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女孩厉延琳：攀登珠峰三次，全家第二个登顶

2024年5月21日10时48分，厉延琳登顶珠穆朗玛峰。

2024年5月21日10时48分，厉延琳登顶珠穆朗玛峰。

在她任职的华大集团，她是第十位登顶珠峰的员工。在家里，她成为第二个登顶珠峰的人。

2020年5月28日9时57分，她的父亲、松禾资本合伙人厉伟登顶珠峰。这一年，她也与父亲一起攀登珠峰，但因冰雪哮喘等身体原因没能登顶。不过她一直没有放弃，三次攀登珠峰也见证了她的成长。

第一次攀登珠峰是2020年，她与父亲同行，更多是一个女儿的角色，沉默寡言；第二次攀登是2021年，她独立出现在队伍中，而且队伍中居然女性更多，让她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姐姐；第三次的2024年，她更加自发地训练，作为华大集团科研项目的受试者之一，与同事们一起完成了攀登、科研“二合一”的挑战。

珠峰归来，她有了更大的人生版图。在接受南方+采访时说：“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一座自己要攀登的珠峰。”“只要是在生活中努力打破极限、挑战自我、认真生活的人，都是登峰者。”

未来向何处去？或许就像那首《钗头凤》的下阕：“望高处，飞尘雾，未来当学常青树。畅胸怀，自成材，漫长年月，怎做安排，猜！猜！猜！”

00:13

深圳女孩厉延琳：26岁，攀登珠峰三次，全家第二个登顶

以下根据厉延琳的讲述整理而成：

我从小到大主要在深圳生活，高中三年在北京北大附中道尔顿学院学习，跟我舅舅、舅妈住在一起，2017年出国去波士顿学院读书，中间因为疫情和想登山休学过两年，2023年毕业之后就回到深圳，加入了华大集团。

我平常不算特别喜欢运动的人，喜欢打打羽毛球，看看喜欢的比赛，20岁以前没想过我这种素人也能登珠峰。

我攀登了三次珠峰，今年才第一次看到珠峰顶是什么样子。

我登顶的时间是5月21日10时48分，是华大登山队里最后一个登顶的，从海拔8300米到8848米，用了8小时40分左右。虽然我老说自己是最后一个，但真的没什么丢人的，因为我一直是队伍里比较偏慢的那个，能在关门时间前登顶已经挺开心了。

其实在登顶前两个小时，就是我们已经看到最后一个难点时，我跟向导核实完，心里就有数了，觉得自己肯定能成功登顶，所以真的登顶后，我反而没有那种想要哭的冲动，就是非常非常开心和感动。

开心是自己终于达成了5年来一直想要达成的目标，做了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感动更多是觉得感谢山神、感谢队友、感谢向导，很开心和大家一起达成目标。

登顶后，我觉得我的体能还有一定富余，后劲很足，越往下走越开心，一次都没有哭过了。

厉延琳在登顶珠峰后下撤。

厉延琳在登顶珠峰后下撤。

我们当天本来要下撤到倒数第二个营地，也就是7790米的C3营地，但路上有冰壁，对我这种恐高的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地形，所以下撤到最后一个营地——8300米的突击营地时，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耗掉了全部体能，下撤到8250米时我就完全走不动了。

当时我跟我向导描述，如果让我在这里坐下，闭上眼睛的话，我可以下一秒就睡过去。向导也非常负责，一路不让我多休息，让我一点一点挪下去。向导后来跟我说，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向导在很危险，很可能就醒不过来。

我最大体验的就是，来登珠峰的话，一定要把体能准备充足。

事实上，在珠峰上下不来的人里，很多都是意志力极强但体能不足的人。因为意志力不够强的人，他前半段就会放弃，但是意志力强的人，会让自己硬咬牙撑到顶峰，可实现目标后，就很难还有那么强的意志力了。

