实施“县中振兴”计划，出台指导意见，“一校一案”明确38所县中三年学赶目标任务，2024年全市四星级高中覆盖比例提升至60%。
教育资源子榜的数据差异，本质上是城市发展理念的投射。与北京、上海依赖历史积淀形成的教育优势不同，深圳作为典型的“逆袭者”，在缺乏传统名校资源的基础上，凭借经济腾飞后的战略定力实现教育跃升——其整体教育投入在观察样本中排名第三，人均投入居第二，走出了一条“后期发力、创新破局”的独特路径。
近年来，深圳通过高投入、重实践、强协同的路径，构建起与城市定位相匹配的现代化教育体系。连续3年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超千亿元，优先保障学位供给和资源配置。2020-2024年新增基础教育学位82.5万个，通过“学位资源一张图”动态优化布局。高等教育加快建设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聚焦“20+8”产业集群，建人工智能等新兴学科，推动高校与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探索产教深度融合的新机制。
近期深圳教育局局长郑秀玉就表示，在资源配置上，深圳采用的是多元筹措的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严格落实教育经费投入“两个只增不减”，把最好的地块、最好的资源、最大的投入用在教育上。
这种从“资源洼地”到“教育高地”的蜕变，既彰显了经济强市的民生担当，更探索出一条超大城市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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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床与蓝天
在另一核心维度医疗资源上，在整体排名上呈现出与教育资源子榜不太一致的情况。医疗资源子榜由人均卫生健康财政支出、千人医疗机构床位、千人执业（助理）医师、百强医院数量四项指标构成。
北京和上海稳坐头部位置，在各项医疗指标上都展现出卓越实力。北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丰富的医疗卫生资源，在百强医院数量上独占鳌头，同时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也处于高位，为市民提供了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上海则在人均卫生健康财政支出等方面表现突出，完善的医疗支撑力量保障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在这两大龙头城市之后，医疗待遇与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及层级的关联逐渐显现。众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以及省会城市排名靠前，如杭州、济南、南京、广州、成都、武汉、长沙等。这些城市一方面得益于当地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医疗建设；另一方面，作为省会，人口的大量集聚倒逼其持续完善医疗卫生资源，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西宁成为今年市民待遇排名跃升的黑马，名次猛升16位，这主要归功于其在医疗待遇方面的显著进步。梳理发现，西宁与首次跻身前10的太原，堪称依靠人均资源拉高排名的典型范例。西宁虽尚无全国百强医院，但近年来在医疗领域持续加大投入。在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方面，从几年前的相对低位逐步攀升至如今的9.31张，超越了众多经济更为发达的城市。
这一数据有力地表明，并非经济越发达人均医疗资源就越充足。
《中国统计年鉴2024》显示，上海、浙江、江苏的病床平均使用率分别高达91%、84.5%、81.1%，而山西和青海仅为71.2%、72.9%，内蒙古更是低至67.5%。从医疗卫生机构层面来看，医院病床的使用率为79.4%，基层卫生机构却仅有52.8%。这从一定程度反映出国内医疗资源存在结构性失衡，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医院的床位供不应求，而不少地区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病床却大量闲置。
医生资源的供需匹配呈现出复杂的态势。总体而言，一线城市凭借庞大的规模，成为医疗卫生资源的富集地。像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城市魅力，吸引了大量优秀医疗人才汇聚，在医疗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上优势明显，这与城市庞大的人口规模相适配。
然而，在每千人拥有医师数量最多的前十城市（北京、太原、杭州、济南、西宁、拉萨、乌鲁木齐、南京、昆明、郑州）中，诸如西宁、乌鲁木齐等城市的常住人口规模并不大。（注：因拉萨2023年常住人口数据缺失，采用的是2024年数据）
