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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年》中，五代时期王都汴梁大开城门，旧臣向新君俯首的场景多次出现。资料图
《太平年》中，五代时期王都汴梁大开城门，旧臣向新君俯首的场景多次出现。资料图
十多年前，编剧董哲曾在起点中文网上连载过一部五代十国相关的网络历史小说。他是“唐粉”，原本计划探索一番群雄逐鹿的隋唐时期，后来发现，唐王朝崩溃后的五代十国，是一段更为混乱，也极度考验文明韧性的历史时期：藩镇割据导致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兵子以人为“军粮”，文明秩序碎成一地。
多年后，《太平年》的制片方华策影视找到董哲，希望由他创作一部五代十国题材的历史剧。他很快答应，但爬梳完史料后，才发现自己“轻敌”了。
《太平年》项目在策划初期就已经明确将叙事重点落在吴越国主钱弘俶“纳土归宋”的抉择上，相当于“命题作文”。董哲手头可供参考的信史主要有《资治通鉴》《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三部，这些史料对五代的记述相对较多，涉及十国的部分少。
董哲发现，吴越国的历史人、事，大多散落在这几部信史之中，而专门记载五代十国吴越钱氏的《吴越备史》，只有三分之一的部分留存下来，其中关于钱弘俶的文献经过后人补遗，也很有限。另一本史书《十国春秋》成书于晚清，“作为史料的权威性大打折扣”。
董哲说，五代十国时期的不少史料，对人物的记录虽是简短着墨，却留下其人生的高光。《太平年》以点带面，让两百三十多号人物在剧中纷纭出场。
为将他们编织进故事，《太平年》找到两条轴：一条轴是混乱的中原，朝代更迭，人民动乱，官道白骨，兵子吃人；一条轴是相对安稳的吴越国，因免于兵乱，人民相对富庶，但朝堂依旧危机四伏。各色人等在乱世中等待太平年景的到来。
其中最主要的三个年轻人构成了叙事主线：提出“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后周第二任皇帝郭荣、选择纳土归宋的吴越国王钱弘俶，以及结束了混乱历史时期的宋太祖赵匡胤。
《太平年》中的三位主线人物同框。剧方供图
《太平年》中的三位主线人物同框。剧方供图
“一群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一棒接一棒，把一地的渣子重新收拾起来，拿簸箕扫，然后一块一块就像拼乐高似的，给它重新拼起来。”董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太平年》的台词中充满大量文言，剧组曾探讨是否一定要坚持如此，但最终决定“迁就编剧在表达上的一种任性”。董哲说：“我说写成白话也可以，但最大的问题是编剧自己不信了，我不信了以后我不能保证你们也信。”
《太平年》播出后，引发不少观众“考据式追剧”，对剧中涉及的重要战役、人事做了多番真实历史查证。董哲说，电视剧创作当然不乏虚构与艺术化改编，但他坚持如实呈现历史的底层逻辑和时代氛围。
“这个底层逻辑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层，宏观的是中国文明千年存续的底层逻辑，微观是指五代十国时期的底层历史逻辑。”董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这两头你扔了，虚构也好，创作也好，就都失了根基。中国互联网已经发展了三十多年，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史观，在这一点上，创作者和观众之间是平权的。”
01
乱世人物自带的属性
南方周末：《太平年》可以说是一部历史群像剧，哪怕一些“小”人物的高光时刻，都和时局更迭以及朝堂博弈产生了非常密切的联系，甚至有时导致了蚂蚁扳倒大象般的历史结果。这些人物都是从何而来的？
董哲：这是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尤其是乱世历史题材本身的特征。不是编剧的大能，或者创作者自身的发挥。历史人物自带精彩属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国演义》。尽管是戏说、演义，不是正史，但哪怕《三国志》里或者三国时期历史中记载比较简略的人物，都有自己的经典时刻。谁写历史题材，这都是一个先期性的（条件），不完全是平地起高楼。
