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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石刻最终被证实为真，秦汉乃至先秦时代的“仙山”昆仑山的具体位置将确认——在今天“巴颜喀拉山脉及其周边区域”。（视觉中国 / 图）
▲如果石刻最终被证实为真，秦汉乃至先秦时代的“仙山”昆仑山的具体位置将确认——在今天“巴颜喀拉山脉及其周边区域”。（视觉中国 / 图）
正方：“必真无疑，可能是近几百年来最重要的新见石刻资料。”
反方：“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责任编辑｜刘悠翔
“百年来最重要的石刻发现。”中国社科院大学考古学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刘瑞在朋友圈里激动地写道。
2025年6月8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仝涛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文章中提到的这方“昆仑采药”石刻，迅速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广泛讨论。
文章提到，有考古工作者近期于青海省黄河源头的扎陵湖北岸，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石刻题记，“意义十分重大”。
文章将这37字小篆释读为：（下划线为原刻残损、作者推测的字）
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士/采藥昆/陯翳以/廿六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囗/前囗可/一百五十/里
仝涛介绍，该石刻镌刻字体为“典型的秦小篆”，所刻内容大意为：秦始皇派遣五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他们于始皇廿六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到达此行的终点）。
仝涛曾多次主持西藏阿里、青海乌兰泉沟等吐蕃时期、象雄时期的墓葬考古，并多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自公元前219年至公元前211年，共有七次出巡，分别在山东峄山、泰山、芝罘、东观、琅琊台、河北碣石、浙江会稽立下七大刻石，皆由丞相李斯撰文并书丹。这七大刻石，大多只有摹本或翻刻，现存于世的只有山东岱庙的泰山刻石残块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琅琊台刻石残块，均残损严重，漫漶不清。
如果此次发现的刻石确为秦人所刻，那将是唯一现存于原址的秦代刻石，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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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秦代刻石
及简牍文字的典型特征”
发现者侯光良与石刻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发现者侯光良与石刻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仝涛的文章中并没有指明具体发现者的姓名，但在文章发布之后，发现者侯光良的朋友圈也迅速被曝光。
青海师范大学地理学教授侯光良在朋友圈里详述了石刻发现经过：“2020年7月，我们把扎陵湖和鄂陵湖北岸全部跑完了，当时在扎陵湖北岸距离湖边大约几百米的凸起岩石上，岩石很大也很突兀，我就想看看有没有岩画，结果看到的东西，让我大吃一惊，直接是汉字，而且是篆体，我头一昏，这地方怎么能发现这东西呢，再仔细一看，上面有皇字，非常兴奋，连忙拍照记录，回来进行整理研究，并上报相关单位。”
在经过初步研究之后，侯光良对石刻有了以下基本的判断：“首先这是古代遗物，不存在伪造，其次这石刻是国家行为，并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字体造诣深厚，非常规范，并有车行到达非常遥远难以到达的河源，而且伴随有奏乐，这架势，非国家不能完成。”
侯光良是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人类演化与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与环境演变的关系。侯光良带着团队常年考察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由他发现这一石刻，既是偶然，也是常年的积累所致，仝涛评价侯光良的的这一发现“居功至伟”。
侯光良当时也对石刻的年代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偏向于元代或者清代，元代和清代国家实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河源地区成为管辖的一部分，皇帝或者派人绘制地图，或者派官员祭祀河神，中央政府有现实需要。再加之河源地区风蚀强盛，过于久远难于保存。”
南方周末记者拨通侯光良的电话时，他正在野外工作，信号并不是很好。但他承认，当时做出“元代或清代”的推断“比较浅薄，还缺乏认识，后期还需要继续研究”。
仝涛在文章中给出了石刻为秦代的几项关键证据。首先是“大夫”的“合文”写法，即将“大夫”二字合为一字，这是一种流行于战国、秦代的书写方式，后世非常罕见。其次，“昆仑”中的“仑”字写法也具有典型的秦代特征，偏旁为阜旁，写作“陯”，“是秦代刻石及简牍文字的典型特征。”
另外，由于石刻中提到了昆仑山，并给出了相对具体的位置，这对于今人认识秦汉乃至先秦时期人们心目中的昆仑山，具有重要意义。先秦时期，昆仑山一直被认为是神仙聚集、奇珍异兽生长的圣地，其上多瑞兽仙草、不死之药。根据石刻提示的位置，仝涛认为，当时所称的昆仑山就在今天“巴颜喀拉山脉及其周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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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一个文物是假的
比证明是真的要容易
仝涛的文章发布当天，多位不同专业的学者就从各个角度对石刻进行了探讨，其中不乏质疑的声音。
首先发文质疑的是数学史学家、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院长曲安京，他认为，石刻录文中的“廿六年三月己卯”，与秦代的历法颇有抵牾，“根据迄今为止所有出土文献复原的《颛顼历》历谱……石刻上记录的‘廿囗年三月己卯’，无论如何无法与《颛顼历》吻合。”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辛德勇也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称“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但是辛德勇暂未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另一位对石刻颇有质疑的学者为北京语言大学民俗学教授刘宗迪。除了历法无法对应之外，他还认为三月份黄河源地区气候寒冷，古人似乎难以在这个季节跋涉到达。
文史学者胡文辉从语文学的角度，认为秦汉的传世文献中没有“采药”这样的说法，怀疑石刻中“采药”二字并非秦汉时期的语言。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石刻提出质疑的学者，均不是金石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相关专业的。
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考古专业副教授张明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看到石刻照片之后，“当时就觉得没有问题，就是老的”。他说这是一种古董看多了的“直觉”。对于这些质疑的声音，他总结了它们的共性：“都是从文本内容上找（漏洞），因为他们不懂鉴定，所以只能从内容上找。”
对于历法问题，很多学者共同指出，仝涛文章中的释文可能存在问题，不是“廿六年三月”，而更可能是“卅七年三月”。如刘瑞就认为释文中的“六”当作“七”。如果是“卅七年三月”，那么历法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金石组副研究馆员熊长云表示，好多朋友在第一时间向他询问刻石的真假。他的看法是：“铭刻真，不必怀疑。至于部份释文，可以再讨论。始皇卅七年，三月正有己卯。卅六年，始皇因荧惑守心等事，已预感时日无多。若是卅七年，始皇派使者前往昆仑采药，正合于其时心态。”
对于胡文辉质疑的秦汉时期没有“采药”用语的说法，熊长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采药’虽不见于传世文献，但可以比照秦封泥所见‘采金’‘采青’等官名。”
复旦大学古文字学教授郭永秉也与熊长云意见一致：“必真无疑，可能是近几百年来最重要的新见石刻资料。但是有些释文对不对，还有待后续进一步发表清晰的照片和拓本。”
郭永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绝无西汉以后的人能刻写出这样的小篆来。行款、字的笔画结构和线条力度，以及内容，都不是后代所能达到的水平，明晃晃地刻了三四十个字，内容也复杂有层次，却一点点马脚都没有，而且能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和呈现于该处的逻辑，伪造是绝无可能的。”郭永秉还表示，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古文字专家出来说是伪造的。
历史学者史杰鹏也认为石刻是真的，他在他的个人公众号文章中写道：“要是假的，终究有破绽。证明一个文物是假的，比证明一个文物是真的永远要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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