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小扎生长于云南省石屏县一个不足两百人的彝族村寨，这是如今的寨子。（受访者供图）
▲小扎生长于云南省石屏县一个不足两百人的彝族村寨，这是如今的寨子。（受访者供图）
在自然里长大的孩子，感受到的是它的宽厚与无条件的接纳，这是形成她最初安全感的很大一部分来源。
写作将她内心的房间层层打开，她慢慢看清隐藏在背后那个不安的自我……这些如影随形的自我怀疑，终究与自己的出身息息相关。
文｜南方周末记者 翁榕榕
责任编辑｜李慕琰
没有任何预兆地，大专课堂上的老师正在上着课，突然开始教他们如何洗澡。她讲得很详细：先用手心打出泡沫，再洗头发，洗头时得用指腹轻轻按揉头皮；洗脸要顺带将耳朵后面搓一搓，搓久了，慢慢就洗干净了。
2009年的这一堂课上，小扎和周围的同学听得很认真。她不可避免地想起寨子里的生活。大约十四岁时，她出生的寨子才通上自来水。在这之前，他们得到很远的地方挑水回家，用做饭的锅子烧水洗澡。小时候，她一年只洗两次澡，一盆洗澡水和姐姐共用。
1990年，小扎出生于云南省石屏县一个不足两百人的彝族村寨。因女性服装色彩艳丽、腰系绣花腰带，外界称他们为“花腰彝族”。小扎全名叫作扎十一惹，扎是她的家族名字，十一是她出生的月份，惹是一种草，大家习惯叫她“小扎”。
旁人如今很难从小扎身上辨别出她的民族身份。她平日里的穿着与旁人无异，眉目清秀，多年来一直留着一头普通的齐耳短发，1米66的个子，常年爬山、去健身房的习惯让她看起来健康精神。她嗓音温和，普通话格外标准。和南方周末记者在昆明坐车时，司机还以为她是外地人，她连方言口音都少有。
这样一个看起来与周围别无二致的人，在成长过程中却一度经受着由出身、贫富差距所带来的冲刷、暴力与伤害。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小扎如变色龙般，将隐藏作为一种生存方式，为自己换上一层保护色。
好在，寨子里的生活除了贫苦，还有未经世事污染的纯真快乐。在寨子里，很多事情是确定的，牛不会跑，太阳会按时落山。在内心不安的岁月里，她心中的这个小房间一直温暖明亮。
那些未宣之于口的伤害、绝望，以及曾拥有过的温馨回忆最终流淌成文字，她将自己一一剥开，将来路袒露在读者面前。在以张海蓝的汉族名字生活了将近三十年后，如今小扎在新书《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上郑重署下自己的彝族全名。
在昆明一家书店举办的新书活动上，小扎特意戴上母亲手工绣出的花腰带，上面绣着火焰、田地、泥土、马缨花。跟观众展示时，小扎大大方方地转了一个圈，她再也不怯于承认，自己是寨子里来的女孩。
扎十一惹，彝族人，1990年出生于云南。七岁开始学汉语，大专毕业后进入媒体行业，后离职从事写作，出版了非虚构书籍《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受访者供图）
扎十一惹，彝族人，1990年出生于云南。七岁开始学汉语，大专毕业后进入媒体行业，后离职从事写作，出版了非虚构书籍《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受访者供图）
1
成为“崭新”的人
小扎总有一个幻想，每个人的头顶都有一条拉链，每过去一年，就能把拉链拉开，将外皮连同边边角角整张揭下，卷好，扔掉，再成为一个崭新的人。
她曾以为自己是一个崭新的人了。2012年，还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下称“文山州”）读大专的小扎，因为在当地电视台实习表现突出，通过了招聘考试提前就业，成为一名记者——她在自己一直渴望的“别处”安定下来。这里距她的老家石屏县约240公里，从石屏县城坐车过去需要六七个小时。