当体能不够时，你的意志力并不足以支撑你下到一个安全的营地，所以体能一定是最最重要的。

身体和心理其实也是相互影响的。这次我从拉练开始咳嗽，一开始也是小咳嗽，所以休整的时候，我就回日喀则照了个肺片，很幸运这次没有阴影。整个冲顶过程中，我基本没有咳嗽，等真到了8848米开始咳，然后一路咳下来，感觉要把肺都咳出来了。

有时你心理上是坚定的，生理上的问题会被暂时压下去。比如说我登顶后下撤的那一段，明明恐高症已经把我的体能耗尽了，但是因为我有一个想要到8300米营地和同伴交流的目的，让我坚持到了那里，所以心理强大在山上还是很重要的。

在整个登峰的过程中，我的心态不能算很好，中途还因为不同原因崩溃过几次，根本原因还是怕自己登不上去，谁都对不起，我也特别希望能让我爸认可我。

崩溃归崩溃，这次我真的没有想放弃。让我感动的是，每次我遇到问题，都是团队的人陪我一起度过。

有一次从5800营地向6500米拉练时，风雪交加，因为我本身就比较怕冷，那天穿得也不够厚，全程身体都没热起来，快到终点时就走不动了，蹲在地上哭。当时余国明老师（华大运动的专家顾问）帮我找来向导，让向导慢慢带着我走，后来到了一个休息点，华大的同事旦增旺姆脱了外面一条裤子给我穿上。

珠峰北坡上有三个难点，分别是第一台阶、第二台阶、第三台阶，第二台阶是最难的，传说中的“中国梯”就在第二台阶。

我爬第二台阶时也快哭了，这个台阶分三个梯子，上了第二个梯子之后是一个平台，平台上面就是“中国梯”。我在这里看到了以前一位登山者露出的靴子，当时就心里咯噔一下，然后爬到了“中国梯”的顶部，顶部上面不是平台，而是还有一块大石头，我就在那块大石头上卡住了。

当时我心里开始慌了，不知道脚和重心该怎么放，怕万一我也下不来，以后就要留在这里了，后来就在那里悬停了一小会儿。

这时向导拽了一下，把我拽了上去，这也是我唯一一次让向导拽，其它时间我都是自己走，或者让向导帮我扶一下。爬上去之后，我就跪在地上，掉了几滴眼泪。

整个过程中最大的挑战，综合起来说还是克服自己的恐惧，因为这个恐惧不仅有我恐高上的难题，也有对自己的不自信，还包括因为不自信在心理上出现的动摇。

让我惊喜的是在最后冲顶那天，我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体能比2023年攀登卓奥友峰时有大幅提升。我攀登卓奥友峰时遇到一个岩壁，哪怕有向导在上面拽、下面推，也是非常艰难才上去，因为当时自己的核心已经几乎没力气了。

但在珠峰上，我在相似的地形上完全没有困难，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上去，我才意识到原来我的体能真提升了。之前大家都跟我说你的体能肯定有提升的，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

2024年5月21日，厉延琳即将到达第二台阶。

2024年5月21日，厉延琳即将到达第二台阶。

我们真正冲顶那天，是凌晨2点左右出发的，当时天气非常好，没有风。前几天雪也下得非常大，覆盖住了很多石头，让我们更好走了。刚出发时，看不到星星、月亮，只有登山队里大家头灯上的灯光。

走到大概一半的时候，我们看到远处的一片灯带，那是南坡登峰者的光，我们最终会在珠峰顶上交汇。当时我就想，如果我有力气的话，我要把头灯摘下来跟他们挥一挥，但完全没有多余的力气那么干。

我走了8个小时40分左右登顶，中间饿了就吃巧克力和能量棒。登顶后，我看到华大登山队的队友们都在，同事们围在一起做各项检测。

我的队友旦增旺姆是第一个登顶的，她在珠峰顶上停留了两个多小时。为了采到科研样本与数据，她还把自己的衣服拉开、面罩摘下来，汪老师（华大集团董事长、联合创始人汪建）、吕钟霖、马啸等人也摘下了面罩，在无氧的状态下来做测试、获取数据。华大人真的是为科学献身，舍小我成全人类大我。