再加上中国历史拥有贯穿两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固有脉络，所以你去赋予一个人高光、特点的时候，随时随地信手拈来，从中国历史中抓到一些点，放在他身上，绽放出来，他就是光彩夺目的。
南方周末：具体来说呢？比如何承训这个角色，很多人对他恨得牙痒痒，但他确实在比较关键的历史节点，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包括葛强这样不打眼的小人物，也在钱弘俶解决地方危机的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董哲：何承训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的事迹在历史中有相对明确的记载，尽管记载没有那么丰富。这个小人物的事迹是能够代表五代十国这样一个武夫乱国、武夫当政、以下克上时代的社会和历史学特征。
这个人是顺应当时的潮流的。如果把他搁到北方中原，几乎比比皆是。只不过因为在吴越这个地方，他比较突出。“长安天子，魏博牙兵。”何承训就属于吴越“魏博牙兵”的典型代表。所以，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就分为了两个维度：
第一，五代时期，那些骄兵悍将——动不动就杀死（旧）节帅，拥立新节帅、新天子的中下层军官什么样，何承训就什么样。那种忘恩负义、背信弃义、毫无节操、数次背叛，在当时中原地区的军队中下层中是常态。
第二，何承训所在的吴越，没有中原那么乱。吴越钱氏几代人，通过姻亲故旧等等织就的这张大网，相对于中原来说，秩序感要强得多。所以何承训这样的中下层军官没办法像在中原五代那样嚣张，必须有他的蛰伏，在秩序下小心翼翼谋求生存。
但何承训实际上是五代时期的主体文明形态、游戏规则，在吴越平静的小藩镇内部的一个映射。何承训身上自带逻辑，自带五代时期特有的气质。
《太平年》中，武官何承训（中）诬陷有恩于自己的检校太尉戴恽并亲手将后者刺死。资料图
《太平年》中，武官何承训（中）诬陷有恩于自己的检校太尉戴恽并亲手将后者刺死。资料图
葛强是完全虚构的人物。他脱胎于我们对于两千年中国封建王朝历史的痼疾，以及历史的主体经济脉络和政治脉络的提炼。两千年的历史，不断在催生葛强这样的“问题人物”。世家豪门垄断土地资源和农业资源，行政系统和世家豪门集团之间对抗、融合和拉扯，新世家崛起，与旧世家产生矛盾，以及从经济和税收的角度，中央朝廷与各种破坏国家税收、破坏地方经济结构等等的中间阶层斗争。
葛强就脱胎于这样一个阶级叙事里。他作为一个对自己过去所属阶级的“复仇者”，身上天然带着戏剧矛盾。
在戏剧矛盾里，再赋予他人身依附的封建伦理之下，那个时代的人所独有的一些特点，比如春秋、魏晋的“家臣”，你给我一个机会，我对你报以全部的忠诚。葛强这种人他很门儿清：我已经在钱王的体系下做官15年，两任主簿，一任县尉，但我是花了钱的，我和吴越王庭单纯就是买卖关系，但你九郎君（钱弘俶）作为未来的钱王，当我展现了价值后，你给了我这个机会，实现我的官职升迁，为我报了出身的仇，消了我心中的块垒，那葛强这一辈子就是钱王（钱弘俶）的人。
纳土归宋后，整个吴越王庭大部分地方官其实是留任了的，但葛强这样的人，你让他留任他都不会留任，哪怕他已经穿上紫袍，成为朝中显贵。他比较符合人身依附的封建伦理，也被视为士大夫精神的一种。要往上追溯的话，就是两汉时期所谓的“大君”“小君”，二元君主论，天下有共主，天子是大君，但天子和我之间还有一个小君，被我视为主公。
尤其是在衣冠南渡后，中原的二元君主论被带到江浙一带，又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吴越之地生根发芽，依然有这样一种政治风俗的延续，也是说得通的。
02
“臣道”何为
南方周末：所以你在写人物的时候，还是把他放到大的历史脉络里去写？很多人说，看了这个剧之后才明白，为何宋朝会如此重文抑武。
董哲：没有孤立的历史时期。我写五代十国，但如果完全不了解唐朝，我写不了，完全不了解宋朝，也写不了。我要写的又是江南吴越这边，我不去了解两晋和南朝，我也写不了吴越，那要了解两晋和南朝，我就得往两汉和三国去追溯。