在这里，小扎拥有了一间宿舍，十平方米左右，有卫生间，热水无限供应，每月二百元。入住头一天，小扎痛痛快快地洗了一次澡。她为小屋新添了一床厚被子，小学至高中，她盖的都是同一床棉被，重而不暖。每逢冬天，她总要缩着肩膀入睡，缩得久了，肩膀时常感到不适。
她可以尽情吃饱饭了。相较于馒头、包子，米饭始终是最让她感到安心的主食，饱腹感强，至今仍是如此。除此之外，小扎还拥有了一台电脑，二手的，480元，这是她用单位的电脑下单的，也是她第一次尝试网购，即使有同事指导，小扎还是紧张，害怕被骗。
在周围人眼里，在电视台当记者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更何况小扎还是提前就业。“听起来很高级，”她的朋友麦子说，能以大专生的身份当上记者，“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寨子里的人也觉得小扎很有本事，回家过年时，去她家里走动的人多了起来。
扎十一惹在大专宿舍里。（受访者供图）
扎十一惹在大专宿舍里。（受访者供图）
只有小扎自己知道，这样的工作机会有多来之不易。她拼了命地投入在工作中，想成为一个无法被替代的人。拍摄、采访、出镜、写稿、剪辑……小扎时常一人身兼多职。有一次她去上海出差，当地的同行感慨，她一个人完成了六个人的工作量。
工作之余，小扎与同事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下班后基本不参与聚会。她不想别人知道她的贫穷，也几乎不主动告知她是彝族人。如果别人问起她的家庭情况，她一律敷衍带过。直到后来离职，单位里依旧很少有人了解她。
对工作全身心的投入让小扎比同期入职的同事进步得更快，没多久，她就开始“挑大梁”了。各种连线采访、卧底调查等，她都被委以重任，职业给她带来巨大的成就感。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赵阳第一次见到小扎，就意外于她的口才之好、临场反应之快，“这跟她做记者多年有关，对所有人都是应答如流，但又不会油腻，她有自己的内核。”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也是在这一时期，小扎见到了更大的世界——温暖和良善之外，还有贫穷、疾病、霸凌、诈骗等问题。她意识到，对比之下，她如今过得还算体面。
拼命工作换来的高绩效，让她的经济实力不再那么贫瘠。她每月工资能达到3500元左右，比当地平均月工资高一千多元。为了攒钱，小扎还悄悄在一家电力设备公司兼职做文员，空闲时间帮职员们整理资料，给他们做早餐，额外增加一份收入。她也可以反哺父母了。
“终于有一个阶段是自己可以掌握和控制的。”小扎感慨，她觉得当时自己“已经新生了”，“摆脱了过去的贫穷、人们对于我身份的有色眼镜”。
2014年，小扎恋爱了。初恋男友出身当地县城，是一位运动员，拿着比赛金牌向她表白。恋爱半年后的一个中秋节，对方提出要跟她回家看望她父母。从石屏县城通往寨子的路崎岖泥泞，对方从未在这样的路上开过车，全程都很紧张。小扎察觉到，他的回答渐渐变得敷衍，甚至默不作声。
父母却作好了十足准备来欢迎他。他们通知了寨子里的亲戚，大家换上逢年过节才会穿的衣服，点上火把节才会点燃的篝火，杀了猪，一起唱歌跳舞。男友坐在旁边，面无表情，并未加入。后来见到旱厕，他从踏入寨子就没舒展过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晚上睡觉前，父亲拿出在县城参加优秀教师表彰发的一床新棉被给他，男友却问小扎，他可不可以去县城住旅馆？本来计划在家待满整个假期，最终他们只待了一晚。小扎隐隐预感，这段感情走不下去了。
