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困局，一场延续百年的资源诅咒_南方+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组合照片图/视觉中国

当世界谈论委内瑞拉时，常常陷入一场看似深刻、实则简化的泛道德主义辩论。一方将其描绘为“乌托邦失败”的终极样本，指责其领导人用民粹主义摧毁了繁荣；另一方则将其叙述为“帝国主义压迫”的典型受害者，认为美国的外部制裁是万恶之源。

然而，这两种叙事进入了同一种思维陷阱：它们都将一个世纪的复杂历史，压缩为一种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将责任归于单一的“好人”或“坏人”。这种审判尽管看上去快意恩仇，却无助于完整地理解悲剧为何发生，以及它为何难以终结。

委内瑞拉的地缘政治囚笼并非一日铸成：自然给了它丰厚的馈赠，也让它无法回避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命运。资源没有成为独立和富强的资本，反而消磨了它的志气，也锁死了它的发展路径。特殊的地缘区位，又使它在冷战和后冷战的宏大棋局中，被划入超级大国的利益版图，难以翻身。

委内瑞拉的故事，远不只是一个关于政策或领导人对错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结构如何塑造命运的沉重案例。在既有结构的限制中，委内瑞拉看似拥有选择，实则每一步都难以走出结构限定的狭窄通道。无论是早期的依附，还是后来的觉醒与反抗，都未能让它摆脱最初的枷锁。每一次看似激进的转向，都不过是在牢笼内的一次转身；每一次对旧秩序的革命，都在无意中复制了旧秩序的逻辑。

委内瑞拉仍未找到自己的答案，甚至可能离答案更远了一点，但它带来的启示已经足够深刻：真正的解放，不一定是推翻一个实体的建制或霸权，更需要打破那些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枷锁。有时，比起短期内的暴烈的流血，看似稀松平常却日复一日、锲而不舍的流汗，或许才能为国运积累出真正的质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魏博伟

编辑 / 李屾淼 lishenmiao1989@126.com

“我们在石油公司的许可下执政”

在“洛斯巴罗索斯2号”油井发生井喷的那个清晨到来之前，石油巨头壳牌的勘探队已经在委内瑞拉苦苦寻觅了十年。

1922年的7月31日，他们做了一个在后世看来犹如神启的决定：回到马拉开波盆地，把之前钻探过、却一无所获的“洛斯巴罗索斯2号”，往深处再钻一点。

当时的勘探队大概有点“死马当活马医”的意思，因为第一次钻探，他们就对这个地方没什么好感，从给油井起的名字就可见一斑——“洛斯巴罗索斯”，意思就是“烂泥潭”。

1922年12月14日，钻头抵达地下约440米的位置。当日清晨7点，伴随着大地的沉闷巨响，石油狂涌而出，形成一道差不多有20层楼高的喷泉。委内瑞拉特有的重质原油四散飞溅，围观的本地村民被淋了个浑身黑点。

这道烂泥潭里的喷泉，从此改变了这个国家原有的历史轨迹，宣告一个被石油重新塑造的时代的来临。在发现石油之前，委内瑞拉是一个典型的、经济表现平平的农业国，主要依靠咖啡和可可等初级农产品。然而，这口功勋油井的出现，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列强对石油需求的激增，瞬间将委内瑞拉推上了世界能源舞台的中央。

到1929年，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已达1.37亿桶，一跃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产油国。从农业社会到石油巨头的转型，速度快得令人眩晕。

这一转变的核心驱动力，是1908—1935年担任委内瑞拉总统的胡安·比森特·戈麦斯。戈麦斯敏锐地认识到，石油是快速积累财富的捷径，他通过慷慨的特许权政策，将大片国土的勘探开采权授予外国石油公司，以此换取稳定的租金收入和政治支持。此后，石油收入迅速取代农业税收，成为委内瑞拉国家财政的绝对支柱。

▲胡安·比森特·戈麦斯图/视觉中国

石油的喷涌如同号角，召来了全球最强大的石油垄断资本。除了早已入场的英国、荷兰合资巨头壳牌，1922年后，以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公司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大举涌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资本对外扩张加速，委内瑞拉是主要目标之一。