中国的历史是个线性历史，这是我们的文明史和其他三大文明古国文明史之间完全不同的地方。它有极强的前因后果的逻辑性关联。
所谓宋朝重文抑武的国策，其实见仁见智，说法很多，争议也比较大。它应该被视为一种结果性的文化现象或政治现象，而不是一开始就非常明确的国策。它是一种在五代时期形成的政治共识，被潜移默化地运用到国家政治当中。
《五代史记》，北宋欧阳修撰，2024年8月在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展出。视觉中国丨图
《五代史记》，北宋欧阳修撰，2024年8月在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展出。视觉中国丨图
南方周末：五代十国是一个被认为礼崩乐坏，武人更有话语权的历史时期，但剧里涉及中原的部分，其实花了大量的笔墨去写乱世中文官的“臣道”，不管是中原的冯道、桑维翰，还是吴越国的水丘昭券，他们身上延续着千年以来的某种政治价值观，为什么在这样一部剧里你会把表现重点放在这些文官身上？
董哲：我们公允来说，无论文官武将，都是良莠不齐，有好有坏的。但如果说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些人能在意识形态、文化、文明层面上有所坚守，那这种坚守在文官身上出现的概率比在武将身上出现的概率要稍微高一些。
有时候一些文明的种子和光辉，会出现在任何一个群体中的某个个体身上，它有可能出现在武将的身上，甚至有可能出现在宦官身上。
之所以把冯道这个人物拎出来，最直观的原因是，我去选取五代十国的任何一位天子，都是一个时间点，但我去选取冯道，他却是一条时间线。他出生在唐朝末年，死于后周显德年间——属于五代十国的最后一个年号。他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全盛时期。
因此我们会在剧本的创作上，有意识把很多人物形象往这一个人物身上去归并，否则的话人物太多了。水丘昭券也是一样。在吴越国，尤其是在二代向三代进行政权更迭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章德安，他就被一“劈”两半，一部分被挪到了胡进思身上，一部分被挪到了水丘昭券身上。
章德安这个人物如果出现的话，在前三集里，他就是妥妥的100%的主角，但是三集以后这个人物就没了。我要是去研究历史，写一部历史学专著，或者做一个历史博主，我肯定不会这样，但要去写一个电视剧剧本，尤其是五代十国时期，这是一个必做的功课。
南方周末：冯道在历史学界的评价比较两极，包括桑维翰推动了燕云十六州的割让，这也是他终生的污点，这样的历史人物两面性非常突出，剧作阶段你怎么处理人物真实历史原型的评价问题？
董哲：其实不难。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尤其是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你去看是谁在毁他，谁在誉他？要知道这两者一定都是同时真实存在的，未见得就是相互矛盾的。
毁他的人一定是抓到了他的短，抓住了和评价他的时代价值观不合的地方，誉他的人一定是找到了相契合的地方。司马光和欧阳修这两个修史的人，对冯道的评价完全出于忠于君上的逻辑，冯道这样给十个君主做宰相的人，被评价为“无耻之尤”，没有任何悬念。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欧阳修和司马光在评价冯道时，举了一个例子：五代时期的一个李姓女子，因为被男人拉了一下手臂，自个就把手臂斩断了。他们用这个案例来证明，一个女子都有这样的节义，冯道却没有。这个例子很不符合今天文明社会的伦理认知，也让他们对冯道的评价不是很站得住脚。
《太平年》中，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入主汴梁城后，冯道脱去前朝官服，着一身布衣进入朝堂。资料图
《太平年》中，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入主汴梁城后，冯道脱去前朝官服，着一身布衣进入朝堂。资料图
那对冯道的一些反例评价，（来自）富弼、王安石，他们都是和司马光、欧阳修同时期做过宰相，执掌过中央政权的人，在宋史的记载上，他们可能毁誉参半，但你能看到他们比较务实的执政风格。王安石对冯道的评价很高，“如诸佛菩萨行”，富弼对他的评价是“大人”。
