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玉清诗词的岭南书写与文化身份构建研究

冼玉清作为岭南本土的近现代女性学者，其独特的魅力在于：她兼具诗人、国学专家、文献专家、艺术鉴赏家和书画家”等多重身份。就目前对冼玉清的研究而言，绝大多数学者文献皆集中于其学术考据、教育理念、教育工作等的研究上，还有小部分文献是对其个人生活经历的挖掘和探讨。就冼玉清诗词创作贡献而言，学界研究着墨不多，目前所见文献如冼剑民的《岭南育才女，风华铸诗魂——拜读冼玉清教授诗歌有感》、秦牧的《关于岭南女诗人冼玉清》等。另外，曾昭璇在《广东文化名人——冼玉清教授》中对冼玉清诗词风格略有提及。对其诗词的专论鲜有见诸世人。问题在于，冼玉清在学术考据之外，其诗词创作也堪称国内文学名家，且其诗词创作颇具“学者型”特质，这是她作为学者的诗意生涯。冼玉清诗词颇具岭南风格，其岭南书写为其文化身份提供了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一方面，冼玉清诗词中的岭南书写，这是挖掘其作为所在地女诗人的风格特质；另一方面，冼玉清诗词中的书写内容，揭示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女性在文化转型中的身份构建问题。本文拟遵循上述要点，探寻冼玉清诗词创作中的岭南，揭示其在近现代岭南文化变迁中的知识女性身份转型，进而明确冼玉清诗词的书写逻辑及文化身份言说。

冼玉清诗词的经历背景与地域语境

现存文献记载，冼玉清女士祖籍广东南海西樵山简村，1895年1月出生于澳门，家族几代皆居澳门，本人晚年填写的通信地址亦写“澳门下环围一号”。冼玉清在自传中写道：“我家在澳门，住了五代。现在西樵故乡也无人识。已视澳门为家乡。我每年总会返家三次：寒假、暑假、清明假，家人就办齐衣物给我。”冼玉清“8岁开蒙入私塾，9岁转入较开明的学校启明学校，12岁时按父亲的意愿入读澳门比较有名气的灌根学塾（也叫子褒学校）。”1918年，冼玉清来到广州，入读岭南大学附中，后进入岭南大学文学院继续深造，192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冼玉清的成长过程受到当时开明教育思想的启迪。子褒中学创办人是康有为弟子陈子褒先生。他颇具改良意识，其维新者经世致用的教育理念对冼玉清影响颇深，这为冼玉清“以教育救中国”信念奠定了精神基础。

冼玉清的经历跨越岭南两地，跨地域的成长经历，赋予冼玉清诗词创作的岭南书写语境，也赋予她两地的中西交融文化经验。同时，冼玉清的学者经历与性别身份，也为她提供了文化身份的性别样本。因此，冼玉清的诗词创作，一方面既存有传统岭南文化与近代西学东渐的碰撞，另一方面，又颇具民国时期知识女性的际遇感。就此意义而言，冼玉清诗词集合了岭南书写经验与文化身份认同，其“在地化”的创作与知识女性的文化身份在诗词中充分交融，使其成为近现代岭南文化守成与女性启蒙的双重书写。曾昭璇教授评价冼玉清诗词：“但取其精华，炼成新句，抒发真切之感情，以感染他人。故能成为岭南一大家，为活跃于我国诗坛之女杰焉。”诗如其人，陈寅恪在纪念冼玉清的诗《冼玉清教授挽诗》中写道：