能做到这一点真的很不容易。从6500米营地冲顶出发开始，我就一直戴着氧气面罩，吃饭时吃几口就要停下来吸氧，长时间不吸氧真的是很大的挑战。我也非常期待最后出来的科研成果。

2024年5月21日，70岁的汪建登顶珠峰后摘掉氧气面罩，在珠峰顶采集静息态脑电数据和皮肤微生物样本。华大集团供图。

2024年5月21日，70岁的汪建登顶珠峰后摘掉氧气面罩，在珠峰顶采集静息态脑电数据和皮肤微生物样本。华大集团供图。

汪老师今年是第二次登顶珠峰，登顶固然很重要，但是其实在他眼里没有那么重要，他更想采集到一些比较“有趣”的数据，去完成“华大珠峰行动”的科研目标。

以往在珠峰上做的科研活动，很少能采集到8000米以上甚至8848米的比较全的人体数据。在华大珠峰科研计划里，我们在高原适应性训练和攀登过程中，持续监测和采集了从0米到8848米不同海拔高度下核心队员的生理指标、脑认知、眼动、眼底、运动机能、心肺超声等多维表型数据，获得了基因组、蛋白组、代谢组、影像组及细胞组等多组学数据，我也是受试者之一。

这次攀登，其实不只是攀登一个物理高峰，不只是挑战身体的极限，也是在攀登科研领域无形的高峰。

我在顶上待了半小时左右。一路上，我的手机都是关机，所以到峰顶上还有电，我就用自己的手机拍了360度视频。

从珠峰顶下撤，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走路，休息一般也就能休10分钟，最终没能按计划下撤到7790米的C3营地，只下撤到了7900米的地方。

8300米时我已经力竭了，后来那400米是硬生生挪下去的。400米是垂直距离，看数字可能感觉不高，还不到梧桐山海拔的一半，但山上氧气稀薄，即使吸氧也只能缓解，无法达到平原的氧气浓度，因此每走一步都很费劲。这时就连向导都不是在平原上走路的状态，比原本的速度慢很多。

平时我们在平原走路，你不会数你一口气能走多少步，但是在山上我的速度就是喘4口气走一步，平缓一点的路喘2口气走一步，路最陡的那一段是8口气甚至16口气。

等到了7900米的地方，天已经黑了，也有了扎营的条件，没必要下到7790米的营地，就跟向导一起在帐篷里住了一晚，吃了自热米饭。

这时手机已经有信号了，我第一个电话打给了爸爸妈妈，他们说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就记得他们特别开心，说特别为我骄傲什么的，知道他们已经在从深圳到大本营接我的路上了。

第二天，我们又是走到天黑，到了6500米的C1营地。

第三天，我们往5200米海拔的珠峰大本营走。大概在5500多米的冰河边，我爸上来接我。他陪着我一路下行，离大本营还有2公里，碰到吸着氧来接的我妈，姑姑一直吸着氧在大本营附近等我。

我爸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我知道你是可以的，第二句说的是：你是不是胖了？

当时把我给气坏了。实际上我还轻了两斤，比我想象中轻得少一些，可能一是因为大部分时间伙食还不错。大本营和6500米营地能吃到厨师正常做的饭， 7028米的C2营地还能吃到一些米饭、面条，最后两个营地只能吃自热米饭或者方便面，再加上我为了怕自己体力不够，就硬塞了很多吃的。

我妈妈就抱着我哭了很久，啥也没说，特别激动。比起安全，她更担心的可能是如果我爬不上去，会不会对自己打击很大。她知道我有点自信心不足，怕我再受打击。

因为家庭的原因，我从小接触的成功的人太多了，总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他们，越长大越发现和别人的差距，所以我从小挺缺自信心的。

