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拔奇：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邓拔奇（1903—1932年），广东怀集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广宁县特支书记、广西地委书记、广东省委秘书长等职，是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32年10月10日，在大南山根据地参加东江特委常委扩大会时被敌人包围，不幸遇难，年仅29岁。

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1903年6月4日，邓拔奇出生在广西怀集县屈洞乡高富村（现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甘洒镇永富村）一个殷实之家。

1917年秋，邓拔奇考入四年制的怀集县立初级中学。在校期间，他加入进步师生组织的“讲学会”，开始阅读《新青年》等革命书刊。五四运动期间，他积极参加中华民国学生爱国总会怀集分会（1918年10月成立）组织的反日拒约、抵制日货的宣讲和示威活动，宣传新文化和新思想，声讨北洋军阀政府媚日卖国罪行，声援北京反帝爱国运动。

1921年7月，邓拔奇中学毕业。翌年春远赴上海，入读浦东中学补习英语。在沪期间，他通过“两广留沪同学会”结识不少进步青年，阅读《劳动界》《新青年》《向导》《共产党》等进步刊物，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萌生改造旧社会的信念。

1922年秋，邓拔奇考入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攻读法律。在大学里，他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在进步师生影响下，思想进一步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

1924年7月，邓拔奇毅然中止大学学业，奔赴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加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宣传队，并任小组长。未几，他联络在广州读书的怀集籍青年郑作贤、梁蕴石、郑淑鸾、陈嗣琰等组建“怀集留穗同学会”，创办《怀集青年》会刊。

他在《告怀集青年书》一文疾呼：“青年要猛醒，投身到改造旧世界的大潮中去，做革命先锋。”该刊物经常寄回怀集，对县内青年的宣传、教育变得更为广泛和深刻，为怀集的革命造了声势，也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不久，邓拔奇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怀集县第一位中共党员。从此，他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道路，肩负着党的历史使命，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

领导青年工作

1925年春节后，共青团广州地委派邓拔奇到广宁县协助开展青年团工作。五卅运动中，团广东区委又调他回广州参加声援上海罢工斗争工作。6月23日，他同梁钟琛、邓卓奇等怀集籍的青年参加广州10余万各界群众声援上海工人罢工的示威游行，面对英帝国主义军队的疯狂镇压，他奋不顾身地前去抢救遇难同胞。

8月至10月，邓拔奇调任共青团广宁县特别支部书记，领导广宁县的青年运动工作。其间，他大力发展团员，建立团组织，成立5个团区委，并在19个乡组建团支部、团小组，还跟随和配合中共广宁支部书记、西江地区农民运动的先驱周其鉴，深入全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了解和掌握开展农运的技能和方法。

是年冬，邓拔奇回到怀集县屈洞乡，宣传和推广广宁县农民运动的经验，指导组建高富村农民协会，动员贫苦农民加入农会，开展减租斗争。他还到怀集东区其他乡村作调查，上报广东省农民部，请求上级派人来怀集指导农民运动。

1926年春，邓拔奇考取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又称孙文大学）资格，并被推选为广西留俄孙文大学同学会梧州临时办事处五位干事之一。启程赴俄前夕，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留邓拔奇在共青团广东区委工作，他不折不扣地服从党组织的安排，放弃留俄学习的机会。其间，他经常向留俄孙文大学广西学生会创办的刊物《疾呼》撰写文章，宣传革命思想。

领导中共广西组织工作

1926年12月，中共梧州地委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邓拔奇按照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与廖梦樵一起到梧州开展恢复重建党组织工作。

1927年1月，中共梧州地委重新组建，廖梦樵任书记，邓拔奇任委员，由于另外两名委员没有到任，地委机关领导仅有廖、邓二人。经过两人的艰苦努力，同年5月在梧州成立中共广西地委（旧址位于现梧州市博爱路），廖梦樵任书记，邓拔奇任地委委员兼团广西地委书记，邓拔奇积极协助廖梦樵，先后到浔州四属和玉林五属及怀集县活动，指导各地开展恢复党组织工作。