英美资本在委内瑞拉的竞争与合作，共同构建了一个极端不对称的利润分配格局：大头利润牢牢掌握在外资手中，而坐拥资源的委内瑞拉则沦为全球石油产业链上被动的上游，进而形成了经济增长而不发展的怪象——石油产量和GDP数字飙升，但资金、技术和产业关联效应却极少惠及委内瑞拉本国经济，国家无法积累起经济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跨国石油巨头从委内瑞拉拿到了罕见的利好政策：委内瑞拉政府将大片国土以极低的价格和漫长的期限租让给外国石油公司。这些公司不仅获得勘探开采权，往往还拥有定价、运输和出口的自主权。至1960年，外资控制的石油租让地达471万余公顷。

戈麦斯政府之所以如此大方，无非是因为该制度能以最低的行政成本和最快的速度，为政府权换取稳定的现金。对于外国公司而言，这意味着它们能以近乎殖民地的形式在委内瑞拉运作，并将绝大部分利润汇出境外。

在广大的特许区域内，跨国石油公司扮演了事实上的“准政府”角色。它们自主建设并管理着全套生产生活设施，包括道路、电力、供水、住宅区和医院，公司为其雇员（多为外籍技术人员）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形成了一个与周边落后的农业社会格格不入的现代化孤岛。

这些公司还凭借其巨大的经济影响力，直接介入委内瑞拉国家政治。它们通过行贿、政治献金、雇佣前政府高官等方式，深度影响这个国家的能源政策、劳工法和税收政策的制定，确保制度环境始终对其有利。真正的权力中心不在首都加拉加斯，而是在石油公司的区域总部。

1940年代，曾有一名委内瑞拉的内阁部长如此自嘲：“我们在石油公司的许可下执政。”

这种国中之国的状况，严重侵蚀了国家的主权完整和治理权威。更严重的是，石油让委内瑞拉经历了一轮仓促和畸形的经济结构转型，成为一个严重依赖不可再生资源出口、产业空心化的收租国家。政府的主要角色不是发展生产和创造财富，而是作为资源的看守人，通过收地租来分配财富。

委内瑞拉政府一度沉浸于这一角色，高峰时石油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0%、外汇收入的95%。这种老天赏饭的快钱扭曲了国家的发展逻辑，经济表现完全与国际市场上的油价挂钩。政府不用靠纳税人过日子，也就不需要向纳税人负责，更没动力去培育多元化、有竞争力的其他产业。

石油租金模式不仅重塑了委内瑞拉的经济，更深度重构了该国的政治生态。一个以军人和官僚联盟为核心、分享石油租金收入的食利联盟就此形成，执政者的权力是否稳固，直接取决于其对石油资源的掌控和分配能力。

这种捆绑造就了一套病态的政治经济运作方式：强大的跨国石油企业有能力扶植代言人掌权，代言人则凭借石油企业交的租金维系权力。从戈麦斯的军事独裁时代开始，委内瑞拉的政权就惯于使用石油租金“购买”社会稳定：一方面，高薪和特权职位被用来收买军方和官僚的权贵阶层，防止内部叛乱；另一方面，当油价高企时，政府也能拨出部分资金，用于有限的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以缓解底层民众的不满。

即便在自主掌握石油资源后，这一逻辑依然深刻影响着委内瑞拉的政治，不同派别的斗争常常围绕石油收入的分配展开，而非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查韦斯时代更是将这一逻辑发挥到极致，其管理国家的社会愿景，几乎全部由价格飙升的石油买单。

石油对于委内瑞拉而言，远不止是一种商品，它更是国家预算的来源，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国内各派势力角逐的核心战利品。国家命运与石油期货市场的涨跌高度关联，无从剥离。

这种共生关系是脆弱的。一旦油价暴跌，维持统治集团内部士气和民众忠诚的硬通货就会消失，从而触发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