这进一步表明，在城市发展和医疗卫生硬件环境构建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总量与人均水平的协调。城市的主政者不能仅仅追求医疗资源总量的扩充，而忽略了人均资源的合理分配；也不能只注重人均水平的提升，而不顾及城市整体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只有两者兼顾，才能实现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市民提供更加公平、高效的医疗服务。
另一重分化体现在生态环境领域：南北方城市在空气质量方面表现出明显差距。环境质量子榜由空气优良率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指标构成。2023年的数据显示，57城中北方城市的平均空气达标率为74.9%，较南方城市低近14.02%。
对比2023年与2022年的数据，我们发现75%的北方城市空气达标率呈下降趋势，下降最严重的前10个城市全部来自北方。
相较之下，南方城市普遍能够保持稳定的空气质量，超六成南方城市在2022年的基础上实现正增长。其中，广州的表现尤为突出，空气达标率从2022年的83.8%提升至2023年的90.4%，继续在国家中心城市中保持领先地位。
广州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一方面，科技赋能环境监测，广州塔作为空气质量梯度监测网已运行十余年，并不断增设多种研究性监测项目，持续提升监测能力。另一方面，积极打造绿色工厂，推动氢电转型，中心城区公交车和巡游出租车实现100%纯电动化。同时还注重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从而实现系统治污。
广州的科技支撑、结构调整与系统协同的有机结合，为其他城市的环境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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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发展”的精细化治理
在对榜单进行深入分析时，课题组发现，除教育、医疗、生态等核心维度的常规表现外，城市发展中还涌现出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现象：
1.区域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长三角与珠三角的治理考题
长三角城市在市民待遇中呈现“教育强、医疗弱”的结构性特征。区域内城市教育维度的评分普遍高于综合排名，医疗维度成为短板。超半数长三角城市医疗排名呈现下降趋势，苏州、常州等城市的医疗与总排名差距明显，区域内的医疗资源呈“东重西轻”分布。这或许与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资源配置调整相关：高铁网络完善使跨城就医常态化，患者向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集中。
研究显示，当通过公路出行时，长三角地区平均1小时、2小时、3小时内可达的医疗机构分别为4.2、21.1和51.6个；而结合高铁服务的陆路运输则分别提升至4.5、28.7和80.1个，可以说高铁显著扩展了本区域医疗资源的覆盖面。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高铁发展最成熟、医疗资源最丰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还是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的首批试点地区，异地就医结算制度相对成熟。
而在珠三角地区，东莞、佛山等制造业城市正面临“经济强、服务弱”的失衡危机。这类城市外来人口占比极高，东莞2023年外来暂住人口达到917.58万，佛山净流入人口与户籍人口持平，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长期向户籍人口倾斜，非户籍居民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获取权益存在差距。
近年来，这些珠三角城市开始调整策略，如东莞放宽落户门槛、完善公共服务规划，佛山推出“2+N”人才政策，推动服务向常住人口覆盖。如何让制造业红利转化为全民共享的民生福祉，成为这类城市转型的关键命题。
2.全龄友好城市：从理念革新到实践样本
基于理想之城研究框架，去年以来课题组在线下进行了实地调研，发现随着城市化进入新阶段，城市竞争逻辑正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其核心是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提升市民待遇。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将构建全龄友好型社会纳入治理议程。老年人能否安享晚年、儿童能否健康成长，青年是否拥有公平发展的机会和宜居的生活环境，这些看似个体生命阶段的议题，实则折射出城市治理的温度与深度，成为衡量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
在全龄友好建设的赛道上，一线城市和发达地区已率先迈出步伐，形成各具特色的治理样本。
作为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1979年），上海自2009年起在黄浦、长宁等区启动“老年友好城市”试点，通过细化社区适老设施标准、整合养老资源，较早构建了“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的养老服务网络。
