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位留洋医学博士！他来自珠海

1847年黄埔港的海风里，

一名18岁珠海青年

登上“女猎人”号远渡重洋。

谁曾想，

他后来会成为中国首位留洋医学博士，

更在岭南创办南华医学堂

（今中山大学医学院前身），

用一生照亮中国现代医学的拓荒之路。

他，就是黄宽！

1847年，黄埔港。咸涩的风卷起“女猎人”（Huntress）号帆船的缆绳，18岁的黄宽（名杰臣，号绰卿）立于甲板，回望着渐远的故土。这个从珠海唐家湾东岸村走出的青年，未来将用手中的柳叶刀剖开中国现代医学的混沌，为沉疴缠身的民族寻找新生之路——他不仅成为中国首位留洋医学博士，更以“大先生”之姿，在岭南大地播撒现代医学的点点星火。

百余年后的今天，东岸村口的老榕树仍记得村口老人们的絮叨：“当年杰臣大医生从西洋回来，一边看病，一边在学堂教学生。”他们口中的“学堂”，正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西医学府之一——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今中山大学医学院前身）。在这里，黄宽既是执手术刀的医者，更是立杏坛的先生，他培养的中国首批西医人才，让现代医学的火种，从岭南燃向全国。

或许那个在船上回望故土的少年早已明白：真正的“大先生”，从不是独行的拓荒者，而是举火的人，让更多后来者能顺着光，走向更辽阔的地方。

1829年，黄宽呱呱坠地，他出身农家，天资聪颖，但父母早亡，由祖母抚养长大，幼时的黄宽曾进入村里的私塾读书，但由于家境贫寒，被迫中途辍学。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840年，黄宽被送到澳门马礼逊学堂读书，这是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堂，耶鲁大学毕业的美国人布朗任校长。1842年11月，黄宽随校迁往香港就读。

1847年，布朗夫妇因病需回国治疗，布朗希望趁此机会带几位学生去美国学习。临行前，布朗询问哪些学生愿意随他去美国，同意者不仅能够得到资助，其家人还可获得一定数量的赡养费补偿——不过响应者寥寥，在100多年前的中国，背井离乡，用几个月时间到一个全是洋人的地方读书，在大多数人看来，并不是一件好事。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默，最终，3名学生站起。后来，作为其中一人的“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当勃先生（即布朗）布告游美方针，予首先起立，次黄胜，次黄宽。”寥寥数笔，记录了3位珠海少年开中国百年留学大幕的重要瞬间。

珠海留学文化馆留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沈荣国表示，当时，虽然林则徐等极少数人意识到“开眼看世界”的必要性，但是，更多的国民依旧缺乏这种自觉，对西方事物和西方人依旧非常排斥，对和西方人走得近的中国人也非常警惕。在这种情况下留学海外，需要面临着后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对于黄宽当年的留学，有两个难能可贵之处。一是留学海外是他的主动选择，布朗老师提出带‘三五生徒’前赴美国的时候，并没有要求哪一个人必须去。黄宽和容闳一样，是主动选择前往，在当时的情况下非常难得。二是留学英国意味着面临更大的危险。和外交政策相对温和的美国不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英国都是敌对国。所以，和容闳相比，黄宽后来转学英国当年面临着更大的精神压力。”沈荣国说。

不久后，三人在《德臣报》主编萧德锐（Andrew Shortrede）等人的资助下，离开故土，并于1847年4月15日抵达纽约。同年秋，他们进入布朗的母校——孟松书院（Monson Academy），成为该校的首批中国学生。

1848年，黄胜因病中断学业回国休养，黄宽则经常与容闳一起讨论将来的打算。最终，二人都决定继续深造。

1850年，在孟松书院毕业后的黄宽接受了香港资助人的建议，于同年11月4日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这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是英国最古老的6所大学之一。19世纪中叶，爱丁堡大学的医学教育执世界医学教育之牛耳，涌现出一批世界著名的医学家。对于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黄宽尤为珍惜，他首年在文学系专读拉丁文，次年开始修医科。1855年8月，黄宽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大学学业，获得医学博士称号，通过了爱丁堡皇家外科医生协会的考试，获得行医资格。

在校期间，黄宽品学兼优，在1852年巴尔福（Balfour）教授主持的一次植物学考试中，黄宽在67人中夺魁，引起一时轰动，《纽约医学时报》等美国报刊都进行了报道。而在《爱丁堡大学的医学毕业生：1705-1866》中记载，1855年共有54位医学生毕业，黄宽的毕业论文《论胃的功能紊乱》（Sinensis, On Functional Disorders of the Stomach）列入获推荐的13篇论文之一。