自责与难堪在她心间此消彼长，她不应该带对方回家的，父母花了这么多心思，却没有得到尊重。她暗暗决定，以后不谈恋爱了。她相信，哪怕有另一个人出现，从县城前往寨子里的路上，对方的耐心会被一点点消磨掉；见到她家矮小的土坯房、跟牛圈连在一起的居室、不干净的屋内环境、不会说流利普通话的母亲，就会看低她。她不愿意这样。
直到这时，她才恍然发觉，她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已经跟大家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她的出身无法改变。
小扎位于村寨里的家。（受访者供图）
小扎位于村寨里的家。（受访者供图）
2
“一口人就是一个劳动力”
从昆明前往寨子，需要换乘多种交通工具，得先坐高铁至隔壁县，从那里换乘大巴前往寨子所在的石屏县，再乘坐小巴到镇上。接下来就得看运气，拦得到车就能顺利从镇上前往寨子，拦不到就得走数小时盘山路，这条路也是近几年才平整硬化的。
在小扎成长初期，很少有村里人外出打工，路途遥远是一个重要因素，加上当时村里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难以找到好工作，有时打很久工都未必能赚回路费。因此，村民大多以种植为生，烟叶是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其次是蔬菜。
几乎从小扎有记忆起，家里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土地上劳作。大家没有早餐的概念，一天只吃两餐。清早起来，先去地里干一会活儿，饿了就吃出门前准备好的食物，通常是饭团和腌菜，再继续劳作至傍晚归家。歌曲是田地劳作的调剂品。他们喜欢唱歌跳舞，一人起头，立马就会有人应和，他们唱春天、唱山水，也唱象征着吉祥幸福的马缨花，累了就直接躺在田埂上休憩。
大人劳作时，被独自留在家里的小扎总能找到乐趣，她看蚂蚁，追光斑，逗小狗玩，爬上爬下，经常不小心就将自己摔疼。等到再大一点，四五岁了，她就跟着大人去地里，放种子，拔草，干一些轻巧的活。寨子里的孩子基本都是这样长大的。
即使后来上学，每逢假期回家，小扎依旧有干不完的农活，“一口人就是一个劳动力”。她说，在一些读不进去书的日子里，农活至少让她觉得自己在做一些“有用的事”。
村民大多以种植为生，四季豆是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受访者供图）
村民大多以种植为生，四季豆是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受访者供图）
贫苦的生活里也有不少自由明亮的时候。小扎自认是“动物的孩子”，童年时常跟动物黏在一起。她家里有一只巨大的中华田园犬，在大人出去劳作时总会陪在她身边，午后和她一起睡在家门口的青石板上，醒了再一起疯跑着去地里。
还有一匹体型很小的马，喜欢跟人互动，总把嘴巴贴在她头上蹭来蹭去，带它出去时，必须要牵着或骑着它，不然它会突然“嗷”的一声就开始狂奔，正当小扎绝望于苦追不上时，它又重新跑回来。
小扎身上至今有不少动物给她留下的伤疤：锁骨上方是经过一头驴时突然被咬的；大拇指是被猪咬的，她从河里玩水回来，不小心踩到了猪蹄；左手腕的伤来自一只受伤的猫头鹰，她给它喂水煮土豆，它恢复力气后“恩将仇报”。“农夫与蛇的故事。”小扎对南方周末记者调侃。
在自然里长大的孩子，感受到的是它的宽厚与无条件的接纳，这是形成她最初安全感的很大一部分来源。“这种安全感是一种融入，”她说，“没有太觉得你是人，它们是动物，这样的区分。”离开寨子后，她很难再时时跟动物待在一起，但身上依然穿戴着很多带有动物元素的物件。