其实大家都跟我说，不要跟别人比，做自己就好，但我还是挺难做到的。

这次登上珠峰，我感觉自己自信了很多。以前虽然顺利地读了书、毕了业，但依然一直没有完成一件让自己骄傲的事情。

登山的确是我这几年里自信心的重要来源。

不过，我是那种绝对不会说征服高山的一类人。

我特别相信山是有灵性、神性的，而且你的确没有征服它，它不可能被征服，你只是爬上去了而已，并不代表着你比它厉害，或者说是你把它踩在了脚下。

我更愿意说，感谢山接纳了我。如果要说征服的话，你征服的不是山，你征服的是过去没有登上山的自己。

2024年5月21日，厉延琳向珠峰第三台阶攀登。

2024年5月21日，厉延琳向珠峰第三台阶攀登。

我之所以开始登山，跟我爸的“忽悠”有关。

2018年5月，我爸作为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珠峰登山队队长，在8300米突击营地做指挥，没有登顶。但回来后，他给我看了队友在峰顶拍摄的360度俯瞰视频。

那个视频里的场景震撼了我，让我突然有一种我也想去这个地方的冲动，因为那个角度真的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年过去，我对那个视频的印象其实已经模糊了，但感觉一直没有忘，今年登顶后，我也在顶峰“复刻”了一份360度视频。

因为我爸打算第二次攀登珠峰，2018年7月20日左右，我刚过完20岁生日，他带我攀登了拉萨附近的海拔6010米的洛堆峰。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雪山，因为爬得比较顺利，所以后面对海拔7000米、8000米以上的雪山也没有那么大恐惧。

2019年7月，我去攀登了卓木拉日康峰（海拔7034米），9月攀登了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海拔8201米）。要从北坡登顶珠峰，要求登山者有攀登过6000、7000、8000米以上雪山的经历，这些是攀登珠峰的训练和必要条件。

卓奥友峰我攀登了两次。2019年那次，在冲顶那段时间颈椎病发作，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登得特别痛苦，好几次我都问向导：“如果我放弃了，还能不能登珠峰？”向导说不行，我就咬咬牙再走，然后又走不动了，再给自己打气。就在我濒临放弃、但又始终没从自己嘴里说出“放弃”两个字时，团队因为天气原因下撤的决定把我救了，当时我心里长长舒了一口气。

2023年9月，我跟华大的同事一起登卓奥友峰，让我印象更深。我7月刚毕业回国，体能训练不充分，也有两年没登过雪山了，再加上8月第二次感染新冠病毒，一开始拉练，我就发现自己是队伍里体能最差的。爬到倒数第二天，我爬得已经非常艰难。

当时我甚至想过，要是像2019年那次一样，再因为天气等原因让大家都撤就好了，我也可以顺理成章地下撤了。

真正到冲顶那天早上，我们需要凌晨一两点起床，向导问我还要不要继续爬，我当时又困、又累，头又晕，觉得自己快要挂了，心里叫嚣着要放弃、继续睡觉，但当时有一句话出现在脑海里：“如果我今天放弃了，明天的我一定会恨今天的自己。”

最终，我还是咬着牙出发了，每走一步就在心里跟自己说一句：“8000米！”

走到8000米高度时，天刚蒙蒙亮，我还没有意识到已经到了，是向导提醒我才知道。

那一刻，我真有一种想哭的冲动，感觉整个世界都豁然开朗。我真的实现了自己一直想达到的目标！

那次攀登卓奥友峰的收获，我不只是发现自己体能相对偏弱，还包括第一次对死亡有风险意识。

当时，我撑到8000米身体后垮了，下撤途中出现了力竭的症状，就是看地面会头晕，只能仰着头、不看路下撤。向导看到我确实撑不住了，就让我坐在雪地上像滑梯一样往下滑了一大段，但在珠峰上可没有这样的雪坡可以滑。