在毕业的“加封”仪式上，爱丁堡大学著名医学家、妇产科教授辛普森（James Young Simpson）发表演讲时特别提到，“在你们中间，有一位勤奋而谦逊的中国人黄宽，他在校期间斩获很多奖项和荣誉。我相信，作为毕业于欧洲大学的第一位中国人，他将成为西方世界医学艺术与科学的代表，将在他的国人中产生重要的影响”。

1857年，在谢绝了欧美医学机构的盛情邀请后，黄宽以中国首位医学博士的身份回到祖国。

在爱丁堡大学求学的近5年时光，黄宽的医术、眼界、学识大大拓展，他在文化认知和思想性格上中西交汇，将西方医学引入了百废待兴的中国。

“黄宽是第一个在西方高校系统接受西医教育的中国人，他将自己转化成为现代医学在中国传播的第一颗种子。”沈荣国说，“在没有规范的医学硕士及医学博士培养体系的情况下，黄宽获得的医学博士称号及完成的学业是当年医学生能拿到的最高学历，实际上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沈荣国表示：“黄宽完成学业并在爱丁堡皇家医院等处工作实践10个月后回到中国，实际上为国内医学及西医教育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提供了一个非常珍贵的机会。黄宽之后，在西方高校里再次出现中国医学留学生已经是30年之后。”

黄宽归国后，先在香港开设诊所。1858年，赴广州接办合信氏（B.Hobson）创设的惠爱医馆，使该馆业务蒸蒸日上，日均病人在极短时间内从108人增加到300多人。至1860年6月，惠爱医馆门诊病人累计达52976人次，住院病人从一开始的36人增加到430人。1860年年底，黄宽辞去惠爱医馆的职务，转任香港皇家医馆院长，后为广州招工所医生。

当时的国人对于西医既好奇又抗拒，那些西医把人的五脏六腑说切就切，有时候还会解剖人的尸体，看起来着实恐怖。但黄宽不一样，他是广东人，会讲白话，也能像西医一样治病做手术——1860年，他在博济医院施行了中国首例胚胎截开术。1867年，黄宽又进行了首例尸体解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称之为近代中国最早的解剖记录。

很快，黄宽以学识渊博、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而闻名遐迩。《华字日报》记载：“黄公先取三棱针于委中穴放瘀血，继以听筒察心肺，终开白色药丸曰‘此《伤寒论》之结胸证，当以洋法通腑’。”由于广东向来膀胱结石患者很多，黄宽割治结石在当地也非常出名。

1862年，黄宽应李鸿章的聘请，担任其幕府医官，成为李鸿章的私人医生。黄宽不必到前线去，这不符合他以医学与博爱救民济世的情怀，无法实现他医学报国的理想。因此，不到半年，他就辞职而去。1870年，黄宽被聘为粤海关医生，成为十七名海关医生中唯一一名中国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黄宽在当时西医界的地位。黄宽在粤海关服务多年，对当时广州的城市卫生状况、常见疾病及其治疗等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记录，其《关于麻风病的备忘录》，留下了珍贵的医学资料。黄宽对中医也有浓厚兴趣，他常将中医与西医诊疗手段进行观察比较，留下许多有趣记录。

“在当时乃至之后几十年的中国西医界中，黄宽的地位都是独一无二的。”沈荣国表示，彼时来华的西方医学传教士的基础、技术等多方面较黄宽多有一定差距，王瑞、关韬、黄春甫等本土培养的华人西医基本都作为传教士的助手，与爱丁堡大学毕业的黄宽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虽然部分中国人在治疗疾病的时候选择了西医，但是他们更愿意相信的是中国人，而不是西医。对西医特别是西方面孔的西医依旧有着较强的排斥和防范之心。也正因为如此，黄宽在利用西医治病救人的同时，选择协助美国医生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推动西医教育工作，“当年的黄宽，太想打破横亘于中国人和西医之间的信任壁垒了！”

1859年，嘉约翰在广州创设博济医院，这是在华历史最久远、影响力最大的教会医院之一。嘉约翰长期在此担任院长，他对黄宽甚为尊重和钦佩，医院开张后，黄宽常来协助嘉约翰的工作，包括疑难杂症的会诊和实施大手术等。在博济医院1859年的记录中，嘉约翰特意向黄宽致敬，感谢黄宽在重要手术中的协助。黄宽的协助，让博济医院的医学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名声也更为显赫。