小扎离开寨子前，小狗来送别。（受访者供图）
小扎离开寨子前，小狗来送别。（受访者供图）
自然让小扎感受到某种确定性，日出日落，花开花谢，总有一些恒常的规律。比如马缨花，春节前后，它的红会先染上低矮的山坡，再渐渐向海拔更高处蔓延开。马缨花开完，又会有另一种花等着开放。“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固定的，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它们总是在那里。”即使后来去外地上学，每次放假回家，她都知道，该去哪里摘花。
等到七岁，小扎就要去上学了。那是村里的一所不完全小学，只有三个年级，学生们都挤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离家需要步行四五十分钟。学校里只有一位教师，也是村里人，主要教他们学汉话（注：少数民族对当地方言的称呼）。村里基本沾亲带故，孩子们以各自的辈分称呼他，小扎叫他三伯。
学校里没有严格的上下课时间，主要由三伯安排。他家也有很多农活要干，有时正上着课，家里人喊他去给牛接生，他就给孩子们放假了。在小扎印象中，很多时候下午不用上课，大家各自回家干农活。
直到基本能听懂汉话了，这时候他们才可以去汉族的完全小学上课，接受更为系统的小学教育，进而继续更高等的教育。他们要接触的人群更广了，不再只是彝族人。
3
超乎年龄的成熟懂事
进入汉族学校的小扎，接触的一切都在重构她的认知。她完全没有想到，之前懵懵懂懂学过的汉话，有一天会成为她的主要交流工具。她只能听，再磕磕绊绊地学着讲。哪怕后来汉话流利了许多，有时候她还是难以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且汉族同学有时说话会融入流行词或热梗，她根本听不懂。
她们和汉族学生玩的游戏也不一样。汉族学生跳皮筋、踢毽子，他们只在山上学会“肉搏”“蚂蚁唱戏”（注：花腰彝族的一种游戏名称）。汉族学生谈论的话题也是多变的，不住宿的他们总能追到最新的影视剧，从《还珠格格》到《流星花园》；到了中学，他们喜欢王心凌，爱唱《睫毛弯弯》，这些她都没有听过。
彝族学生能谈论什么呢？他们接触的事物太有限了，大家也不愿意在学校里谈论和农活相关的事。即使提起，他们种植的是烟叶、玉米，养的是牛和马，汉族学生家里种的多是荷兰豆等作物，也不养牛马，很难聊得来。
在无拘无束环境下长大的孩子，难免不适应学校的规则。在那所完全小学里，住校生都是集体行动。四十几个人住在同一间屋子里，不分男女，起床、吃饭、回宿舍、熄灯都要按照学校的规则一起行动。到了中学，一开始甚至连发型都有要求，长度不得超过肩膀。
学校里的庆祝活动也让小扎觉得奇怪。大多数坐在台下观看，她是其中之一。一开始觉得新鲜，看台上的表演就像在看电视，然而时间久了，她就在想，为什么只有那一部分人在表演？在寨子里，庆祝活动总是男女老少一起唱歌跳舞。
完全小学三年级时的教室兼集体宿舍，上层是教室，下层是宿舍。（受访者供图）
完全小学三年级时的教室兼集体宿舍，上层是教室，下层是宿舍。（受访者供图）
她对贫穷的理解也在更新。以前父亲告诉她，家里是贫穷的，但具体怎么穷，小扎只能从那间小而破旧、最靠近村子边缘的房子获得一点点实感。然而，在学校里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在和其他学生的比较中，无不强化着她对贫穷这个概念的认知。
四年级时，有个汉族同学邀请她去参加生日聚会。她不知道应该送对方什么礼物，问了父亲后，花两元买了一个笔记本。小扎到了同学家才发现，大家送的是水晶玩具、八音盒之类的礼物。她第一次意识到“个体跟个体”之间的差异，在此之前，她一直是以“群体跟群体”之间的对比来理解这些差异的。