▲委内瑞拉首个商业化油井的纪念碑图/视觉中国

“独立自主工业化”的表演

在这一历史时期，长期面对外国资本对本国资源强势控制的困境的，不只是委内瑞拉，还有许多其他拉美国家。

因此，拉美国家开始掀起了一波旨在重新定义资源所有权与分配方式的国有化浪潮。一种新的论断逐步成为显学：资源的国有化不仅能遏制利润的大量外流，更能让国家主导发展，通过对资源收入的战略性配置，推动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从“初级产品出口国”向“自主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

其中最激进、最著名的榜样是墨西哥：1938年，拉萨罗·卡德纳斯总统顶住巨大的国际压力，毅然签署法令，征收所有外国石油公司的资产，成立了完全国有的墨西哥石油公司。这是一次激进的政治决断，旨在完全收回资源主权。

相比之下，考虑到国家财政和政权稳定对石油经济的高度依赖，委内瑞拉并未贸然复制墨西哥式的强制征收，而是试图在不“惊吓”外国资本的前提下，逐步重新分配石油收益。他们先是在1943年通过新《石油法》，强化了国家的监管和税收地位；1948年，政府进一步推动并确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利润对半分成”制度，强制规定国家至少获取石油生产净收益的50%。这种“渐进式赎买”并未触碰外资公司的产权基础，却显著抬高了国家在石油收益分配中的地位。

这种温和路线的背后，隐含着委内瑞拉政治精英的一种普遍担忧：激进国有化可能引发外国资本撤离、技术中断乃至欧美大国的政治与经济报复，从而危及国家财政，乃至政权本身。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委内瑞拉选择以提高分成比例、强化税制和行政控制来替代直接征收——这一选择有效避免了正面的地缘政治冲突，却也在客观上延长了外国资本的制度性影响。而重新分成后石油收入的提升，又继续强化了国家对石油收入而非技术和产业自主的结构性依赖。

1958年，委内瑞拉人民推翻了佩雷斯·希门尼斯的军事独裁统治，开启了所谓的西方代议制民主时代。为确保新生民主政体的稳定和持续，1958年10月，委内瑞拉三个主要政党的代表在加拉加斯小镇蓬托菲霍签署协定，就尊重民主选举结果、民主政体下的权力分享等问题达成协议，此后形成了委内瑞拉基督教民主党与民主行动党两党轮流执政的“蓬托菲霍体制”。

不同政党间的权力分享和政治妥协维系了新体制的稳定，但作为代价，无论执政党如何轮替，两党政治精英形成了高度一致的隐形共识：不挑战以石油收益为中心的经济模式。

从军人独裁到民主政治，委内瑞拉还是没能摆脱这种跟石油收益之间稳定但扭曲的共生关系——在民主政治之下，政党竞争依然围绕石油收入的再分配展开，两党皆通过庇护和裙带关系来巩固其对委内瑞拉政治的控制。委内瑞拉的民主化变革只是调整了“租金国家”的分配规则，而非其本质的运作方式。

直到196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石油市场格局的变化，委内瑞拉的资源民族主义才再次获得制度性突破。1960年，委内瑞拉联合中东产油国，共同创立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试图通过产油国的集体行动，夺回长期被跨国公司掌控的定价权。

尤其是1973年石油危机后油价的急剧上涨，为委内瑞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政空间和政治自信，被视为推动“经济解放”的历史性窗口。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充沛的财政的支持下，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政府于1976年完成了石油工业的国有化，成立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这仍是一场制度化、补偿式、避免正面冲突的国有化，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它象征着国家对资源主权的最终收回，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委内瑞拉对外国石油资本的依赖。

▲1974年3月16日，奥地利维也纳，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召开为期两天的会议，旨在讨论原油价格。参与国家包括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加蓬、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亚、尼日利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图/视觉中国

冷战时期的委内瑞拉，时不时表现出一种深受庇隆主义感染的势头，强调民族独立和反霸权，积极倡导拉美一体化，在外交上跟东西方似乎都保持着距离，甚至公开批评苏联在古巴的革命输出。