香江烽火梦犹新，患难朋交廿五春。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

陈寅恪先生在该诗中纪念与冼玉清的友亲，亦赞誉她为香江女性的杰出代表，香江养育了冼玉清，冼玉清也赋予香江传统女性以新文化气质。

冼玉清存世诗词皆辑录于其诗集《碧琅玕馆诗钞》，学者陈永正为其诗词创作进行阶段性分期。陈先生根据冼玉清的生活经历，依据时间序列，将其诗词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为1915年至1937年夏期间的诗词创作，其跨越澳门和广州两地的生活和教育背景，使早期诗词创作呈现出旧式书院教育的古典诗学根脉。中期为1937年至1954年期间创作的诗词，此时期的作品主要集中于抗战时避难于粤北，也就是1941年至1945年期间所写的系列诗歌《流离百咏》，被陈永正先生称作 “史诗式的抗战长卷”。在此系列诗歌中，多家国情怀与流亡生活感慨，同时，通过岭南的木棉花、珠江水流、离乱之艰等，构建出独具岭南风物意味的“战时诗歌”。晚期是冼玉清1954年后的诗词创作。在这一时期，冼玉清通过诗词创作表达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与坚守，亦表达出对新文化的热忱；同时，也体现了她作为知识女性，对学术与女性两重身份的成熟思考。上述三阶段的诗词创作，其内核都不约而同聚焦于岭南书写与文化身份。岭南书写，这并不难理解，毕竟冼玉清就在此出生、成长。文化身份，却因她独特的选择而产生。毕竟，作为当时岭南乃至全中国极少数女性教授之一，冼玉清须在学术界证明自己的学术修养与价值。因此，她一边背负着大众“凝视才女”的猎奇目光，一边孜孜以求。在担任岭南大学博物馆馆长期间，冼玉清深入研究广东历史文化，进行诸多考据工作。冼玉清一生简朴，却斥巨资收藏古籍文物，在临终之际还捐赠巨额款项，其诗词《咏书橱》中的“黄金散尽为缥缃”正是此心境的感人写照。尽管如此，冼玉清也常在诗词中以委婉笔法表达矛盾心境，甚至焦虑，如自传《更生记》中的“孤灯照影”就是如此。由此，岭南书写是她诗词的物态抒情，文化身份构建则是她诗词的心境写照。

冼玉清诗词的岭南书写维度

生于斯，长于斯，作为地道的岭南人，冼玉清诗词创作具有岭南符号特质。这些符号，是岭南风物景观、岭南人文景观双重维度的体现。

首先， 岭南风物的在地性书写，是冼玉清诗词中最为突出的主题。以自然地理符号而疏解乡土情结，冼玉清运用岭南风物如季候、木棉花、榕树、丹霞山、鼎湖山、澳门南湾、珠江、增城、潮汕等特有物像来营构诗意的情感空间。季节物候孕育了岭南的自然特征。岭南地属亚热带，全年大部分时间为湿热暑潮天气，其岭南季候特征在冼玉清诗词中多有体现。如《夏夜风雨不寐》《拟陆放翁初夏新晴》《苦热风雨骤至即景有作》《种竹歌》《横江看李花》《从黄坑赴仁化经黄嶂岭》等。冼玉清诗《夏夜风雨不寐》中写道：