上学期间，小扎的生活费很有限，经常吃不饱饭。直到高中，她的体重也才七十多斤，有一次她考完试交卷，站起来就晕倒了。麦子是她的高中同学，她印象中的小扎总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头发干枯、面黄肌瘦；也不怎么去打饭，时常泡面，又因为水温不热，总是泡得半生不熟。家里开饭馆的麦子看不得有人挨饿，有时带早餐会帮她带一份。
生活尚难温饱，遑论其他。上了初中，小扎才知道大家来月经使用的是卫生巾。那时在村寨里，女性来月经普遍有两种选择，一是用废旧布料自制月经带，二是赶集时称斤买来刀纸（注：一种很粗糙的草纸），将它叠成长条后充当卫生巾。
小扎每次假满回校，总要从家中带走一些刀纸。它很容易渗透，为此小扎经常穿着黑色裤子。有一次，同宿舍的女孩看到她裤子脏了，告诉她卫生巾更好用，教会她使用方法。之后，小扎会挤出一点饭钱去买卫生巾，和刀纸交替使用。
更大的冲击发生在高中。学校因汶川大地震楼体开裂，小扎借住在县城的麦子家。一进门，小扎就发现，麦子家很亮堂，地上几乎一尘不染，进门还要换鞋。她第一次知道，床单、被罩可以是成套的，睡觉前要换睡衣——又是一个新概念；也才知道，饭后要刷牙，睡前要洗澡洗头。
她不安极了，进门后在原地纠结，要不要脱袜子。那段时间，小扎总会自觉地帮忙洗碗、洗菜、收桌子；清晨很早醒，不占用麦子家人的洗漱时间；上完洗手间还会小心检查马桶有没有留下痕迹。相较于她的敏感，麦子显得迟钝很多，一直让她不用帮忙。她并不清楚小扎寄人篱下的不安，只觉得她有种超乎年龄的成熟懂事。
面对以往生活中从未体会过的种种差异，小扎最初试过融入。有一天，完全小学里来了一个师范毕业的城里老师，鼓励不同民族的学生们“结对子”，交朋友。于是，小扎和汉族同学一起跳皮筋，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有一次，她扮演老鹰，有个饰演小鸡的同学没跟上“母鸡”的节奏，不小心摔倒，将门牙磕断。受伤的同学回去后跟家人说，是被小扎推倒的。小扎的父亲只得向人家赔钱道歉。小扎想，无论自己如何卖力扮演一只老鹰，最后“也不可能抓到小鸡”。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强化了这种感觉。有一年教师节，大家都在想办法给老师送礼物，有的称几斤肉，差一点的是送菜。小扎绞尽脑汁想了许久，去路边采了一大捧酢浆草，它们开着五颜六色的花，很漂亮。老师接过那束花，没等她离开，就把它扔掉了。
村寨里的女孩们。（受访者供图）
村寨里的女孩们。（受访者供图）
4
在海里不停地狗刨
小扎经常梦见一只蛤蟆。9岁那年，她和寨子里的孩子去放牛，山上有个干枯的蓄水坑，一米多深，里面有一只大蛤蟆。放牛的孩子们捡起石头往下砸，一下一下，将蛤蟆砸得稀巴烂。她拼命地喊，不要弄它了。可没有人听她的话。很长一段时间里，需要被拯救的不再是蛤蟆，而成了她自己。
小扎说不清楚是什么缘故，她慢慢成了那个被其他孩子不喜欢的对象。每次见她经过，一群孩子总会挤眉弄眼，次数多了，小扎才发觉，那个表情相当于她的外号。那时候，书包里有青蛙、蛤蟆是轻的，头发被攥着剪掉也可以长回来，但最令她讳莫如深的莫过于发生在厕所里的经历。
校园里的旱厕地上爬满了蛆，蹲坑大得似乎随时会让人掉下去。某个周五，轮到他们班大扫除，来了几个其他班的同学，叫着她的外号，用铲子将地上的蛆铲起来倒在她头上，还拦住厕所门把她逼到角落，用长木棍将大便挑在她身上和头上。
她只能拼命尖叫。那天她去池边洗了很久，却怎么也洗不干净，最终只能穿着那件湿衣服走两个小时山路回家。
即使在这样的处境下，小扎也没有向父亲求助。父亲识字，早些年在矿场做过放炸药引线的工作，也做过木工，后来看中学校工资稳定，自学考上村里不完全小学的代课教师，后来到她就读的完全小学工作。