然而，这种看似独立自主的外交姿态，建立在两条不曾言说、但绝对不可触碰的红线之上：其一，石油经济必须顺畅嵌入西方市场体系；其二，任何外交和内政选择，绝不挑战美国在西半球设定的地缘政治规则。

因此，委内瑞拉的战略自主更像是抬头挺胸的下跪——以石油美元为支点，换取有限的外交空间和国际影响力。这种自主并非源自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技术能力或制度创新，而是对国际能源市场繁荣的高度依赖。一旦油价下行，或国家试图突破既定边界，这种自主性便会迅速缩水，其脆弱性也暴露无遗。

委内瑞拉一度十分陶醉于这种不堪一击的自主性。作为主要产油国，它也确实赶上了好年景：1970年，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收入约10亿美元。在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的影响下，1974年其石油收入跃升至60亿美元以上，到1980年代初甚至达到了200亿美元。

这一轮油价暴涨制造了所谓的“委内瑞拉奇迹”：佩雷斯政府推动了雄心勃勃的“宏伟委内瑞拉”计划，集中投资重工业发展，社会福利急剧扩张，消费水平显著提升，委内瑞拉的人均GDP一度超过西欧发达国家。伴随这一切的，还有不到十年里膨胀了7倍的债务。

委内瑞拉并非没有意识到产业单一的问题。为此，国家扶持了一批铝业、钢铁、石化领域的工业项目，希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但这些靠石油收入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锻炼自己的出口盈利能力。它们的存在更像是一场工业化表演：看，这些我们都有。后来，曾有经济学家在评价这一时期委内瑞拉的工业化时说：这一切都是石油美元的幻影。

▲委内瑞拉马拉开波湖，委内瑞拉和美国的石油工人在一个平台上工作图/视觉中国

在委内瑞拉进行这番工业化的同时，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农业和民间中小企业，却在不断被外国进口商品挤压。气候宜人，土地肥沃，1950年还是农产品出口大国的委内瑞拉，到了1980年已经有60%以上的食品需要进口。

结构性改革被一再推迟，经济转型的窗口期在繁荣中悄然关闭。当1980年代国际油价下跌时，委内瑞拉这种以单一资源为支点的经济发展模式迅速崩塌。

1983年，委内瑞拉债务爆雷，政府于2月18日（星期五）被迫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允许货币玻利瓦尔大幅贬值，并实施外汇管制。

“黑色星期五”标志着货币危机全面爆发，随之而来的，是债务失控、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更为致命的是，这场危机不仅摧毁了经济增长的神话，也动摇了以“石油租金—民主分配”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曾经被石油掩盖的结构性贫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而就在“黑色星期五”发生的3个月前，委内瑞拉的十几位青年军官来到了一棵传说是拉美独立英雄西蒙·玻利瓦尔休息过的古树下。当天正是玻利瓦尔逝世的纪念日，这群军官成立了一个叫“玻利瓦尔革命运动—200”的秘密兄弟会。

领衔兄弟会的是出身贫寒、年轻有为的军队新星乌戈·查韦斯，他手按《玻利瓦尔文集》带领众人宣誓：我们将永不停息，直至推翻这个腐朽的政权，直至建立一个崭新、公正、主权独立且玻利瓦尔式的委内瑞拉。

被误判的“黄金十年”

危机到来后，委内瑞拉又迅速倒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

整个过程类似1990年代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委内瑞拉大量砍掉了繁荣时期五花八门的社会福利支出，推动能源、电信、钢铁等战略行业的私有化，腰斩后的石油收入则基本被用来偿还外债。

在1990年之前，委内瑞拉的贫困率已蹿升至50%以上，中产阶层大幅萎缩，医院的妇产科开始普遍出现体重不足的新生儿，儿童营养不良成为这一时期委内瑞拉最普遍的公共卫生问题。

1989年，加拉加斯爆发大规模骚乱，伤亡上千人。此后十年间，委内瑞拉国内大大小小的示威骚乱爆发过数百起。1992年的年头和年尾，对政府失去信心的军方少壮派乌戈·查韦斯中校和赫尔曼·巴雷拉少校相继发动武装叛乱。