一庭风雨疑秋至，涤荡炎氛夜未央。竹籁远喧来枕簟，荷裳暗解念池塘。纷营尽日人皆热，寂处高眠我自凉。耿耿胸中千感集，数残更漏已晴光。

该诗凸显了岭南的典型季候，以及典型季候中的典型物候。一方面，作者暗示环境、语境与心境的交叠，季候与物候中“一庭风雨疑秋至，涤荡炎氛夜未央”。岭南特有的天气多雨且湿热，但作者以“涤荡”构成了对岭南 “炎氛”的心理抵御张力，使得季候炎热被稳定的心理内核所净化，形成“坦然自若”的诗化语境。就此意义，冼玉清延续了屈大均《广东新语》对广东本土气候敏锐捕捉的惯性。 “广东者吾之乡也，不能述吾之乡，不可以述天下之文”。同时，又纳入了李清照“ 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的闺阁之意。季候特征影响物候方式，诗词中季候意象往往对应着物候。同是这首诗，岭南风雨引来的是 “竹籁远喧来枕簟”，竹林在风雨中沙沙作响，其声音穿透空间，形成了“风雨竹韵”的岭南听竹之审美体验。“荷裳暗解念池塘”，冼玉清以风雨摧荷下的“荷裳”变化，而显示 “池塘空间”背后的文化内涵。冼玉清在岭南大学求学期间，常以荷塘书斋为创作空间，因而“池塘空间”是她确立自然物象与学术精神的隐喻锚点，暗含冼氏对其恩师陈子褒“以莲喻学”文脉的赓续情怀与决心。季候与物候的书写，由此带来的是，冼玉清以环境衬托心境的诗意表达。“纷营尽日人皆热，寂处高眠我自凉。耿耿胸中千感集，数残更漏已晴光”。这里使用反衬的手法，“人皆热”的奔忙衬托着“我自凉”的清俊孤高，这让冼玉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境表达更加突出，也呼应了冼玉清与女性传统生活反其道而行之的事实选择——终生未婚、专注学术。《夏夜风雨不寐》是冼玉清流连岭南风物的鲜明写照，也是她将风物转化为精神场域的典范。冼玉清颠覆了传统女性与传统的疏解关系，却更加接近知识分子作为文化守夜人的形象，与陈寅恪的 “独立之精神”形成时代共鸣。

冼玉清以风物喻志，勾勒出岭南书写的风骨。其诗歌《池上夜坐白荷花盛开》《马交石纳凉遇雨》《琴山》以及在系列组诗《流离百咏》等中都有体现。冼玉清在《池上夜坐白荷花盛开》中，以莲为喻，强化了岭南作为地域的生命力。

田田西去接池阴，水佩凌波步试寻。不着脂胭凝玉脸，更无炎热到芳心。明蟾堕影惊鸳睡，翠叶回风度鹤音。只有冷香萦梦在，不辞深夜伴清吟。

冼玉清在诗中融合了荷花的托物言志传统。上四句通过细腻的视觉效果描写，“田田西去接池阴，水佩凌波步试寻”，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古典意象重叠；“不着脂胭凝玉脸，更无炎热到芳心”，一方面展现白荷花洁净清冷的美，另一方面暗寓诗人超然物外的精神品格境界。下四句“明蟾堕影惊鸳睡，翠叶回风度鹤音。只有冷香萦梦在，不辞深夜伴清吟。”体现了动静交融的荷塘夜境：荷花静谧，池塘秀美，月光惊扰栖鸳，鸳鸯水面凌波，“我”幽享幽境，独悟哲思。上四句是物候的韵律美，下四句以视觉、听觉交织的空灵感重构了物候，上下四句形成互文，颇有物我两忘、身心交融之致。原本，荷花非岭南独有，但冼玉清的独特岭南骨气，将古人的“凌波微步”“冷香凝翠”运用到诗中，再用“炎热”与“芳心”对照，形成了古人意象的重组，为古典韵味提供了地域性张力。冼玉清的这种岭南特制气质，在她的中期创作《流离百咏》组诗中亦多见。组诗是冼玉清追随岭南大学北迁至粤北山中艰困办学的经历，其中也包涵了冼玉清的岭南情结。如诗《曲江告急疏散至坪石岭南农学院》写道：“迎云晚对金鸡岭，入廛朝渡水牛湾”，用岭南自然地标表达着战乱给师生带来的求学之苦。岭南植物，如 “端阳杯酒酌菖蒲，七夕回车念客孤。为感茂陵消渴甚，排珠亲送荔枝奴。”中的荔枝， “西风苦忆季鹰鲈，计拙谋归泪欲枯。闻道丹霞蔬筍美，又担椰栗上征途”的椰栗，借荔枝与椰栗暗示战乱艰辛中偶尔的温情。在冼玉清的笔下，这些岭南风物不仅仅是物，更是诗人对岭南独有的情结。作为岭南本土记忆，冼玉清的岭南风物书写实现了三重突破：第一，意象重组，将岭南的诸峰诸岭、植物林地在地域符号转化为所在地人的精神图谱。如《重游鼎湖山》的山水。第二，空间叙述，冼玉清的“百咏”以流离途中所见。如“沙禽” （《早发英德》）、“锦江”（《丹霞纪游四首》）、“昆湖”（《会友亭晚眺》）等，替代愁绪，消解对家庭空间的渴望，拓展了诗意创作的边界。第三，民族意志，对自然描写中注入抗战语境下的救赎意识，让岭南景观成为民族精神的地理载体，如《梦返琅玕馆》中对旧日竹园的追忆等。这种地域性岭南风物的书写模式，既延续了岭南诗学传统，又创造性加入了女性视角，形成了地域诗词的超验性体验。

