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广交会怎么逛？听洋客商讲“我与广交会”的故事

“我第一次进流花展馆就迷路了”“第一次到琶洲，发现连逛三期也不‘解馋’！”……10月25日，“我与广交会”故事分享会在广交会展馆举行，参会数十届的“老广交”与初来乍到的“新广交”齐聚一堂，分享自己与广交会的不解之缘。

分享会由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东省政府新闻办主办，南方国际传播中心South承办。其间，一个个故事既像一组传记，勾勒广交会数十年变迁；也像一套镜片，透视“中国第一展”兴旺逾半世纪的底层逻辑：让“广交世界”的故事不断发生，令“互利天下”的成果更加丰硕。

“拼”出最硬核贸易平台

参展商与采购商语言不通，生意要怎么做？来自突尼斯的广交会VIP采购商、香港嘉华有限公司总经理布里迪·塔菲克说，这是1995年，他首次来到广交会时的第一个疑问。

“30年前可没有翻译器，这是个大问题。”他说。

然而，挤进广交会流花展馆的电梯，出来的第一个展位便“回答”了塔菲克的疑问：买家会说“多少钱”三个字便足够，卖家听罢会掏出计算器，双方在“咔哒咔哒”的按键声中报价、还价，最终握手成交。

“听着计算器演奏的‘砍价交响曲’，我切身体会到，中国人是真的拼！”塔菲克感叹道，“正是这股拼劲，大家把广交会做成了全球最早、最硬核的贸易平台。没有广交会，世界贸易要少一大块。”

参会嘉宾的回忆中，规模庞大、商品种类丰富一直是广交会最鲜明的标签。大部分嘉宾直言，第一次来时难免“迷失在会中”；但只要来了，就不会空手而归。“转眼到现在，我已经参加过48届广交会了。”来自智利的采购商、Sodimac亚洲采购总监帕特里夏·巴雷罗说。

回忆起1998年第一次参会，巴雷罗的印象首先是“累”。

“智利和中国分别在地球两端，长途飞行本来就熬人；我还代表着南美洲最大的家居建材企业，要为7个国家超240家门店寻找货源。”巴雷罗说，“看好货源后，还要去工厂实地考察，单程车程就要6小时——可想而知有多艰苦。”

改善很快到来：进入21世纪，广交会从流花路展馆搬迁至琶洲展馆。巴雷罗发现，现代化的展馆带来了更好的采购体验，更大的面积却没有稀释机会的密度。至今，Sodimac每年要从中国进口10亿美元、约5.5万个货柜的自主品牌产品。“从五金、纺织、家具到灯具、小家电，我们几乎每次都逛满三期，完全就是一场‘不可思议秀’！”巴雷罗说。

架起“贸易桥”团结更多人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数十年。到“新广交”Anah通用贸易有限公司创始人侯赛因·S·加拉达里参加广交会时，“老广交”们当年的艰辛已成为传奇故事。“虽然‘场地狭小’‘单程6小时’等困难如今已不复存在，但我们这代仍然面对挑战：创新，尤其是技术领域的创新。”侯赛因说。

所幸，在参加2届广交会后，侯赛因发现了应对挑战的底气。他说，原本自己只关注自家企业，但在考察中国供应链的过程中，他迅速意识到广交会背后蕴藏的庞大能量。

“虽然展馆还是这些展馆，可每届都有新体验——新产品、新创意层出不穷。”侯赛因说，“我家族里很多家人常去西方，而我是第一个来到广交会的人，这份履历让我自豪。”

眼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如何看待“东方”与“西方”，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是“新广交”“老广交”共同关注的话题。分享会上，亚美商会执行会长陈辽瑞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当全球最大经济体与第二大经济体出现摩擦，其实是在释放一个信号——头号经济强权发现自身“制造”与“贸易”之间失衡了。

“一个经济体，全靠制造会变成‘孤岛’，全靠贸易则无法承压。”陈辽瑞分析，因此，每个国家都在寻找“制造”与“贸易”的平衡点。而以广交会为代表的商贸活动，使中国找到了“鱼和熊掌兼得”的解决方案。

陈辽瑞说，广交会“贸易桥”的作用，向来也受美国企业重视。亚美商会的会员中，不少有在广交会做专场的经历；哪怕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也有会员企业通过“线上广交会”与合作伙伴对接。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找供应商、找新品，广交会就是最优平台’逐渐成为美企开展亚洲业务的基本共识。”陈辽瑞说，“近年来，商会还邀请美国海关及亚马逊、DHL等巨头给供应商授课，告诉大家怎么合规地把货卖进美国。”

“像广交会这样的平台，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需要更多。在这里，‘在一起’的力量激励着每一个人，让我们团结起来成就更大的事。”侯赛因说。

采写：南方+记者 邵一弘

摄影：南方+记者 钟志辉 South记者 郭宏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