两次叛乱都失败了，但军方并未赶尽杀绝。查韦斯一度占据了军事博物馆，意识到行动难以成功后，他表示愿意放下武器，条件是向全国人民发表一次电视讲话——军方竟然答应了这个要求。

全体委内瑞拉人于是首次见识了查韦斯其人，虽然此时他一脸疲惫、胡子拉碴，但他的一番慷慨陈词，迅速点燃了大量委内瑞拉底层人民的热情。演讲的最后他说：“我很遗憾，但我们的目标尚未成功，祖国万岁，人民万岁。”

很快，“尚未成功（por ahora）”这句话成了T恤和街头涂鸦的图案，传遍全国。

随后对查韦斯政变的法庭庭审，更是成了他进一步宣扬政见的演讲台。他痛斥新自由主义改革框架下权贵阶层与跨国资本相互勾结，将本应属于全民共享的石油红利大肆瓜分，而底层民众却在贫困和通胀的泥沼中挣扎。

尽管查韦斯随后被判处监禁，但他的名字已经成了新希望的象征，以及民众宣泄不满的精神寄托；1994年，拉斐尔·卡尔德拉总统赦免了包括查韦斯在内的政变参与者。出狱后的查韦斯迅速组建第五共和国运动，以玻利瓦尔革命为核心旗帜，明确提出将石油资源收归国家主导管控，推行面向底层民众的免费医疗和普惠教育等社会福利政策，这一系列主张精准切中了饱受贫困与不公之苦的民众的核心诉求。

1998年，查韦斯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总统，委内瑞拉两党轮流执政的“蓬托菲霍体制”就此终结。《纽约时报》对此评价道：“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选举胜利，而是一场静默的革命。”

查韦斯获得了底层人民的几乎全票支持，他提出的政治蓝图简单清晰：掌控并改造军队，将其从国家的中立护卫者转变为“玻利瓦尔革命”的先锋队，及主要的社会项目执行者之一；牢牢控制国家石油公司，将其从一家追求商业效率的技术型公司，彻底改造成为政府财政的提款机和社会政策的融资工具；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将大型农场收归国有，并重新分配闲置土地给穷人；对外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造“反美同盟”。

石油，再次成为查韦斯能够同时维系民众支持、巩固军队忠诚并推行激进的内外政策唯一的经济基石。

▲2000年9月26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峰会开幕，时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中）在欢迎仪式上和科威特石油大臣沙特·纳赛尔·萨巴赫（左）对着镜头大笑图/视觉中国

依托国际油价上涨的红利，查韦斯一反过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转而推行“21世纪社会主义”。2001年，查韦斯要求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等美国石油巨头将核心开采业务移交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这一举措直接冲击了美国能源资本在拉美的核心利益。自此，美国对查韦斯政权采取了内外兼施的遏制手段。

美国直接策动了2002到2003年间针对查韦斯的政变，以及国家石油公司的大罢工。查韦斯凭借自己崇高的人望和雷厉风行的手段，成功平息隐患，但双方的矛盾也就此逐步升级。

2007年，查韦斯进一步推动石油产业全面国有化，收回22家外资石油公司的开采权。美国则通过限制技术输出、阻挠委石油出口融资等方式进行报复，导致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开始面临设备更新和产能提升的困境。

查韦斯是幸运的，他执政的绝大部分时间（1999—2014）恰逢国际油价史无前例的超级周期。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使他得以推行宏大的社会福利计划，涵盖医疗、教育、食品补贴等各个方面。

这些计划在减贫和再分配上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委内瑞拉贫困率从2003年的62%降至2009年的29%，基尼系数明显下降。对许多委内瑞拉普通人而言，查韦斯执政的前十年是生活水平切实改善的“黄金十年”。

然而在这个“黄金十年”，委内瑞拉对石油财政的依赖进一步加强，达到历史的顶峰。2008年，石油收入占委内瑞拉政府总收入的96%，非石油部门的GDP贡献率从查韦斯执政前的45%跌至30%。