对于我们后世人来说，可以有站在今天的价值观上去看这个事的判断和分析，但在创作这个人物的时候，是想尽可能客观一些，所以两边（的评价）都给它搁上去。
南方周末：人如何在历史大势中作抉择，究竟是要顺势还是逆势，是不是这部剧挺重要的主题？
董哲：我觉得在五代十国这个时期，站在任何王朝的视角看都不对，因为只有烂和更烂，没有好和烂的区别。
那这样的时代，用剧里冯道的话来说，就是人群可以分为无辜的和不无辜的。有名有姓出现在这个故事中的人物，其实都不无辜。真正无辜的，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那些人才是整个五代社会的主体，因为赋税是由他们提供的。那么，我们就得在不无辜的这些人里去挑选（表现），这里面也分为两类。
第一类人是明明不无辜，但认为自己无辜，这一类人我们不选。还有一类人是他不无辜，但他深刻理解和知道自己并不无辜，这一类人会被我们选为描述的主体，描述他在这个历史时期确实不无辜，并且承认自己不无辜。
五代王处直墓彩绘散乐浮雕图上的一群无名女子。该文物2026年2月22日在河北省博物馆展出。视觉中国丨图
五代王处直墓彩绘散乐浮雕图上的一群无名女子。该文物2026年2月22日在河北省博物馆展出。视觉中国丨图
03
“无底线的时期，是非对错尤其重要”
南方周末：剧里出场人物纷繁，也有一些挺重要的历史事件并未完全展开，在创作的过程中，你怎么找到一种详略得当的叙事？
董哲：比如全剧中，始终活在台词里的人物叫杜重威，这个人物从头到尾都没亮相，中渡桥之战，作为决定了五代十国走向的一场关键战役，在剧中完全没去表述它。那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核心矛盾，都集中在公元947年的汴梁城，因为在这个点上才是表达极度绽放极度爆发的点。
你比如说在中渡桥战役中，殉国的王清将军等等，这些人都是那个时期涌现出来的好汉子、真豪杰，像这样的一些人物他们都没有能够进来。不是说在历史上这些人不重要、不精彩，而是在我们的这条表达线上，在选择的轻重缓急上，我们没有选择他，因为我们在顺着表达线走，不是去平铺五代十国的全景。人物上如此，故事上更是如此。
很多人物的最高光绽放在某些时刻，但有的我们要放弃，有的只能略写。
南方周末：剧里有一句台词：“是非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江山黎庶在下，此事万古不易。”为什么创作这样的历史题材剧时，是非观这么重要？
董哲：我们把目光和笔触对准这样一个混乱时期、无底线的时期，是非对错尤其重要。
我们今天是一个承平社会。文明社会下，是非对错，大家允许你从从容容去探讨和争论，网上骂得再厉害，也不过是隔空对骂而已。但在五代那样一个跌破底线，人吃人的社会里，是非对错，半点都容不得模糊。你模糊一点，社会就会滚落坠向一个无尽的深渊。
《太平年》中，在五代战乱废墟上啃食人骨的饥民。资料图
《太平年》中，在五代战乱废墟上啃食人骨的饥民。资料图
在外在形态上已经没有这条底线的情况下，底线仍然存在于天下人心当中，有这条看不见摸不着的底线，这个时代才有可能被终结，走向一个良性的太平年景，恢复相对文明形态的社会。
我们很幸运的是，华夏文明这条是非对错的底线，自从2000年前逐步成型后，就一直贯穿在我们的历史脉络中，深深地烙进了我们的文明的DNA里。我们是靠着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基础的免疫体，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混乱年代，并且确保了我们的文化、文明没有真正中断。
“饮太平年的一口热酒”是《太平年》剧中一场重头戏的点题台词，也是三位主线人物毕生的期盼。资料图
“饮太平年的一口热酒”是《太平年》剧中一场重头戏的点题台词，也是三位主线人物毕生的期盼。资料图
南方周末：《太平年》的三个主角，钱弘俶、郭荣、赵匡胤客观上推动了混乱时代的终结，你刚才提到，越是混乱的年代，对礼义的坚守越重要。所以，你是否有意放大了这三个年轻人身上理想主义的一面？
董哲：电视剧是一种艺术创作，所有的艺术都是创作（者）自身核心表达的体现。我们这个项目创作分三步走，第一步定表达，第二步立人物，第三步讲故事。当我确立了核心表达后，去选择哪些人物作为我的主要人物群体，我要如何塑造这些人物才能被确定。