一开始小扎以为，终于来了一个可以保护她的人了。但她很快察觉到，父亲的处境也不好过，有同事聚会不叫他，开会告诉他错误的地点。“我们就各自维持各自的生活。”小扎怕说了会让父亲负担更重，也知道难以解决问题。
可是，每升到一所新学校，她总能被精准定位为一个“好欺负”的人。初中时因为上楼梯没有及时让道，她的挨打频率变成了每周一次。后来，她麻木了，挨打时只是在想，赶紧打完结束，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这些伤害无处诉说，被她默默逼至内心的最角落，就此尘封。就连至亲的姐姐也是书籍出版后才知晓。后来，两个人躺在房间里，姐姐问她，“为什么不跟我说？”小扎反问，“你难道就没有痛苦的时候吗？”后来，她们都沉默了。
小扎和姐姐。（受访者供图）
小扎和姐姐。（受访者供图）
那个时候的小扎也更沉默了。她几乎成了透明人，只希望不要被任何人关注。她只有一个念头，赶紧脱离这个环境，回家种地。寨子里的很多孩子也是这么过来的，读几年书，回家种地，嫁人。她数次告诉父亲，自己不想读书了。但父亲总说，至少读完这一阶段吧。她也总是被这样的话“哄着”一步步走向离寨子更远的地方。
小扎只能更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身份。上高中时，她才知道，原来县城对花腰彝族有个代称，叫“老花腰”，同学们会互相开玩笑，“像个老花腰一样”。为了隐藏，她只讲汉话，不讲彝语，用公共电话跟父母通话时，总会避开人群，再切换成彝语。
她模仿县城同学的口音——模仿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初中就已经熟练掌握学校所在镇的口音了。但困扰她的是，每次升学，她都会接触到新的方言口音，比如如今的县城口音，习惯在某些词语后面加上儿化音。“十里不同音”的另一面，也许是口音成为一道划分群体的无形界线。小扎似乎成了另一个夸父，总在不同口音后面追逐着。
不是没露过馅。她的儿化音有时讲得“四不像”，有时是讲着讲着忘了模仿，露出之前的口音。尽管被嘲笑，下一次她仍然这样做，“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路径，可以让我过得舒服一点”。
小扎还模仿其他学生的穿衣打扮。班上有个女生爱穿带拉链的卫衣，她也买类似的款式，价钱便宜了十倍。这种模仿让她感觉“比较安全”，似乎和大家就没有不同。她和姐姐共同拥有两三套衣服，一两周穿同一套，常穿的是别人捐赠、发放到寨子里的衣服，总是不合身。
有一次，小扎母亲从一堆别人捐赠的衣服里抢到一条带蕾丝的裙子，小扎穿着它去上学。直接光腿有些羞耻，她在裙子里套上一条运动裤。到了班上，常被她模仿的女生开口嘲讽，“‘无眉大侠’还穿这么洋气的裙子啊！”“无眉大侠”是她的外号，因为她眉毛很淡。
“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思？”一个疑问如飞鸟般一直在她脑海里盘旋，她不明白，祖父让父亲识字，父亲又努力供她上学的意义在哪儿？自己学汉话、拼了命地到县城里读书的意义又在哪儿？
她只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她在周记里写，她变成了一只鸟，没有飞得很高，只是在楼宇间不停地飞来飞去，飞累了，便坠落而死。很久之后，看到卡夫卡的《变形记》，她放声大哭，很想变成一只没有人认识的大甲虫。“如果现在死掉就好了。”她这样想。