为了强化政治控制，查韦斯清退了国家石油公司的大量技术精英，导致公司管理政治化、技术能力空心化。企业国有化的范围不断扩大，但国有化后的企业躺在石油收入带来的补贴上不思进取，还是无法形成新的增长点。

为保障社会福利和压低物价，政府实施严格的价格管制和外汇管制，这扭曲了市场信号，打击了农业生产和私人投资，导致国内生产萎缩。有人如此形容当时的经济环境：“农民不种地，因为卖粮亏本；企业家不投资，因为随时可能被国有化。”

此前的委内瑞拉政权把石油收益分给权贵和外国资本，而查韦斯把钱分给了穷人。这一转变给查韦斯带来了许多光环，但查韦斯和他的国家治理策略并未改变，甚至加强了委内瑞拉坐吃山空的畸形经济。

当2014年油价开始断崖式下跌，这套模式赖以生存的血液被瞬间抽干。高福利承诺无法兑现，商品短缺加剧，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查韦斯时代用高油价掩盖和推迟的所有结构性矛盾——单一经济、生产力衰竭、体制僵化——以更猛烈的形式全面爆发。他留给继任者马杜罗的，是一个比1998年更加脆弱、更加极化且失去了油价屏障的国家。

▲2007年12月18日，乌拉圭蒙得维的亚，时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左）与时任外交部长马杜罗交谈图/视觉中国

“我们曾经出口石油，

现在连购买擦屁股的纸都要靠运气”

作为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非常勤奋和活跃。直到2012年确诊癌症去古巴治疗前，他在执政的十几年里，每天工作15小时，或许还开创了总统直播工作的先河。

上任没多久，他就启动了一档叫《你好啊，总统！》的电视节目，以平均每个月3-4次、平均每次长达4-6小时的强度播出——最长的一次，时长超过8小时。节目无死角覆盖全国，国有企事业机关单位定时组织收看。

极富个人魅力的查韦斯会在节目中通俗易懂地宣布或解读自己颁布的政策；有时候他会当场接听人民打来的热线，并当场指示有关部门为人民排忧解难，甚至当场开除不尽责的官员；口才卓绝的总统还经常痛骂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妙语连珠。兴致好的时候，他也会流露感性的一面，跟人们一同回忆往昔，弹吉他唱民歌——他很爱唱歌，在总统任上还发了一张专辑。

这档电视节目有时候比法律管用得多。有一次，查韦斯在节目中批评高尔夫球，说这是“资产阶级运动”，“那么大一片地就该给农民种地。”很快，国内两家最大的高尔夫球场关张。

2012年12月，查韦斯进行了最后一次全国电视讲话。他承认自己癌症愈发严重，需要前往古巴进一步治疗，他呼吁人民给他认可的接班人尼古拉斯·马杜罗投票，并且对马杜罗进行了高度评价：

“尼古拉斯·马杜罗是一位具有深厚革命信念、对玻利瓦尔事业绝对忠诚的人。请投票支持马杜罗！他是一位真正的查韦斯之子！”

2013年3月5日，时年58岁的查韦斯病逝，马杜罗在次月的大选中胜出，就任委内瑞拉总统。

委内瑞拉人和马杜罗一同见证了石油经济的最后一抹霞光：国际油价在2014年6月一度达到115美元/桶（布伦特原油）的高点，但进入2015年，在美国页岩油革命和欧佩克拒绝减产等因素的叠加下，油价大跌，2016年一度跌到30美元/桶以下。

▲2026年1月11日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拍摄的城市天际线图/新华社

上任之初，马杜罗似乎已经意识到危机山雨欲来，一度对外展现了开放的态度，称欢迎外国投资，石油领域也不例外，甚至提出想借鉴中国经验，设置经济特区来带动发展。

不过面对跳水的油价，加上查韦斯时代已经高企的外债、与西方紧张的外交关系，以及国内积重难返的结构困境，马杜罗能施展的空间十分有限。

与查韦斯相比，马杜罗缺乏能够跨越制度和派系裂痕的个人号召力。马杜罗既无法复刻查韦斯式的群众动员，也难以通过制度化手段迅速重建权威，只能日渐依赖行政控制、司法工具和安全部门来维持统治。