1927年秋，邓拔奇和廖梦樵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召开地委会议，筹划举行秋收暴动，袭取梧州，切断西江航道，阻止桂系黄绍竑部进入广东，以接应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由于叛徒出卖，广西地委书记廖梦樵、组织部部长黄士韬等10多名党员遇害，秋收暴动计划流产。

幸免于难的邓拔奇也被敌人通缉，他从梧州转移到桂平、平南农村。10月，在桂平县白兰（又称白额、烂泥）村重建中共广西地委机关，邓拔奇任地委书记，宁培瑛、黄一平等6人为委员，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此后，他把广西党组织工作重点放在浔州四属农村，指导重建平南等5个县委和梧州市委，健全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

11月，为策应广州起义，邓拔奇以中共广西地委的名义制定《广西冬暴计划》，并发布《我们的口号》，号召各地举行冬季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的广西。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后，广西地委委员宁培瑛在冬至前领导劳五农军举行暴动，袭击平山团局，毙伤团局7人；次年1月，国民党平南县长马翼汉率反动武装1200余人突袭劳五区农会所在地新隆圩，宁培瑛等40人牺牲，广西冬暴计划失败。

1928年1月，中共广西地委改为中共广西特别委员会，邓拔奇任特委书记，隶属广东省委领导，特委机关仍设在桂平县白兰村。此后，广西特委在邓拔奇的领导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指导各地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至4月底全省发展新党员800余人，组建中共怀集县委、中共宣武县委等多个县委会。以浔洲四属为中心建立农民自救团和农民赤卫队，抗击新桂系集团“清党”“清乡”屠杀，把广西农民运动推向新的阶段。

1928年6月，邓拔奇在广西贵县圩心街广东巷秘密主持召开广西特委扩大会议（后称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邓拔奇代表特委作工作报告，总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广西党组织的情况，研究部署今后斗争任务。广东区委委员恽代英到会指导并作政治报吿。会议选举朱锡昂、邓拔奇等7人为常委，朱锡昂任特委书记。

7月和8月，受广西特委委派，邓拔奇分别到香港、上海向广东省委、党中央报告广西党组织的工作，请求中央派巡视员来广西指导革命斗争。

同年9月22日至26日，中共广西特委常委扩大会议在玉林县榕木根村召开，邓拔奇传达党中央9月3日关于“广西特委以后由中央直接发生关系，改为临时省委，同时应与广东省委发生关系”等的指示信，并宣布党中央有关将中共广西特委改为中共广西临时省委、调广东省委常委王强亚任广西临委书记的决定。邓拔奇任中共广西临时省委委员，临省委机关驻梧州市区，他调怀集县委委员何定到梧州任春葩书店经理，负责临省委与怀集党组织的联络工作。

随后，邓拔奇回怀集巡视工作，途中发展梁钟琛、陈浩然入党，进一步壮大怀集县党组织的力量。11月，驻梧州民主路维新里东一巷4号的广西临省委机关遭敌特破坏，邓拔奇脱险后到怀集、贺县、桂林、贵县等地巡视指导工作，后经香港转回广西，与朱锡昂在玉林县榕木根村重建临委机关。12月11日，广东省委致函广西临省委，决定“派文（沛）同志前来任临委书记。”文沛到职之前，广西临委的工作由委员朱锡昂和邓拔奇共同主持。

1929年1月，中央巡视员贺昌在香港召开广西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将广西临委改为广西省委的决定，任命文沛为书记，邓拔奇等任委员。2月，受中共组织委派，邓拔奇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他学习刻苦，经常联系革命斗争的实践研读马列著作，与同学们讨论中国革命的—些基本理论问题，并鼓励两广同学：“我们都是许身革命的职业革命者，能来赤都留学深造不易，只有学有成就，来日回国才能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

同年9月，为加强对广西革命斗争的领导，党组织电令邓拔奇提前回国到香港在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工作，负责指导广西的革命活动。在香港油麻地上海街，邓拔奇建立由共产党员梁钟琛、曾烜昌以及堂侄邓亦民为秘密交通员的南洋鞋店，成为省委指导广西工作的联络机关，为后来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举行做了不少工作。