咖啡厅里，麦子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第一次见到小扎的情景：在一次校刊编辑的面试中，当被问及现阶段的梦想时，排在她前面的小扎说，自己的梦想是死在西藏。她当时觉得，这个女生很酷。在那样的年纪，她没想过那会是小扎的真实想法，还以为是“郭敬明式的忧伤”。小扎忘了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在一旁大笑起来，有种时过境迁的坦然，后来又补充，“那段时间我想到那种圣洁的地方死”。
即使后来成为朋友，麦子也是看了书才知道小扎的遭遇和心路历程，“很多事情她都是自己消化了”。或许也是由于某种钝感，麦子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早早意识到贫穷或者不同族群身份可能带来的任何区分与界限，“我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麦子说，反而这样，她们能自然而然地成为朋友。
“我不会游泳，但是把我扔进了海里，就只能一直狗刨，但是狗刨好累，我真的好想停下来放弃。”小扎这么概括她求学阶段的感受。
后来她不再想回家种地，而是指望熬完高中就去广东的鞋厂打工。当时县城里有很多广东鞋厂的招工广告，工资丰厚，而且“广东”这个词意味着“别处”。不过，她再次被父亲说服，高考后填报了文山州一所大专院校。好在，那也是另一个“别处”。
5
“她是会一直往前走的人”
2014年的那场初恋没有绊住小扎。正如麦子所说，“她是会一直往前走的人”。小扎更拼命地工作、攒钱买房，证明自己。但就像一个不断胀大的气球，总会在到达某个临界点后爆开，小扎的职业成就感到达某个高点后也渐渐被无力感取代。见得越多，她越意识到，很多事情不是她能改变的。工作的第八年，小扎辞职了。
婚姻接住了她。2019年下半年，小扎和当时的男友结婚了。男友是做个人金融投资的，两个人通过网络结识。这次，小扎早早地将自己的出身和家庭情况告诉对方，男友表示不在意。婚前，他特意在昆明买了一套房子，登记了小扎的名字，作为她的婚前财产。
婚后前半年，她就像处在一个巨大的梦幻泡泡中。因做了一个小手术，她辞职后并未急着找工作，一直在休养身体。丈夫负责养家，她不用担心经济问题，每天睡到自然醒，玩游戏、散步，跟丈夫去不同地方旅游。
随着时间流逝，加上疫情来临，熟悉的不安悄然蚀上心头，牢牢将她缠住。她对这样“手心朝上”的生活感到惶恐，觉得它随时会塌陷。过往的经历都在告诉她，她得做一个“有用”之人。丈夫知道她的不安，一直安慰她，让她不用多虑。可不安依然在心里蔓延。
小扎陷入了混乱，她必须找到一个出口。她近乎本能地记录下自己对婚姻、对生活的感受，也写下对寨子的回忆。对她来说，那段记忆是自由自在的，“像个桃花源”，是她内心最鲜活的存在。“我真的很怕它会从我的生命中消失掉。”小扎说，特别是确诊惊恐障碍后，她担心药物会损伤她的记忆力。
小扎几乎不用费力思考怎么写，那些往事自行抽枝展叶，扎根成林。她在任何地方写下这些文字，沙发上、露营毯上，时间不固定，但时常是在午饭后，写完就幸福地去午休。她没再那么飘忽不定，而是感觉又抓住了一件可以令她安心的事情，“好像我是两个人，一个人说，一个人听，因为你是你自己，就不会走掉，抛弃我自己”。
2022年，赵阳在豆瓣上看到小扎的随笔。他在做一套“第一人称”书系，想找一些被隐没的写作者，看看他们在写什么、能写什么，写作者有“内嵌在生命里的那种抒发的需求，才能决定这个题材是否能被表达得鲜活”，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那时候小扎的随笔并不局限于寨子里的生活，也延伸到自己的成长经历，她写自己上大专，也写大专课堂上老师教她们洗澡。看到这一篇时，赵阳有一股想要流泪的感动。他从文字里感受到，“这个人的天性跟她的文字是如出一辙的，没有某种操作或者矫饰的部分在里面，没有说文字是我的游戏或者第二自我，文字就是她自己。”他说，“就像是她把皮肤剥下来给你看一样”，这是很少见的。