作为查韦斯亲自指定的接班人，马杜罗政权的正当性高度依赖于对“查韦斯主义”叙事的延续——他在政策路径上几乎没有回旋的空间。任何对查韦斯时代政策的实质性调整，都可能被解读为对查韦斯的背叛，进而动摇其本已脆弱的统治基础。

因此，即便内外部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马杜罗仍被迫僵化地延续价格管制、补贴机制和国家主导模式。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开动印钞机，恶性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根据委内瑞拉央行的统计，2015年委内瑞拉的通胀率达180.9%。

财政崩塌引发了全面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导致马杜罗政府的动作扭曲变形，越来越依赖强制力量（军队、警察、民兵）和非常规手段来维持稳定——这已经不是政治路线的问题，而是政权被迫的求生手段。

持续不断的外部制裁，让委内瑞拉雪上加霜——美国等西方国家禁止其石油交易、冻结其海外资产、切断其国际融资渠道，使其无法通过出口获得救命的外汇，也无法进口药品和食品。

产业短板、经济政策和外部压力共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一时期，委内瑞拉卫生纸的严重短缺就很能说明问题：生产卫生纸的原料需要进口，但进口需要外汇，而外汇短缺所以受到管制——即便获得许可进口了原料，生产出来的卫生纸需按国家指定价格销售，卖一卷亏一卷，导致很多工厂不愿出售，要么停产关门，要么转卖黑市，政府一度不得不强行征收卫生纸。

一位加拉加斯主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哭笑不得：“我们曾经出口石油，现在连购买擦屁股的纸都要靠运气。”

就在委内瑞拉内外交困之际，美国掀起了一波席卷全国并深刻颠覆其国内政治逻辑的社会运动，伴随这场名为“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运动，前房地产商人、真人秀节目明星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

马杜罗则在2018年连任委内瑞拉总统，当年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在内的数十个国家以“违反选举诚信标准”为由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特朗普政府称，马杜罗连任是一场“骗局”，随即以“人道主义危机”为名，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实施全面制裁，冻结相关资产并禁止金融交易。

马杜罗政府进一步陷入“内部失灵”与“外部压力”相互强化的螺旋：内部经济崩溃和政治威权化为美国升级制裁提供了口实；而日益严厉的制裁又进一步扼杀了经济复苏的任何可能，迫使政府采取更严厉的管控措施。

▲2026年1月8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人们推着一辆汽车经过国家石油公司的加油站图/视觉中国

“我们将让美国那些规模庞大的石油公司进入委内瑞拉”

2025年11月，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范式就此确立。

该战略文件明确宣告，“美国像阿特拉斯那样独自撑起整个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将从二战后那个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和公共产品提供者，转变为一个奉行“美国优先”的现实主义强权政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政府在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的领域将保留并强化单边干预权。《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在拉丁美洲（西半球），美国会通过安全承诺、市场准入及政治支持等选择性激励，积极吸纳并整合志同道合的盟国，构建协作网络；同时，对拒绝遵从美国政策议程、坚持战略自主性的国家行为体，则明确采取政治、经济乃至准司法性质的孤立和施压手段。

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框架中，对外干预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显著转变，从以往强调国际制度与多边责任的外交路径，转向一种以明确的国家利益、安全关切和意识形态认同为显性标准的模式。

这一战略在拉丁美洲的实施，在文件中被称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强行控制马杜罗后，媒体直接将这种做法称为“唐罗主义”。

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的态度十分明确，他们不在乎这个国家是否民主，执政是否昌明，而是将该国视为多重议题的交汇点：能源安全、毒品走私、地区稳定以及对左翼政治扩散的遏制。

▲2025年12月20日，加勒比海南部，美国海岸警卫队在战争部的支持下，拦截一艘载有委内瑞拉石油的邮轮。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对所有进出委内瑞拉的受美国制裁油轮实施“全面彻底的封锁” 图/视觉中国