1930年4月，中共广西省委改为中共广西特委，机关设在贵县，邓拔奇被指定为特委书记。由于粤桂军阀混战桂东南，交通极为困难，邓拔奇未能前去任职。

代表两广省委巡视广西

1931年1月，设在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多次遭国民党反动特务的破坏，省委书记卢永炽等被捕。2月2日，邓拔奇任重建后的广东省委委员兼秘书长，3月29日，中央决定由李富春、邓拔奇（邓安伯）等4人为省委委员组成两广省委。此后，邓拔奇与李富春等为健全两广省委机关、恢复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营救被捕同志和救济受难家属、发展两广革命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

5月，中共两广省委委派邓拔奇（化名白希）去广西右江巡视，并指导广西特委（6月改为郁江特委）工作。邓拔奇受命后，与妻子莫佩琼稍作准备，即以商人身份，由交通员带路，经湛江、玉林到南宁。在南宁邕宁县，他在吴圩七坡村参加党员干部会议，指导吴圩革命斗争。随后乘船沿右江而上，巡视镇结、恩林、向都、恩隆等县的红军游击区。由于交通中断，敌军又严密封锁，邓拔奇一行无法进入东兰、凤山苏区而折回南宁。

6月15日，邓拔奇给中共右江特委和红二十一师党委写信，指出“立三路线”是造成右江苏区红军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对自己执行“立三路线”所犯的错误作自我批评，体现一名中共党员敢于担当、勇于自我批评和善于修正错误的高贵品质。9月1日，邓拔奇致信给中央政治局，详细报告右江苏区和广西全省政治形势，指出“领导薄弱和宣传教育的工作缺乏”是广西党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建议中央派有实践经验和有相当领导能力的中央委员任驻桂巡视员，调派强有力的政治干部和有相当军事才干的干部赴右江任职，协助韦拔群的工作，夺取右江苏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同年9月26日，邓拔奇在南宁邕宁县吴圩七坡村主持召开郁江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作《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总结和检查广西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健全郁江特委领导机关。他强调，“农民运动成了广西的中心工作之一，与城市的工人运动同等重要”，只有重视农村斗争，才能促进广西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全会结束后，他在七坡村开办为期5天的短期训练班，抽调南宁、横县、贵县、玉林等县的党员干部，学习土地革命理论、党的基础知识、开展游击战争方法等，引导大家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来纠正工作上“左”和右的错误倾向。

从5月至10月，邓拔奇在恶劣的处境中，冒险奔走于梧州、贵县、南宁、百色、柳州等地巡视，恢复各地党组织，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于革命工作上。同志们都很担心他的安全，但他总是说：“要干革命就难免会有牺牲！”表现出一位革命者无私无畏的情怀。

血染东江

1932年春，邓拔奇奉命回香港汇报广西工作。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两个师的强大兵力，围剿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的潮阳、普宁、惠来三县边界的大南山苏区，东江苏区和红军处于极其艰难危险的境地。为加强东江特委的领导力量，中共两广省委指派邓拔奇到东江特委工作，参加武装斗争，任东江特委组织干事和秘书（组织部部长由特委书记李茂崇兼代，邓实际负全责）。

在残酷的反“围剿”斗争中，邓拔奇带病坚持工作。他根据东江特委扩大会议精神，及时制订5月至7月的组织计划，提出不少建设性强的意见。

10月，中共东江特委连续收到两广工委的两次来信和中央的一次指示信。尽管当时东江特委处境极端困难和危险，还是想办法决定召开一次东江特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上级指示，部署新的工作。

10月9日晚，参加会议的人员陆续来到位于大南山的普宁县田墘村（现惠来县林樟村），准备10日参加特委扩大会议。10日早上7时，会议刚开始就突遭敌人的包围。突围战斗中，终因寡不敌众，除少数人脱险外，邓拔奇、杨善南等东江特委的负责人英勇捐躯。邓拔奇血染东江、名昭两广，牺牲时年仅29岁。

南方+记者 尚黎阳

通联：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