观察了一年多后，赵阳向小扎约稿。以他的经验，写书最好根据作者的经历来组织，小扎要写寨子里的回忆，这部分是“偏阿勒泰化的东西，有一些世外桃源的感觉”，也要写她走出寨子，“城市化对她的淘洗”。
接到约稿邀请时，小扎一开始以为遇到了骗子，自己的成长经历有什么值得书写的？但赵阳告诉她，她身上有一种很本真的东西，是现代人稀缺的，又把自己做过哪些书一一列出，并且将她之前写过的内容串联成一个明晰的结构。小扎最终被说服了。
在昆明的书店活动上，让文学评论者张秋子羡慕的是，小扎有这么丰富的童年资源可以调动，这些故事“可以野蛮地生长，这种生长也赋予了他们的故事和经验以更多脱离中心的可能”。
2024年2月，扎十一惹在家乡拔萝卜。（受访者供图）
2024年2月，扎十一惹在家乡拔萝卜。（受访者供图）
丈夫支持小扎的写作，但更希望她能在身体好转之后写。那段时间，小扎的惊恐障碍严重到一天要发作多次。在每一个被惊醒的深夜，她会在枕边的本子上写下那些让她安定的词语：阳光、小鸟、马房、松树、米饭……
2024年年初，小扎回到寨子，这是自从她外出上学后回去待过最长的一段时间。彼时她刚离婚，生病、疫情，生活中有太多碎片将彼此折腾得濒临崩溃。回到寨子的生活是难得的安定。白天她跟家人去地里劳作，种萝卜、种白菜。有时她去山上观鸟，采山茶花，或带着小狗到处跑。太阳太大时，她就在家里写作。晚上早早入睡，清晨再被鸟声叫起。
写作将她内心的房间层层打开，她慢慢看清隐藏在背后那个不安的自我。在反复咀嚼中，她渐渐明白，她对自我不信任，由她为起点的人际、事业、婚姻等等，她都无法确认其可靠性，她时常觉得自己配不上一切被视为“好的东西”。这些如影随形的自我怀疑，终究与自己的出身息息相关。贫穷真是一件很坏的东西，她想。
还好寨子始终安安静静地在那儿，无论世事流转，寨子里的人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它仍像童年时那样，以山野固有的宽厚和仁慈抚平她的不安、接纳她的脆弱，寨子像是她的母体。那段时间，小扎意识到，它是“一种安定，你可以去选择相信这部分”，相信无论自己是什么样，村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的家人都不会离弃自己。
有一天晚上洗完澡，小扎在镜子前吹头发，吹着吹着将前面的刘海撩起来。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眉清目秀。她将身上所有的衣服脱下，跟镜中赤裸的自己对望。她想，自己还是很不错的，眼泪瞬间掉了下来。
“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终于是我了，我已经喜欢我自己了。”小扎说。她决心要彻底信任和接纳自己，不再像以前一样试图伪装或隐藏。
隔天，她向父母袒露自己离婚和生病的情况，不再假装自己一切都好。说完的那一刻，她无比轻松，从未如此坦然过。父母尊重她的选择，让她觉得不伪装也没有那么可怕。
2024年夏天的一个雨夜，小扎终于把书写完。合上电脑的那一刻，她大哭了一场。下一秒，她又生出一股力量，很想去探索世界。她想，这三十四年的事情就翻篇了，要重新开始了。如今，小扎入读国外一所院校学习大型兽医助理专业，她又将和喜欢的动物们待在一起了。
小扎始终记得童年的一个雷雨天。她和家里的母牛待在山野中间的坡地上，雨越下越大，她给牛披上蓑衣，钻进它的肚子下躲雨。躲着躲着，她睡着了，醒来时发现雨已经停了，彩虹出现在山坡上，母牛温柔地望着她，不吃草也不走动。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