在美国的官方叙事中，对马杜罗政府的指控频繁集中于毒品犯罪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以此为由，自2025年9月初，美国以打击“毒品恐怖主义”为由，开始在委内瑞拉附近的加勒比海域进行军事部署。美军击沉了多艘其指认的“贩毒船”，造成人员伤亡，局势愈演愈烈。

2026年1月3日凌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空袭。行动开始后不到4小时，掌握绝对力量优势的美军长驱直入，将马杜罗夫妇挟持至美军军舰。马杜罗戴着手铐、双眼被黑布蒙住的照片，被特朗普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挟持马杜罗后，特朗普立即表示：“我们将让美国那些规模庞大的石油公司进入委内瑞拉，投入数十亿美元，修复严重受损的石油基础设施，并开始为这个国家创造利润。”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玛丽亚·马查多很快就在社交平台上宣称“已准备好领导国家”。但特朗普表示，马查多在委内瑞拉国内缺乏支持，无法担任委内瑞拉的领导人。“她在国内既无支持率，也得不到民众尊重。她虽是个不错的人，但是缺乏威信。”

特朗普进一步表示，重新举行大选对委内瑞拉是“次要问题”，当前的优先事项是让美国来“治理这个国家”，恢复法律秩序，并控制经济资源。

另有美国的情报评估报告明确指出，马查多等反对派人物难以在委内瑞拉获得合法性，还会面临亲政权安全部队的抵抗，完全不符合美国对委内瑞拉“稳定过渡”的核心诉求。而包括现任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内的马杜罗政权高层成员，才是最适合领导临时政府以实现近期稳定的人选。

马杜罗被挟持后，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一度表态强硬，称美方行动“践踏国际人权体系的一切准则，构成反人类罪”，并将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的行为定性为“非法且无效的绑架”。她两度强调，“委内瑞拉只有一位总统，他就是马杜罗。”她表示，委内瑞拉已准备好捍卫本国的自然资源，永远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殖民地、任何帝国的奴隶。

随后，委内瑞拉方面的态度开始软化。在致世界及美国的信中，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政府邀请美国政府共同制定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合作议程，在国际法框架内加强持久的共同体共处。

▲2026年1月9日，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在白宫与美国的石油公司高管会面时，指向提问的记者。特朗普表示，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控制委内瑞拉的能源资源图/视觉中国

“我是委内瑞拉总统，我是被绑架到这里的”

委内瑞拉的故事并未结束，但或许已经丧失了获得理想结局的可能性。

它尝试过亲西方的军事独裁，也建立过西方式的代议制民主；它推行过新自由主义改革，也激进地实验过“21世纪社会主义”。然而，无论何种意识形态包装下的政权，最终都被吸纳回同一条轨道。其困境的根源，深植于远超出一般政治制度范畴的、更为坚硬的结构性因素之中。

它绝非拉美大陆上一个偶然的、孤立的异类，它只是演绎了一个其中最为极端的国家悲剧——经济上对初级产品高度依赖、社会上的不平等难以化解、政治上在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轮回、对外关系在依附与自主中纠结。

打破“委内瑞拉困局”，不仅需要一国之内具有非凡远见和勇气的政治力量，能够团结社会，达成超越短期利益分配的深刻转型共识；也同样需要一个更加公正、允许不同发展模式充分探索的国际环境。而这两者，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当下的委内瑞拉政府，仍在加拉加斯等地组织抗议美国暴行的游行，加强军事准备，并且不断通过外交渠道谴责、申诉，要求美国释放马杜罗。

当地时间2026年1月5日，被挟持的马杜罗及其妻子如期出现在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庭审仅持续约30分钟，92岁的主审法官阿尔文·赫勒斯坦问道：

“你是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吗？”

马杜罗起身说道：“我是委内瑞拉总统，在加拉加斯的家中被抓。我是被绑架到这里的。”

法官打断了马杜罗：“这些事以后再说。现在只确认身份。”

▲2026年1月5日，美国纽约，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夫人在执法人员陪同下前往联邦法院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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