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新毛：伊朗如何应对美以打击？

文 | 潘新毛

当前，美国和以色列正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极限施压与全面制裁，使伊朗面临严峻安全危机。伊朗该如何应对，或可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汲取战略指导。

破除“速胜”“亡国”双重误区

《论持久战》开篇批判妥协投降的“亡国论”与盲目冒进的“速胜论”，强调以辩证思维把握强弱转化规律，这一框架对美伊战略博弈仍具有极强的解释力。

从硬实力看，美以与伊朗存在明显代差。美国拥有全球投送、远程精确打击与全域情报优势，以色列具备地区顶尖常规作战与防空反导能力；伊朗长期受制裁，装备更新受限，常规军力难以正面抗衡。仅以技术差距判定伊朗必败，是机械唯物论的“亡国论”；仅凭导弹、无人机与地区代理人网络幻想快速逼退美以，则是脱离现实的“速胜论”。

毛泽东提出的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四对矛盾，为伊朗提供清醒定位。敌强我弱是客观现实，但伊朗广阔高原山地与庞大人口构成战略纵深，可有效抵消高科技武器优势。美以长期军事干预与单边霸权，陷入战略透支与道义困境；伊朗反霸权、反干涉立场，在中东具备广泛民意基础。美国中东政策遭全球南方普遍反对，欧洲不愿局势失控，中俄等国劝和促谈，伊朗仍有可争取的国际空间。

伊朗应放弃速胜幻想与妥协心态，确立长期抵抗、以拖待变、以耗换势的战略定力，在承认差距的前提下，主动创造力量转化条件，避免在不利态势下进行战略决战。

在战争三个阶段采取不同对策

《论持久战》将战争进程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为弱势方提供了清晰时间轴设计，对伊朗具有直接实践价值。

第一阶段战略防御，核心是保存实力、不被打垮。若美以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首要任务不是主动决战，而是保护指挥体系、核设施、导弹阵地与关键民生设施，通过地下化、分散化、机动化部署降低损失，以多层次防御迟滞进攻。此阶段遵循“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辩证关系，以防御消耗高精度弹药与作战资源，使美以技术优势在地形与工事面前持续衰减。

第二阶段战略相持，是持久战最漫长也最关键的阶段，也是伊朗的比较优势所在。伊朗依托“抵抗之弧”，联合地区亲伊力量，构建非对称作战体系，形成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格局。通过无人机突击、导弹威慑、区域拒止、网络电磁袭扰等低成本手段持续抬升对手成本，将局部军事冲突转化为中东地区安全危机，迫使美以陷入多线应对困境，无法实现速战速决。

第三阶段战略反攻，取决于力量对比的根本转变。对伊朗而言，反攻并非军事全面出击，而是政治与外交突围。当美国国内反战情绪上升、战略重心转向、全球能源格局调整或地区力量平衡变化时，伊朗可抓住战略窗口，以长期韧性抬升谈判地位，推动制裁松绑、安全保障与地区话语权提升。

调动全民力量，巩固内部根基

“兵民是胜利之本”是《论持久战》的核心灵魂，强调战争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一思想对伊朗兼具启示与警示。

伊朗具备独特社会动员基础：宗教权威与民族主义形成双重认同，两伊战争抵抗记忆、宗教抵抗文化与“抵抗经济”理念，使其在外部威胁下能够快速凝聚社会共识。美以军事打击若造成平民伤亡，反而可能强化伊朗民众的抵抗意志，巩固政权合法性。

同时伊朗面临内部约束，通胀、失业、民生压力突出，改革派与强硬派存在分歧，年轻世代诉求更加多元。持久战要求民众长期承受压力与牺牲，若民生困境无法缓解，内部矛盾可能被外部压力激化，动摇抵抗根基。

伊朗应在对外抵抗的同时兼顾内部稳定与民生保障，实现军民同心、上下同欲。

不可简单复制，避免教条主义

《论持久战》提供科学分析框架，但不能直接套用于伊朗，必须正视历史条件与现实环境的根本差异，避免教条主义。

第一，国际环境不同。抗战时期中国拥有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稳定战略后方，获得实质性国际援助；伊朗面临金融封锁、武器禁运与高度外交孤立，外部支持有限且非同盟承诺，缺乏安全后方。

第二，战争形态不同。抗战仍处于机械化战争阶段，弱势方可依托纵深以游击战、运动战周旋；当代战争进入信息化、智能化阶段，精确打击、钻地武器、太空监控与网络战高度融合，极大压缩弱势方生存空间。

第三，经济基础不同。抗战时期中国是低消耗、高韧性农业社会，自给能力强；伊朗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出口与全球贸易，长期制裁对经济的侵蚀速度快于美以政治意志的消磨速度。

第四，合法性结构不同。抗战形成广泛民族统一战线，具备全民支持基础；伊朗政权合法性来源多元复杂，持久战的社会牺牲高度依赖民心共识维系。

《论持久战》对伊朗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照搬具体战法，而在于战略思维革新——

重构时间维度，放弃短期决战，将对抗视为长期过程，以战略韧性换取时间；

扩展空间维度，依托地区网络将冲突区域化、国际化，以多边危机牵制单边行动；

逆转成本逻辑，以低成本非对称手段对抗高消耗军事投入，迫使美以在代价与底线之间权衡；

坚持政治优先，军事服从政治目标，核心是分化联盟、争取舆论、巩固国内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