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三甲医院26楼报告厅里,32名女村医正专注地听着课。讲台上的专家在讲解慢性病管理,台下的她们时而点头,时而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偶尔传来小声讨论。这里是“基层健康守门人”女村医守护公益项目的首站现场,由南方周末与波士顿科学联合发起。
得益于此次活动,一位位鲜活的乡间姐姐向我们打开了自己和她们卫生室里厚厚的村级业务工作台账,我们触见了中国基层医疗最真实的样貌,并试图描绘出这个从“被忽视”到“被看见”的集体画像。
文 / 洪潇
图 / 陈逸航
身为村医,接受集中培训的机会并不鲜见,但这是第一次,她们作为纯女性群体被聚在一起。
在中国160万乡村医生中,女性占比超过35%,但她们长期处于一种“隐匿”状态。她们工作在最基层,服务着最广大的农村人口,承担着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健康教育等多重职责,却很少有人专门关注她们作为女性的独特价值,很少有人思考她们的专业困境与成长需求。
当这些平日里分散在各个村庄的女性第一次作为一个群体被“看见”时,会议室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情绪。有人说这是“找到组织的感觉”,有人说是“终于不孤独了”。她们开始意识到,原来那些深夜出诊时的紧张,那些被质疑时的委屈,那些在专业成长路上的困惑,并不只属于自己。
▲ 32位女村医正在认真培训
▲ 32位女村医正在认真培训
泥泞中的坚韧力量
那些年,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姑娘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那个雨夜,杨越清至今还能清晰回想起自己摔得有多狼狈。
深夜的电话响起,村里有位老人身体不适,家属希望她能过去看看。杨越清翻身起床,套上外套,背起那个帆布医药箱。雨夜里的乡村小路泥泞不堪,她一手撑伞,一手抱着药箱往前走。
田埂上的路本就窄,雨水一冲更滑。快到村民家时,她一脚踩空,整个人向路边的排水沟栽去。那一瞬间,杨越清没想着伸手扶什么,而是本能地把药箱往胸前一抱。“扑通”一声,泥水漫过了膝盖。
她从沟里爬起来,第一件事是检查药箱——还好,血压计和药品都没湿。杨越清一直记得那个抱紧药箱的动作。那时候她当村医才几年,很多时候还不太确定自己在做什么,但那一刻,她知道这些东西对村民意味着什么。
▲ 杨越清背着药箱走访。
▲ 杨越清背着药箱走访。
许多年后,当杨越清在昆明三甲医院的培训现场轻描淡写地说起“我在田埂上摔过跟头”时,台下的女村医们都笑了,但笑得很轻。她们中的好多人,有过类似的泥泞时刻。
段志华的成长轨迹更像一条缓慢上升的曲线。
1992年她21岁,从卫生局门诊部调到村里当村医。最开始的日子里,她更像是一个机械的执行者——上级安排什么就做什么,测血压、建档案、搞宣传,一样不落,也一样不多。“那时候年轻嘛,反正就是上级要求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自己不会去多想什么。”
改变彻底发生在她接近四十岁时。没什么戏剧性的转折点,就是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她开始真正“看见”身边的村民。老人腿脚不便,她去镇上时会带些生活用品;当患者拿不出几块钱药费不好意思时,她就说“算了,下次一起给”。
段志华开始“装修”卫生室。原本这间房子是村小组办公点,墙上挂着广播喇叭,老人进来都不敢大声说话。段志华一点点清走杂物,自掏腰包买桌椅,在院子里种花。现在,下雨天常有老人脱了鞋光脚进来,手上还提着新鲜的青菜和花苗。脱鞋是因为村民担心弄脏段医生擦得干干净净的地砖,可是她总拦不住,“其实我更怕他们滑倒啊!”
