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2025年5月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中。(王小京 / 摄)
▲郎朗2025年5月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中。(王小京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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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台也紧张,有时候手也抖。但一抖吧,好像那个声音更对了……”
“我去做一些跨界的合作,也是希望帮助古典音乐家探索出一些与目前最受大家关注的那些领域的沟通路径。最终还是希望大家都来听古典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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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张斯尧
责任编辑|刘悠翔
“Wow!”郎朗将双手奋力向空中一挥,冲着空当当的后台大喊一声。紧绷多日的神经此时终于放松下来。那是在独奏会后,我正陪着他向停车场走。仅仅几分钟前,他还在舞台上潇洒自如地返场。这个“转场”的对比很有戏剧性。除非亲身经历,否则你很难体会到演奏者在充满激情的弹奏背后所承受的那种压力。
在过去的六天时间里,郎朗在国家大剧院“一院三址”完成了2025“郎朗艺术周”。一系列活动包括两场协奏曲音乐会、一堂大师课和一场独奏会。这几乎是极限操作。
两首协奏曲分别是拉威尔《G大调钢琴协奏曲》和圣-桑《G小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由指挥家吕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协奏演出。法国作品本不是郎朗以往的曲目方向,这种变化透露出他在音乐上一些新的感悟。
“其实法国作品很适合我们弹,很多听觉上的感受,比如一些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就和《春江花月夜》一样,彼此有共通的地方。记得之前和陈其钢先生一起给电影《归来》配乐。他说你能不能往萨蒂那个感觉弹。就这么一句话,我马上把那种朦胧、浪漫,但又有一点距离的感觉找到了。(作者注:埃里克·萨蒂,法国作曲家、钢琴家,其钢琴作品时常弥漫出浓郁的氛围感,不少20世纪初的法国青年作曲家受到其影响。)”
独奏会曲目包括福雷、舒曼和肖邦的作品,其中以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舒曼的《克莱斯勒偶记》分量最重。郎朗坦言尽管从小就为它着迷,但还是决定在《哥德堡变奏曲》的巡演之后再触碰这部文学性极强的作品,因为捋清楚巴赫才能将舒曼音乐里随机而至的灵感和同时存在的两种人格看得更清楚。接连完成大跨度的经典作品,郎朗用实际行动展现出国际演奏家的实力——不单是舞台上的硬功夫,还有驾驭密集“演奏家日程”的掌控力和松弛感。
大师课那天我去探班。车开到台湖附近,初夏的北京到处郁郁葱葱,打开车窗,扑面而来的暖风中似乎包裹着万物旺盛生长的愉悦——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每一个学琴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们寄托在音乐中的梦想。
郎朗希望他推出的大师课是从自己的经历中总结出的一个更灵活的形式。舞台上他直击同学们演奏上的通病,让他们的演奏出现立竿见影的变化。课后合影环节,郎朗一边拍照一边逐个叮嘱,那细致的程度几乎又加了一节课。
“其实演奏上的事都好说,主要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怎么能用最短的时间实现调整,让他们享受音乐,这最难。”郎朗说道。
事实上,无论是几岁的小朋友还是年轻的演奏者,呈现在他们眼前的不单是一对一的课堂,还是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有些学员通过大师课被大家熟悉和喜爱,拥有了自己的乐迷。
大师课结束后我们坐在“郎朗工作室”的飘窗上聊天。他的亲身经历以及从他身上看到各种可能性,和他在舞台上带来的音乐解读一样,值得每一个有志向在演奏家这条赛道上攀登的年轻人细细品味。谈到演奏风格、身份定位、职业规划等话题时,他知无不言地分享个人经验,还能从全行业的视角给出更理性的答案。听后让人感慨“演奏家”三个字不是单靠自我感动式的努力能够驾驭的。这个古老的职业有着属于自己的生存法则和近乎残酷的淘汰机制。即便是身处很多人眼中金字塔尖的郎朗,仍然要不断迎接来自“钢琴家”这个职业所带来的考验和挑战。
“我上台也紧张,有时候手也抖。但一抖吧,好像那个声音更对了,揉起来了。就不紧张了。哈哈哈。”郎朗善于用这样半开玩笑的方式答疑。的确,很多问题在他那里“不叫个事儿”。早早实现了弹奏上的“技术自由”,这是他能腾出手来去做更多事情的基础。