其次，岭南自然书写带动了冼玉清对岭南人文景观的关注。人文景观依托于自然，同时又是在地族群文化心理的对象化。冼玉清诗词对岭南人文景观的描写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对澳门的晬忆。冼玉清长于澳门，她早已视澳门为第一故乡，在她的早期诗词中亦多有对澳门景观的描述，如《夜归澳门》《南湾公园负喧作》《西湾早眺》等，记录了童年时代所见的澳门海景。在《西湾早眺》中写道：

不堪人迹混，早眺得清娱。点点渔帆远，濛濛野岫逋。涛声前复后，雨影有如无。

澳门无疑是冼玉清早年记忆中最为深刻部分，它出现在诗人笔端，这是诗人对澳门时光的空间定格。这一空间是多重结构的组合：一是混融了视觉与听觉，“点点渔帆远”与“涛声前复后”，其笔法将人与自然放置于同一空间，形成生命与自然节律的共鸣。二是交织了视觉与心觉，“雨影有如无”是留白艺术，冼玉清早年师从岭南画派高剑父，其句可见出水墨技法， 以雨影的“有”和“无”的辩证画法，营构了视觉悬念，在虚实相生的描写中折射出澳门雨季海景特有的氤氲气象，更隐喻着诗人在不确定生活中的自我确信。最后，空间在叙事中实现了视点的移动，整体而言，诗的后四句就是“平远—高远—通感”描画技巧的展现，它们分别对应着诗人“远眺—平视—俯听—微视”的视点链。“渔帆远”为平远，“野岫逋”为高远，“涛声”通过声波的空间位移，制造出听觉的蒙太奇，形成了听觉的可视化印象。总体看，这首诗以空间方式构建出澳门的多重记忆，表现了离散文化中的乡愁美学。

除澳门记忆，冼玉清还通过对求学、工作、流离中的居所、书院、藏书楼、学校、剧场、北园等文化空间的诗意转化，创造出岭南人文景观的“冼式”书写，彰显了冼玉清作为岭南学者的观察视角与心路，亦是她本人所言 “诗心爱摩诘，赋笔谢相如”的心迹。在《夏日读书》中，冼玉清以独居之所，表达了清隽学子的人生理想，其诗如下：

岁月多宽假，环碧爱吾庐。门外隔烦暑，栖鸟闲相于。门少达者辙，室饶古人书。把卷自怡悦，俯仰千载余。诗心爱摩诘，赋笔谢相如。古香发彝鼎，四壁白生虚。凉月时窥帘，远香扬芙蕖。心迹既寂寞，热恼岂待袪。谩欢悠悠者，相马徒以舆。