▲ 段志华所在的卫生所充满生机
▲ 段志华所在的卫生所充满生机
几年前,段志华才偶然得知,母亲年轻时也是村里给人打针的赤脚医生,跟着中医院的人到山上挖中药,熬大锅药。因为重男轻女,只读到三年级,识字少,最终没能转正。母亲生前从没主动提过这段经历,直到有人来开证明,要找证人证明她确实当过保健员。“到后来我都干村医了,她也不说,很晚才知道她也是村医。”
但那种血脉中的守护基因,就这么奇妙地在段志华身上逐渐复苏。
张庆燕的从医之路则带着更浓的时代印记。42岁的她,从医18年,但她对医生这个职业的向往,要追溯到更早的童年。小学二、三年级时,父母就外出打工,她成了留守儿童。“做饭、喂猪、养鸡……所有家务活儿都得从头学起。”九十年代的那个冬天,弟弟生病,家里连10块钱医药费都拿不出,只能向邻居借钱。
也是那一次,她见到了村里的赤脚医生。“虽然没经过专业学习,但他们背着药箱走村串户的身影,治病救人的样子很受尊敬,让我从小就向往成为医生。”张庆燕回忆说。父亲总是叮嘱她:“行医不能坑人,尤其不能让贫困的病人雪上加霜。”
这些童年的经历,让她对那些没钱看病的老人格外心疼。“每个病人后面都是一个家庭。”工作中,她会帮老人买药、抽血,陪他们聊天。有些老人的儿女在国外,总说她们比自己的孩子还贴心。当被问起如何看待小时候吃过的那些苦时,张庆燕笑着说:“生活里的苦,嚼吧嚼吧就甜了。”
▲张庆燕(左)陪老人聊天
▲张庆燕(左)陪老人聊天
和大姐姐们相比,还很年轻的毕凡云,则代表着这个群体的传承与未来。28岁的她,2024年刚刚新婚怀孕。丈夫远在西藏驻军,她独自守着卫生室,父母就住在楼上,夜里有任何病患都能随时找到她。
村里的“大爹”“大妈”们都是看着毕凡云长大的,知道她从小跟着爷爷学医。她的爷爷以前是赤脚医生,没有正规的西医证,但什么都做——预防接种、外伤缝合、中医把脉、针灸、火罐、推拿、开中药等,算是真正的全科医生。小时候,爷爷会教她背药方,培养她对医学的兴趣。
现在,毕凡云的诊疗记录里,有一页病例令人印象深刻:患者是位五十多岁的中风患者,病史三年,一直靠西药维持,但效果平平。按照现在的村医工作规范,她只需要定期随访、督促服药、记录病情变化就够了。但毕凡云记得爷爷的话:“医者父母心,能治好的病绝不能放弃。”
她决定给这位患者加用针灸和拔罐。第四天时,患者告诉她:“小毕医生,我能爬坡不歇气了。”每多一个这样的好结果,就能让曾经爷爷的病人们慢慢成为自己的患者。
这些不同年龄的乡间姐姐们,以自己的方式在各自的时代里跌跌撞撞,一步步走成了村民们可以依靠的人。
▲毕凡云走在入户随访的路上
▲毕凡云走在入户随访的路上
守护的边界
那些我们能做的和不能做的事
有时候,一只药箱的重量,可以丈量出一个时代医疗服务的边界。
杨越清依然记得自己第一次背药箱的感觉。简易药箱里,装着十几种基础药品:感冒冲剂、退烧片、红霉素眼膏,还有纱布和碘酒。整只箱子压在薄薄身板上,她背着它走遍全村的每个角落,步履并不轻松。
如今的“装备”,变成了更大的铝制药箱。血压计、血糖仪,重量却轻了许多。更重要的变化藏在她的脑海里——那些厚厚的随访记录本,已经成为一本活的村民健康档案:“每个人的性格脾气,90%以上的人,我都记得他们的名字还有性格。”
“以前是村民有病找我,现在是我主动去找村民的病。”杨越清这样总结自己工作内容的根本变化。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出击,从治已病到治未病,这只药箱的演变,折射出的是中国基层医疗服务模式的历史性转变。
▲杨越清主动上门向村民了解情况
▲杨越清主动上门向村民了解情况
这种转变背后有着清晰的制度脉络。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工作清单上,14大类55小项服务内容几乎重新定义了“村医”这个职业: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每一项都有具体的服务标准和考核指标。村医们纷纷戏称自己为“表哥表姐”——报表的表。
段志华见证了母女两代村医的职责边界变迁。她的母亲是上世纪70年代的保健员,工作简单直接:日常在家熬中药,等着村民上门打针。而段志华现在管辖的村子里,65岁以上老人260多位,高血压患者240多位,糖尿病患者60多位。每个人都有一份详细的电子健康档案,血压血糖的每次测量都要录入系统,每次随访都要填写规范的表格。从母亲那一代的“治一个算一个”,到她这一代的“管一村人一辈子”,守护的内涵已经悄然重构。
现在的段志华,把自己的私家车用作村里的“120”,到镇上15分钟的路程,她跑了无数趟。包括帮老人们捎馒头、牛奶这样的小事,也挂在心上。
▲段志华上门为老人量血压
▲段志华上门为老人量血压
但职责边界的扩大,反而让她们对专业边界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杨越清难以忘记2006年那个改变她职业观念的夜晚。一次出诊过程中患者出现意外,最终离世。“整件事情像一块大石头、一根刺扎在我心里一样,让我警惕、细心。”多年来,她用无数个夜晚的学习和反思消化着这份创伤。
这段痛苦的经历反而让她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边界。她曾经接诊过一位腹痛的患者,最初以为是普通肠胃炎,但患者的神情让她觉得不对劲。“我当时心里就有个声音在说,这不是我能处理的。”她没有犹豫,立即联系家属送县医院。后来证实是急性阑尾炎。
“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比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更重要。”杨越清说,这是三十多年村医生涯教给她的珍贵一课。
段志华也有过类似的边界判断。遇到超出卫生室诊疗能力的病情时,她的第一反应是快速评估,然后决定是否需要转诊。她开着自己的私家车,把这些需要及时救治的病人送到县医院。
这种对能力边界的清醒认知,恰恰体现了她们责任感的真正内涵。毕凡云面对那位中风三年的患者时,选择了在规范随访的基础上,加用针灸和拔罐治疗。这个病例让她思考起一个核心问题:村医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是严格按照工作清单执行任务,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村民更好的医疗服务?