如果想要活着从珠峰上回来，必须要有足够的体能才行。

为了从珠峰活着回来，我开始加倍努力锻炼了。

厉延琳在攀登珠峰途中，高度约为7900米。

厉延琳在攀登珠峰途中，高度约为7900米。

登珠峰之前，我并不觉得登山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因为经过前面几座雪山，我已经知道登山是一个非常苦的差事，吃不好、睡不好、住不好、穿不好。

为什么明明觉得登山很辛苦，我还要去登珠峰？

是啊，我也觉得这是人很神奇的一个地方。有些登山人就是这样的，在山上时哭着说我再也不要来了、我这是脑子进了水才来花钱买罪受，但是下山之后不到一个月，又开始计划自己下一座雪山要去哪里了。

仔细想想，诱惑可能就是那种延迟享受的快感，就像大家很喜欢看足球比赛一样，可能你要忍受90分钟毫无进展的比赛，就为了最后进球的那一刻。

登山可能也是这样，你经过了长时间的痛苦，最后迎来了你想要的结果之后，那种快感可以持续很久。

另外，登山虽然很苦，但是路程中也有很多快乐的东西，比如可以和同伴产生比较纯粹的友谊，可以看风景，可以远离都市的喧嚣，真的去拥抱大自然，这是很不一样的体验。在回忆时，人可能就会逐渐忘掉痛苦的那部分，留下那些美好的记忆。

我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是在2020年，当时我休学留在国内。在拉练过程中，我开始剧烈咳嗽，后来回到定日人民医院拍片，发现肺部有阴影。为了防止发生肺水肿，我不得不放弃冲顶。下撤后检查发现，当时剧烈咳嗽病因是冰雪哮喘。那一次，我最高拉练到6500米。

那一年5月28日，我爸登顶成功了，我去日喀则迎接他。当时我心情很复杂，伤心、委屈、失落的感觉都有，看着他兴高采烈地谈他登峰的经历，我就站在角落里，完全融不进去。

不过，那时我并没有产生一定要登顶成功的想法，直到2021年再次攀登珠峰失败之后才有。

2021年，经过更充分的准备，我又一次开始了挑战。这次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去攀珠峰，以前我都是跟我爸一起去登山，我都不怎么说话，大家还以为我就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人，挺沉闷的。但真要一个人去登山，我也有点紧张，不知道怎么跟队友处好关系，但后来没想到，我跟大家自然而然地把关系处好了，这点我当时也是挺佩服自己的。

2021年这次比较特殊，我们队伍里第一次女性比男性多，团队里有不少三四十岁的姐姐，大家从事不同的职业，有自由职业者、兼职艺术家，也有自己开公司的，好几个姐姐是没有结婚或者离异的，每个人都活得很精彩，让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我也第一次开始觉得年龄这种东西不是很重要。

当时大家关系都处得挺好。那也是我第一次在祈祷时，祈祷的是大家一起登顶，而不是只祈祷我个人登顶。

当时的队友后来也有一些在2022年、2023年登顶了，不少队友现在也保持着联系，有一位姐姐今年还专门飞到日喀则给我送了她2023年登顶时用过的好用的设备。

2021年攀登珠峰时，我拉练到7000米海拔之后，再次咳嗽得厉害，喷上哮喘喷雾后就好很多。但这一次，我们因为疫情原因未能登顶，当时的感觉太刻骨铭心了，因为我们是在完成了全部拉练之后，才被宣布要下撤的，就是苦已经受了，就剩最后一点甜了，结果没有了，让人特别想把失去的弥补回来。

从那以后，攀登珠峰对我逐渐变成了一种执念，也希望能够向自己和其他人证明，我是可以的。

在登山方面，我的榜样是我爸和汪老师。

我爸在山上一直很乐观，很能交到朋友、融入大家，也是我以前很羡慕的一点。

汪老师是我念中学时就认识的，到华大工作后，有时会跟他一起出差或开会。我能看到他是怎么为登珠峰做准备的，尽管他工作非常忙，但也会挤出时间，每天会骑车上下班，背的包至少20公斤重，常常在低压氧舱里进行骑自行车训练，我经常看到他骑得满头大汗的。