彼时诸多旅居广东的外国侨民认为黄宽英文流利技术好，经常找他看病治疗。《广州洋商回忆录》中记载，旅粤英商詹姆斯在日记中提到：“我的肾结石手术由黄医生主刀，术后三日即能下床。伦敦名医见此案例，直呼不可思议！”

除了临床工作，黄宽还积极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在博济医院发展的早期，已开始推进医学培训工作，只是苦于人力与学力一直未成规模，黄宽的加入，让嘉约翰看到了建立规范医学学校的希望。同治五年（1866年），他们携手在博济医院附设医学校，成立南华医学堂，这是当时中国境内的第一所西医学府，黄宽与嘉约翰共同负责教学工作，其中，黄宽负责教授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等课程，嘉约翰负责药物学及化学课程，同时撰写教材和讲义，遇到难以翻译的医学词汇，他们还共同研究。二人携手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西医人才，使得西医治疗、医院制度、西药、科研、护理等一整套全新的医疗体系在神州大地铺开。

1867年，嘉约翰因病返美，黄宽代理博济医院院长，同时也是附属医学学校的实际负责人。由此，黄宽成为近代中国最早西医教育机构的负责人，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医学类院校的华人校长。

黄宽代理博济医院院长及附属医学学校负责人期间，申请参加医学培训的学生人数大为增加，包括药剂室和临时病区在内的建筑竣工并投入使用。1876年，学校进一步扩张，添置了实验室设备和标本室；1879年，该校首招3名女生入学，开启了中国女性西医教育先河。

“在博济医院，黄宽推动西方人所办医院中存在的零散医学培训升级为系统规范的医学学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和转型，是屹立于近代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历史源头的独一无二的‘大先生’！”沈荣国说。

正因为如此，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亓曙冬教授在其著作的《西医东渐史话》中，认为黄宽是西医在中国“传播及发展的开山祖师与奠基人”。

黄宽患足疾多年，有时甚至不能走路，但他一直忍受痛楚出诊、治病、教学，在他生命最后几年，广州瘟疫流行，彼时的黄宽身体病弱，却没有因此放下工作，反而为治病救人，劳碌奔波。1878年10月12日（一说1878年10月10日），黄宽因项疽剧发，与世长辞，终年49岁，中西人士无不惋惜，一代西医拓荒者就此陨落。《申报》悼文：“先生术融中西，德被草莽，今梁摧栋折，谁续悬壶济世之长歌？”

容闳称赞黄宽“医学翘楚。其智慧之高超，医术之精湛，教人艳羡不已。外科医士中，好望角以东，其医术无出其右”。赞誉他“富有热忱，故遗爱在人，不仅医术工也”。嘉约翰也称“黄宽堪称中英文化交流之象征，亦中英人民友谊之典范”。著名解剖学家李赋京教授追忆黄宽时更是赞叹“西洋医家莫不折服，谓横览亚细亚洲，一时无两”。黄宽倾尽心血的南华医学堂，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今天我们熟知的中山大学医学院。

黄宽的故事没有结束。

2007年9月，珠海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拜访爱丁堡大学，并向爱丁堡大学赠送黄宽铜像，安放于孔子学院门前；同年11月，爱丁堡大学副校长博尔顿一行访问珠海，并与珠海深入探讨建立“爱丁堡大学-黄宽奖学金”以及两地大学之合作交流等事宜。两座城市因黄宽结下百年情缘。

如今，黄宽的精神遗产依然在延续。2024年9月，珠海市委宣传部联合多家机构举办 “最早的留欧学生——黄宽生平事迹图片展”，通过5大章节、200余张珍贵图片，全面呈现其留学与医教生涯，推动学术研究深化。

“现在，我们要补历史之课，全面探索传承和发扬黄宽精神。”沈荣国说，“要系统推进关于黄宽的基础研究，进行学术深耕。同时，建议打造宣传推广黄宽的长效机制。珠海应该借力黄宽的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擦亮留学文化发源地的文化品牌。应该以黄宽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支撑，在医药产业发展、中西医药国际交流等方面探索新的利用路径。”

珠海对黄宽精神的传承，既是城市文脉的自觉延续，也是文化自信的主动构建——从学术深耕到国际对话，黄宽超越时代的探索精神和济世情怀，持续为珠海注入“敢为天下先”的人文基因。

如今，

在黄宽的故乡东岸村，

村口的榕树依旧在

咸涩的海风下作响，

恰似黄宽跨越时空的叮咛：

医道之大，不在庙堂之高，

而在为生民立命的不灭仁心。

从东岸村走出的杰出医者，

以敢为天下先的孤勇，

在近代中国的黑夜中，

划亮了现代医学的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