答案就藏在她们对专业边界的细致理解中。她们明白,村医的工作边界不是经济边界,而是专业边界;不是能力边界,而是责任边界。
▲张庆燕向村民科普健康知识
▲张庆燕向村民科普健康知识
从个体医疗向群体健康的转变,让这种边界意识变得更加重要。段志华在给村里妇女做“两癌”筛查宣传时,遇到的阻力是传统观念:“身体好好的,查什么查?”她不会强硬推销,而是耐心解释:“就像咱们种菜要防虫害一样,早发现早处理,身体才能保持健康。”这种健康教育,本身就是对守护边界的重新定义——从治病到防病,从个体到群体。
这种坦诚,源自她们对自身定位的准确把握。“村医的工作边界,说到底就是我们对村民健康承担多少责任。”杨越清说。这个责任是无限的——从空间上看,已经从固定的卫生室延伸到村民家中;从时间上看,从被动的“有病才治”变成主动的“防病于未然”;从内容上看,从单纯的疾病诊治扩展到健康管理的全流程。
但最关键的是,她们学会了在无限的关怀与有限的能力之间,找到那个恰当的平衡点。
杨越清为了让村民掌握更多健康知识,自费买鸡蛋做奖品举办健康讲座。“既然我救不了很多人,那就做这个让很多人知道去防病,少生病。”最初她骗村民说鸡蛋是“上级医院发下来给我,我发给你们的”,后来村民们知道真相,心疼她:“你不要买鸡蛋了,我们都会来的。”
从家门到村口,从个体到群体,从治疗到预防,她们用有限的能力承担着无限的关怀,用清醒的边界意识实现着恰当的守护。
▲从家门到村口,女村医们承担着无限的关怀。
▲从家门到村口,女村医们承担着无限的关怀。
星火在燎原
当那些守护者终于被人守护
段志华的衣柜里,两件白大褂紧紧叠在一起。
一件是她卫校时期的第一件白大褂,经过三十多年的洗涤已经微微发黄,针脚处甚至有些松散。另一件是上级医院发放的统一制服,logo清晰、面料挺括,她至今舍不得在日常工作中穿着。
“我们之前没有工作服,就穿自己买的普通白大褂。”段志华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新制服,“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终于被认可了,人家还会发工作服给你穿。”
而这种坚守,开始得到回应。
2025年5月26日至28日,由南方周末与波士顿科学联合发起的“基层健康守门人”女村医守护公益项目在昆明正式启动,32名来自昆明周边8个县级卫生事业单位的女村医参与了首站培训。
响应来自社会的健康渴求和援助召唤,波士顿科学作为全球领先的医疗科技公司,以“为生命创新”为使命,长期致力于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至基层。近年来,波士顿科学陆续开展了多样化的基层医疗服务建设项目。从“移动教育培训大巴车”到“消化内镜技术基层行项目”,从“西部乡村儿童先心病资助项目”再到“医学生助学公益项目”,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不断提升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不仅为就医困难群体提供社会关爱,也在持续赋能医者成长。这家公司在用创新科技改善患者健康的同时,也始终坚持给社会带来积极影响。
正如波士顿科学所坚信的:只有当社会的目光真正聚焦于这些乡村的守护者,当角落里的基层健康守门人的不易与坚韧被看见、被理解、被珍视,才会有一束光照亮她们前行的路。
▲波士顿科学用行动让“专业医疗之光照进每一个角落”。
▲波士顿科学用行动让“专业医疗之光照进每一个角落”。
三天的培训课程精心设计:白天有专家医生授课,从心理健康、公共卫生到慢病管理、急救技能,每一门都贴合基层医疗的实际需求;在急救技能实操课上,她们互相当模特练习心肺复苏,互相纠正手法。平日里在各自村庄独自面对各种医疗状况的女性,在这里可以反复练习,可以在专业指导下确认操作要领。
晚间女村医们则聚在一起,自发进行小组讨论,分析消化知识点的同时,她们还各自列举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然后互帮互助、相互出主意、现身说法。
▲培训课之后,女村医们进行学习复盘。
▲培训课之后,女村医们进行学习复盘。