1
“我只有一个身份”
张斯尧:除了传统的音乐厅,你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沙漠里、瀑布边参加演出(郎朗:我后面还准备去金字塔。)我想知道,当演奏已经不再是为了丰富简历,不再是为了挑战职业的高度,不是好像青年艺术家憋着一口气要登上每一个地标性的艺术殿堂证明自己,通过挑战一套超难的作品让世界知道,而是以一种平常心来面对演出日程表,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郎朗:实话说我现在面对每场演出,包括昨天在国家大剧院,还是会有点紧张的啊。比如2025年我在卡内基六场弹了六套曲目,那还是很有挑战。可能大家看我在舞台上挺自信,挺松弛,但我始终是心怀敬畏的。最朴素的想法就是,今天咱可得弹好了!这没办法,演出就是一个现场的艺术。每场都不一样,每场都是一个挑战。
张斯尧:说到挑战,向金字塔尖攀登,我想很多学琴的孩子都有过这个念头。在这个过程中,音乐几乎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全部。可如果我们把视线拉远会发现,在生活中,古典音乐的存在感并没有那么高。比如听音乐会往往会被排在很多事情后面,书店里古典音乐的专业书籍也并没有多少。以你现在达到的高度回看古典音乐与大众的关系,你有什么样的体会?
郎朗:我现在的理解是,钢琴确实是一个比较大众的乐器,但古典音乐还是很小众的,而且有些概念也需要重新思考。有些知名度特别高的作品,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命运的主题,它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改编版本里。但总的说,像这种能破圈的作品还是太少,大部分作品还是在传统的、狭义的古典音乐的概念里。类似的,大部分演奏家还是在古典圈子里。说到破圈,我觉得这事其实容易。但破圈之后还能保持古典音乐家身份的真的很少。在这一点上我对自己的定位也很清楚——始终要保持住古典音乐家的身份。我会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古典音乐才是我最终要做的事业。
2025年1月,妻子吉娜陪郎朗参加巴黎男装周。(视觉中国 / 图)
2025年1月,妻子吉娜陪郎朗参加巴黎男装周。(视觉中国 / 图)
张斯尧:不管你是拍电影、参加节目、跟流行界的明星互动等等,你对自己身份的认定还是钢琴家?
郎朗:对。这是我最拿手的,我想这也是大家对我的期待。实际上我去做一些跨界的合作,也是希望帮助古典音乐家探索出一些与目前最受大家关注的那些领域的沟通路径。最终还是希望大家都来听古典音乐。反过来说,我和酷玩乐队的主唱克里斯·马汀见面的时候他就想听我弹肖邦。他说每次听完肖邦都热泪盈眶,就来灵感了。可有意思的是,你看他听的是肖邦,写出来的却是他那种风格的音乐。披头士有多少首歌受了巴赫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一个古典艺术家,终归是要专心在自己的领域,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和别的门类的同行交流。毕竟发展古典音乐才是我们的价值。
2
开弓没有回头箭
张斯尧:你有没有经历过“闭门苦练”的瓶颈期?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好像从一开始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已经“练好”了的郎朗。而且一般在电影里,导演们大多会通过一些“快进”的镜头来表达一个人开始发奋了,开始练内功,然后镜头一转,这个人练成了!但实际生活中的奋斗,那些真实在分分秒秒中的努力,很难被呈现出来。
郎朗:当然有。我在出国前就开始意识到自己当时的曲目量是不够的。于是就开始疯狂练各种协奏曲、奏鸣曲,各种独奏会的曲目。我在柯蒂斯音乐学院的前两年基本没什么演出。所以那两年对我特别重要,让我积累了足够的作品。如果没有这个底,如果我一出来就被所谓的名气带着走去弹大量的音乐会,恐怕很难想象之后的路会走成什么样。
我从不觉得自己是神童。我特别感谢那几年的积累,每天晚上在柯蒂斯的琴房苦练,很专注地深入到作品里。有了这些积累,才能让我在这之后走得比较稳,才能找到边学、边演、边练的平衡,因为这些作品已经在我的“内存”里了,可以说我经历过一个疯狂下载的阶段。现在看来这对我后来的职业生涯是一种保障,也可以说是一种保护。
要知道演奏这个行业是非常残酷的。当一个重要的邀约来到眼前,对方点名就要这曲目。你不能说:“好,你等等啊,我练两年。”那你肯定干不了这行,谁等你啊。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去。可以,没问题,也许空上两年后再有别的项目找过来。但回想我十几二十岁那会儿,如果我拒绝这样的机会,也许就意味着我跟这个职业再见了。这就是事实。所以你看走得比较稳的那几个人,曲目量都很大。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张斯尧:你从学琴、出道,再到成为演奏家,之后又不断开发新的内容,你会怎么定义演奏家这条赛道?