在课题组的观察中，上海在数据层面，尤其是与老年人关系更加密切的的医疗资源方面一直表现得很出彩，多年获得医疗待遇指标的第二。聚焦养老服务数据，截至2024年年底，该市建成养老床位17.58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68%；社区层面建成529家综合为老服务中心、919个日间照料中心和405家长者食堂；居家养老则推出送餐、陪诊、助浴等创新服务。
这一立体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既体现了上海在老年友好建设中的前瞻性布局，也通过具体数据展现出其治理的精细化程度——从机构床位的护理型占比，到社区服务中心的密度，再到居家服务的创新模式，形成了覆盖老年群体全场景需求的服务闭环，成为超大城市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典型样本。
同样处于长三角的常州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城市，其治理风格同样颇具特色。以常州某社区为例，该社区通过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搭建智能化养老服务平台。老年人通过平台可一键预约上门护理、健康咨询等服务，子女则能实时查看老人的健康数据和活动轨迹，这种“科技+服务”的模式有效缓解了家庭照护压力。同时，常州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老公寓建设，如某老年公寓配备康复理疗室、书画活动室等设施，提供“居住+护理+社交”一体化服务，满足老年人对品质生活的多元需求。常州的实践表明，即使在非一线城市，通过精细化运营和社会力量参与，也能实现养老服务的提质增效。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长三角高度协同的背景，跨区域养老在该区域得以实现。2022年，108家跨区域养老机构实现资源共享，老年人可选择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合作机构养老，享受医保异地结算和服务标准统一。这一模式有效缓解了超大城市养老资源紧张的压力，为老龄化治理提供了区域协同的新思路。
在儿童友好领域，深圳则是典型范例。仅从榜单的教育资源来看，深圳近年来一直位于前5，数据背后则是深圳儿童及青少年全周期成长的系统性呵护。自2015年提出“从一米高度看城市”的理念以来，深圳将儿童优先纳入城市发展战略，2022年入选首批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名单，并发布全国首个《儿童友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在空间改造上，截至2024年，深圳1290多座公园增加了儿童活动空间和自然教育设施，同时建有妇女儿童之家761个、母婴室1400多间，基本实现公共场所全覆盖，还创新推广了移动母婴室，让儿童出行更为便利。同时，深圳将儿童视角纳入城市治理决策，截至2024年全市目前建成各级各类儿童议事组织580个，持续探索儿童参与城市治理长效机制。这种包含了政策保障、空间适儿化、参与权落地等内容的模式，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此外，作为外地人口非常多的一座城市，深圳着力打破户籍壁垒，将少儿医保覆盖至非户籍在园儿童，并为幼儿提供健康成长补贴。
与先行城市相比，部分三线城市的全龄友好建设仍面临多重挑战。这些挑战既源于财政能力和治理经验的差距，也反映出转型期的结构性矛盾。
调研显示，部分城市虽出台多项老年友好型政策，但政策多停留于规划层面，老龄化应对仍依赖传统养老模式，社区嵌入式托育和养老设施覆盖率显著不足。部分已建成设施存在实际运营与功能定位不符的情况，出现“重挂牌、轻运营”或资源挪用现象。养老服务机构普遍面临盈利模式单一、房租成本高企的问题，某民办养老院负责人坦言：“政府补贴细则不明确，运营全靠自有资金，床位入住率低于50%就会亏损。”传统养老模式仍占主导，社区养老依赖政府主导的“一刀切”服务，难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例如失能老人的专业护理需求、独居老人的情感陪伴需求等常被忽视。
儿童友好领域则面临空间与服务的双重短缺。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滞后是普遍问题，社区未配备儿童活动设施，室内公共服务场地不足。同时，托育机构数量仅能满足少量需求，政府补贴覆盖率不足导致民办托育机构收费高企，普通家庭难以负担。政策设计与执行的断层更为突出，很多城市虽发布儿童友好建设规划，但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部门间权责不清，儿童权益保障停留在文件层面，未能转化为实际的城市治理效能。
我们必须强调，城市的竞争力，最终取决于能否让每个年龄层的市民都感受到发展的红利。上海的养老床位数据、深圳的儿童空间改造、常州的智慧平台，既是全龄友好治理的成果，也是市民待遇提升的具象表达。当城市治理真正聚焦于“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市民所感知的待遇自然就会提升，并将转化为每个个体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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