其实汪老师的体能比我强，除了最后一天登顶是他比我快20多分钟，前面的每一天他都比我快将近一个小时。一个70岁的老人，比我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体能好这么多，让我由衷敬佩。像他这种70岁还活得这么精彩的人，我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

这种活到老、学到老、拼搏到老的精神，让我觉得人生很有盼头。一般人会说，你到了60岁，差不多就该休息了，有意思的生活就结束了。汪老师的经历告诉我，其实70岁的人生也可以比20岁还要精彩，这也是我这次攀登收获最大的一点。

今年为了登顶珠峰，我的训练更自觉了。以前更多是像小孩子被父母逼着读书一样，今天做这个练习，明天做那个练习，但是今年我就会逼着自己做，而且会更主动去问我爸应该怎样训练。

我主要的训练内容就是爬楼梯、健身房和爬梧桐山，平时一周三次在华大时空中心的爬楼梯，一周爬三天，这里的9楼相当于普通楼房12楼的高度，每次爬个10到15趟，剩下的时间去健身房，一般周末去爬一次梧桐山。

我们在华大做的最特别的适应性训练是低压氧舱，简单来说就是靠降低气压来模拟高海拔环境的一个训练舱，里面有自行车、沙发，把海拔提到3000米左右之后，就可以开始骑单车。低压氧舱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准备登珠峰的队友训练，也可以让从来没有上过高海拔地区的一些人，也体验一下高海拔的感觉，提升他们的适应能力。

另外，在出发去西藏前一个月，曹峻老师（华大运动CEO）发现我的肺活量比其他队员要低很多，我的肺活量只有2500毫升，而成年人一般在3000毫升左右。这可能也是我前几次爬山非常痛苦的原因，肺活量低导致我的体能储备虽然够，但是呼吸跟不上。那一个月，我整天戴着阻氧面罩工作生活，中午练习吹气球，就是这么把肺活量给练上来的。练习了一个月，升到3800~4000毫升。

尽管经过了很科学、刻苦的训练，我今年在攀登珠峰前，对自己也不是很有信心，满分十分的话，我对自己的体能只能打六分。

这次登山，华大登山队的9个人原本都挺熟悉了，但我还是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不一样的地方。我平常登山如果有不舒服就会说出来，有时还会抱怨几句，但这次我发现，大家其实不是因为强大不觉得难受，所以才不叫唤，其实他们也难受，但是选择展现出自己更坚强的一面，这真的是我要学习的一个地方。

2024年5月21日，华大登山队翻越珠峰第二台阶。

2024年5月21日，华大登山队翻越珠峰第二台阶。

有人说，只要有钱就能上珠峰，对这种说法，我还是比较想反驳。

因为攀登过珠峰的人都会知道，光有钱是不可能上去的。我攀登过三次珠峰后也看到，很多山友其实并不是富豪，他们就是热爱，出于不同原因喜欢雪山或者说喜欢攀登，要不然就是发自内心想连接珠穆朗玛峰，会攒钱、攒假期出来登山。

深圳这个城市有61个人登顶过珠峰。登峰者是一群突破自我的人，深圳改革开放也是一个突破、创新的过程，我觉得攀登精神和深圳这座城市的创新精神是相辅相成的。

不过，登峰者的精神不一定真的要体现在登山上，或者一定是做出重大成就的人才有登峰精神。只要是在生活中努力打破极限、挑战自我、努力生活的人，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是自己的登峰者。

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一座自己要攀登的珠峰。

延伸阅读：

深圳70人次登顶珠峰，卷到有人连“小区第一”都拿不到

【采写】南方+记者 马芳

【图片】受访者供图

【剪辑】谢昊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