当我要去塑造的人物基本确立后，才根据这些人物去讲故事。核心表达是度量衡，而在核心表达之下被确立起来的人物，是有了度量衡的一把尺子，是人物这把尺子上的刻度，没有核心表达这个度量衡，没有刻度的尺子就是一根棍子。
南方周末：为了创作这部剧，你消化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材料，你觉得五代十国时期为什么会混乱这么久，以及最后它为什么能结束，进入一个太平年景？
董哲：作为一个历史发烧友，我只能说下限是一步一步跌破的。其实在整个叙事中，有黄龙岛孙太真的这一条线，因为篇幅原因，它在剧作中实际留下的部分最少，是讲孙太真的祖母，但其实那是五代十国整个时代的开始，底线开始跌破的一个溯源。
孙太真祖母这个人物取材于黄巢起义后一个经典的历史时刻，叫大玄楼献俘，历史上是一个无名女子。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下这个故事：黄巢兵败之后，黄巢军的军眷被唐军俘虏，押送回长安，这些军眷都是黄巢军进长安后抓的勋贵之女，后来被分配给黄巢政权的文官武将。
黄巢军兵败后，这些女子又作为贼军眷属，被抓获、俘虏，带回长安，在大玄楼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当时的大唐天子唐僖宗站在大玄楼上，问这些女人：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
《资治通鉴》记载说，为首的一个女子扬起头，回答唐僖宗的问题：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
这个画面里，我们看到的是大唐王朝末代统治者跌破下限的无耻。当一个盛世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看到这些女人不觉得羞愧，没有像历史上其他一些天子那样说：使卿等受此劫，朕之过也，国家之过也。
当他们不再有这样的自觉，不再认为黄巢发起这样一场大乱，是因为执政者的疏忽。包括是因为（执政者）为了逃命，放弃长安，跑到四川，导致她们落入贼手，受了这番劫难。这个时代的三观底线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因此整个五代十国的所有的臣弑君，父杀子，弟杀兄……“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观念，甚至以人肉为军粮的现象等等。当最需要去塑造整个文明意识形态内核的人群，彻底放弃意识形态上的文明底线的时候，就彻底放弃了是非对错，时代的崩溃，就是一个必然。
《五代南唐钟馗出猎图》（局部），作者是绘制了《韩熙载夜宴图》的顾闳中。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资料图
《五代南唐钟馗出猎图》（局部），作者是绘制了《韩熙载夜宴图》的顾闳中。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资料图
南方周末：这些年，严肃的历史剧在剧集市场缺席已久，大家还是会去回看《大明王朝1566》《雍正王朝》等等“解渴”，《太平年》播出之后，其实很多观众表达出了对历史剧的兴趣，从创作者的角度看，你觉得当代观众对历史剧的需求体现在哪里？
董哲：我觉得我们谁都不能说自己完全了解观众。电视剧创作产业的一个特征是，它是一个面向B端的产业，不是面向C端的产业。B端会对 C端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然后用数据的分析去指导生产环节。
《大明王朝1566》是2007年的，今天的观众相比十几年前观众对历史剧的接受程度、认知程度和学习能力都提升了一大截，因为他们接受了中文互联网20年的洗礼。今天的观众随时随地可以使用互联网和AI辅助自己进行认知和学习，20年前没有这个条件的。
所以经过了这二三十年中国互联网的洗礼和涤荡，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天然认为观众对历史题材就一定抱有很抗拒或是喜好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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