郎朗:古典音乐的发展,需要有更多新的力量加入。这当然不容易。因为对新人来说他们不单是在和同龄人竞争,同时也在和那些无法撼动的国际一线的大师们竞争。
你看现在阿格里奇还在弹,她的手指条件保持得像三四十岁的状态一样,我觉得她弹到100岁都行;此外还有齐默尔曼,还有席夫。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真得去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弹出来。古典乐坛如果来来回回总是几个熟面孔,这个行业就变成死水一潭。
说回到演奏家,这是一个没有中场休息的赛道,站上来了,你就得弹到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分钟,并且得不断在演出、学习的循环里探索新的内容。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的箭,就是这样。
2024年12月,郎朗在江西南昌的一场音乐分享会上指导琴童弹奏钢琴。(视觉中国 / 图)
2024年12月,郎朗在江西南昌的一场音乐分享会上指导琴童弹奏钢琴。(视觉中国 / 图)
3
“演奏风格关乎职业生涯”
张斯尧:我听你弹琴一直有个感觉,就是你总能在触键的一瞬间就“点燃”这部作品。好处是这能让很多艰深、晦涩的作品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和接受,但这也有潜在的危险性。你怎么把握自己的演奏优势和作品的风格?
郎朗:我跟了巴伦博伊姆很多年,他对风格这件事非常严格,比如这个声音是勃拉姆斯的还是贝多芬的,弹之前就要想好。(作者注,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享誉世界的钢琴家、指挥家,德奥作品演奏权威,郎朗曾向他学习多年)他确实也有调动音色的方法。因此我对风格的把握还是比较严谨。弹琴有自己的声音和风格是好事,但你不能一上来就把什么东西都变成你自己的。这不尊重音乐和作曲家。
我的思路是先去钻研每个曲子的真谛,走得越深越细,你从作曲家那里收获的内容就越多,但同时要记得用新的眼光来看你要弹的曲子。比如我2024年在北京艺术中心已经演过的这套作品,之后经历了国际巡演,现在再看又有了新的视角,新的想法,那你就得忠实地把这些新的内容放到演奏里来。
张斯尧:这种新的视角与每到一地的现场新鲜感有没有关系?
郎朗:我想这主要还是与自己在时代中的成长关系更密切,应该是一种通过学习沉淀下来的内容,而不单单是这个场地和上一个有什么不一样这种直观的感觉。比如现代钢琴这件乐器发展到今天,发出的声音和早年相比变化太大了。如果你想在现在的琴上追求声音的复古那是不可能的。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你怎么去诠释早期的音乐作品?
原本哈农库特找我录莫扎特协奏曲,是想让我用那个时期的古钢琴(Fortepiano)弹(作者注,尼古拉斯·哈农库特是奥地利指挥家,巴洛克和早期浪漫主义音乐作品权威,以追求原汁原味和复古风格的演奏著称)。可你要知道,弹早期乐器是个专门的专业,隔行如隔山,不是你直接在人家那乐器上弹那么回事。后来我俩商量后决定还是用现代的演奏法,把握好作品风格,在现代钢琴上录。最后他也觉得很好。
简而言之,不管融什么进来,作曲家必须被放在首位。这不光是嘴上说说,而是如果你不这样去弹,你在职业上根本站不住脚。想想看,这些德奥作品,法国作品等等,你在人家家门口弹,你自己随便发挥,这根本不可能。就像甭管谁来中国演《二泉映月》,都必须得是我们认可的一样。
张斯尧:我想“把作曲家放在首位”应当还包括避免陷入我们对作曲家的片面认识?