全诗勾勒出文人独居静读、超然物外的精神图景，体现了冼玉清的隐逸理想与治学态度，将她对学术的执着与追求尽表无疑。“达者”与“古人书”形成一对反衬，这是诗人的独处之乐，室外清净、室内藏书丰，隐喻了精神世界的充盈。也暗含着通过“尚友古人”的方式实现与传统文化的共鸣。“把卷”和“俯仰”建构起互文特征，诗人暗引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之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又借《兰亭集序》“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俯仰”，打破其单纯的时间特征，反用其意，表示诗人通过阅读可以打破时空界限，瞬间跨越千年与古人神交。诗中借这两个典故，表达了冼玉清的高蹈自适境界，也展现了她作为学者以书为心灵知己的学术追求。诗中有三重对比关系：门外冷清（世俗）与室内丰盈（精神）的空间对比；当下独处与千年古人对话的时间对比；车马喧嚣的达官显贵与阅读之乐的文人自适对比。最后，以 “门庭冷—书室充盈—展卷自得—神游千古”的推进逻辑，构建了一个独立于现实的诗者世界，颇得陶渊明、王维的隐逸风范。不同的是，冼玉清更加笃信书作为人类精神伙伴的特殊意义，所以，她在诗中并不凸显“隐”，而是用书斋建构出隐逸空间，在此空间中，身体与心灵同台修禊，诗意栖居。冼玉清在岭南大学的住所名为“碧琅玕馆”，诗人自喻其名为 “琅玕翠影护书帷”。冼玉清的书斋书楼意象隐喻了她作为文化守护者的坚定使命，构筑成为20世纪女性学者的精神形象。作为岭南大学的所在地——广州，也在冼玉清的岭南人文景观书写中占有很大分量，冼玉清已将广州完全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其《咏新羊城八景》组诗最为典型，《红陵旭日》《双桥烟雨》《鹅潭夜月》《东湖春晓》《罗峰香雪》《白云松涛》《越秀远眺》《珠海丹心》，字里行间满是对广州的深情厚意。正如她在《鹅潭夜月》中所写“繁灯天不夜，笑语泛舟人”，对广州是发自内心的深爱。

另外，对岭南人文景观的书写，不得不提及冼玉清的组诗《流离百咏》。1942年，岭南大学内迁粤北地区，冼玉清随迁粤北。在途及粤北生活期间，冼玉清创作了系列诗歌《流离百咏》（下称《百咏》），建构起“行走的岭南”的离散人文书写模式。《百咏》组诗以流离中的“我”的视角，贯穿起居所环境、 “我”的日常、民间生态等三重景观维度的融合。在粤北教书期间，冼玉清诗词多有居所环境的描写，如诗歌《宿丹霞精舍》：

几窗明净此层楼，万状峰峦一望收。山月江风清彻骨，丹霞宜住胜宜游。

这里的实景描写“几窗明净此层楼”， 回应了粤北地区的色彩生态。“山月江风清彻骨”则将传统绘画技法巧妙转化为实景特征，用水墨线条式的书写勾勒出岭南地域的柔韧感，在离散生活背景下强化了岭南人的坚韧特征。这种诗画互文的实景创作，使冼玉清诗词的离散书写突破了单纯的流离史实，而成为具有美学效应的人文档案。这种写作让《百咏》中的岭南人文景观具备了档案文献特效，甚至成为研究20世纪粤北民间日常生活、民众风俗、教书、避险、游历等风貌的重要文学史料。

冼玉清“我”的日常，在诗歌《生活》中，描写了自己教书期间的平常琐屑：

买菜清朝驰远市，拾薪傍晚过前山。执炊涤器寻常事，箪食真同陋巷颜。

迁校粤北，个人生活环境发生变化，诗人将日常生活纳入诗歌范畴。“买菜”“拾薪”“执炊”“箪食”等，描写了战时操持日常家务细节，构建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图景。诗尾“箪食真同陋巷颜”借自《论语·雍也》 “箪食瓢饮”的典故，以此形容抗战时期岭南大学内迁时学者“一箪食一瓢饮”的生存状态。细读下来，更能发现，冼玉清通过学者对生存物质的获取，展现出当时粤北知识分子的精神张力：既要面对战时物资短缺，又坚守着学术尊严。这种张力并置于“寻常事”与“陋巷颜”中，形成某种平衡态，彰显着岭南学人“苦中作乐”的品格。其借典“箪食瓢饮”更说明，冼玉清以时间刻度“清朝”和“傍晚”、空间位移“远市”与“前山”，构建了 “晨昏交替”的劳作节奏，将流亡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升华为特定历史时期的见证，将个人的生存细节转化为战时岭南学人迁徙的微观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