当精神科门诊主治医师普俊钦开始讲解“女村医心理健康课”时,杨越清认真地做着笔记。这门课程主要讲述如何识别和处理村民的心理问题,特别是农村妇女和儿童的心理健康干预方法。杨越清想到了村里那个因为学习压力而逃学抑郁的孩子,想到了自己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时的力不从心。
当晚的分组讨论中,杨越清鼓起勇气分享了那个2006年的医疗意外。“我差点就不想再干村医了,”她说,“但我用了十多年的时间,重新建立起村民们的认可和信任。”
房间里安静下来,没有人回避她的目光。此间的每个人都在专业路上跌跌撞撞地走过,都有过深夜里的恐惧和自我怀疑。那些年深埋在心底的创伤,在这种集体的理解中,慢慢被愈合。
“要拿出真心对别人,我相信他们也会真心对你的。”段志华在小组讨论中这样建议年轻的村医们。她想起自己从40岁才开始的那种转变——从“反正是上级要求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到“用心对别人,得到的也是心,真诚的心”。
▲认真记录新学的知识点
▲认真记录新学的知识点
三天培训结束时,女村医们互相加了微信,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群聊。离别时,她们有些不舍。
“身为女性村医,我们承担着家庭的责任、琐碎的工作压力、生活的压力,但我们依然坚持这份自己喜爱的工作。虽然工作虐我千百遍,我依然爱它如初恋。”培训结束后,微信群里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从泛黄的旧白大褂到崭新的统一制服,一件衣服的变迁见证着身份认同的转变。“找到组织的感觉”“终于不孤独了”——她们愿意主动打开自己,期待被人看见。
这种“被看见”的意义,超越了一次培训活动本身。它提醒着社会,那些分散在各个村庄的女性,她们的坚守值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她们的专业成长,需要更系统的关注和投入。
回到各自的村庄后,这种被理解、被支持的温暖开始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计划。杨越清准备把学到的心理疏导知识运用到工作中,特别是帮助那些有心理困扰的村民。段志华期待在村里的“两癌”筛查宣传中加入更多专业内容,让村民们更好地理解预防的重要性。正在孕期中的毕凡云,计划为村里的高龄孕妇建立更详细的档案,用培训中学到的知识为她们提供更好的指导。
▲毕凡云正在卫生室工作
▲毕凡云正在卫生室工作
这种变化将如星火燎原般传递。不仅是这32名女村医,更多的基层医护工作者需要这样的关注和支持。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无畏的坚守与深情的付出,让她们成为了村民心中不可或缺的健康守护者。从杨越清2006年的创伤到如今的专业自信,从段志华40岁后的职业觉醒到今天的真心付出,从毕凡云年轻的热忱到即将承担的双重守护责任——她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当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公益项目深入基层,当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乡村医疗,那些散布在中国广袤乡村的守护者们,将以更专业的技能、更坚定的信心,继续守护着万千村民的健康。
在这条通往健康中国的道路上,她们选择了最朴素却最珍贵的方式——用自己的双手和仁心,在最需要的地方播撒健康的种子。她们的足迹或许不会被历史铭记,但她们的守护,正在悄然改写着无数普通人的命运。
如今,在各自的村庄里,她们的身影依然忙碌而坚定。她们带着从昆明获得的新知识和集体认同感,书写着属于新时代女村医的守护华章。
“相信我们所有的女村医在行走的路上勇往直前,继续加油。”杨越清在培训结束时写下的这句话,如今有了更深层的含义:她们不再是一个人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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