郎朗:像《哥德堡变奏曲》这样的作品,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错误地认为巴赫的作品不能这样弹,不能那样弹……仿佛这手一下去巴赫都会跳起来给你一巴掌似的。实际上你是不能左右摇摆得太厉害,也不能像莫扎特那样做很多戏剧性的变化,但是巴赫的音乐可以浪漫!当时哈农库特说你怎么弹得这么“板”呢?你听我给你唱第十三变奏:“哒哒哒哒哒……(哼唱)”,一张口跟我们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似的,极其浪漫!我说你这也太抒情了吧?他说你只是被自己的错觉局限住了。只要在风格的框架里,巴洛克当然可以抒情、可以浪漫。一下给我打开了思路!而且尤其对巴赫这样的作曲家,演奏者反而要有意识地去寻找自己的空间。但贝多芬就很不一样,他把自己的想法写得非常清楚,对演奏者立下了非常严格的规范,你带太多自己的东西进来就不利于作品表达。到了肖邦、李斯特就又变了,他们今天写完明天根据自己新的感受又修改,所以对演奏者来说就又有发挥的空间了。
张斯尧:说到这里,我想和你聊聊乐评这个话题。对于演奏者的音乐诠释,大众往往需要通过音乐评论或者文字报道去进一步了解。现在大家发表自己的评论也越来越方便,尤其你从一出道就面对着铺天盖地的评论。在聚光灯下生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郎朗:我觉得评论还是很重要。有些人觉得评论家根本不懂音乐。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评论家有自己在艺术上的标准。但有些时候,有些人也难免有自己固有的想法。比如有的人听完卡拉扬,或者富特文格勒的某张唱片,会觉得这版是最好的,无可挑剔,别人演也不能“改动”。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确要听不同的意见,本来大家对你的弹法各自发表见解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反过来,如果每个人说一句你都受影响,那你也会陷入到舆论的漩涡里,这也不现实。
而一旦这些观点开始趋向集中反映某些具体的问题,特别是职业的乐团、艺术总监开始不邀请你,不跟你合作了,你就得自己去找找原因。你不可能很自负地说全世界就自己最牛,谁的话也听不进。乐坛上刚开始演得挺好,过两年就见不着了的,大有人在!
中国国家大剧院的郎朗手模。(视觉中国 / 图)
中国国家大剧院的郎朗手模。(视觉中国 / 图)
张斯尧:你的这个体会让我们看到演奏家在职业环境中承受的压力以及要面对的残酷竞争。
郎朗:这种大环境也是变化的,你能看到每一代演奏者整体风格的调整。你得跟上这种时代的变化。比如我现在听年青一代钢琴家弹琴会发现他们的一些处理也挺有意思的。这挺好,是一个良性的发展。
张斯尧:在之前的报道中你曾提到自己想要成为“全能型”的钢琴家,目的是让世界认识到中国钢琴家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当时你还专门改编了钢琴版的《春节序曲》,在农历新年期间的世界巡演中演奏。你下一阶段的目标是什么?
郎朗:这几年我每年都在尝试不同的内容。先把巴赫录掉,之后是法国作品,下一张会是贝多芬全部5个协奏曲,再之后的现在还不能透露。
基本上每天我都在想去尝试新的东西,不仅作品,也包括合作伙伴。其实各类音乐风格我都愿意试试,但有些作品好像就是为了让你听不懂而写的,我就不是很感兴趣。有次一个作曲家写了首狂欢节风格的作品。我试了之后感觉它除了节奏有特点,音乐上实在空洞。他和我说也许你不喜欢,但是评论会很好,因为大多数人都听不懂。我说那咱们这次算了,你这理念我不是很认同。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改编一些中国曲子,让更多的人听到。
我觉得音乐的意义还是打动人的心灵。所以即便我会去试各种各样的作品,但最终都要回到这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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