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古籍社推出 《方寸之痕天海间——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辑考》

近日，广东岭南古籍出版社推出《方寸之痕天海间——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辑考》。

该书根据海内外遗存清代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的原始档案，结合文博界现存印章实体及相关艺术标识，采取彩色影印、注释考证、学术研究的方式，分类整理广州行商、各社会阶层、清代官府、外国组织、艺术标识的印章印迹，以期展现清代广州十三行商贸经济、行政管理、文化生活、中外交流的印章文化体系。

《方寸之痕天海间——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辑考》。

《方寸之痕天海间——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辑考》。

据了解，“一口通商”时期，清朝通过粤海关管理“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外贸体制和行会组织，无论学术界还是社会民众皆习惯称之为“十三行”。

而“十三行”之名起始于何时？为何冠以“十三行”之名？在2016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人提出这是学术界“一个没有解决的历史疑案”。

带着问题，时任广州大学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主任和广州市十三行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冷东以印章作为突破口，试图考证“广州十三行”起源及名称概念。选定印章，是因为印章是人们思想艺术的物质载体，在行政管理、商贸经济、文化生活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冷东注意到，以广州十三行为中心的中外商民，应在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广泛应用印章，但无论实物、资料还是研究都近乎空白，这是不正常也不符合史实的。

究其原因，主要是印章实体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不知所终，就是保留有印章印迹的文献能保存至今日者也相当珍稀，又分散于国内外众多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之中，寻觅起来也十分困难。

近年来，冷东及课题组成员有计划地访问了美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档案馆和博物馆，特别是2017年和2018年两次专程赴大英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搜集资料，2019年又重点访问收集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丹麦亚洲公司原始档案，收获颇丰，发掘出17—19世纪大量遗存的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

冷东（左一）在剑桥大学图书馆。

冷东（左一）在剑桥大学图书馆。

这些几百年前的、已经泛黄破碎文件上的方寸印迹依然鲜红清晰，体现了印章的凭信意义，成为这一冷门绝学得以复活的见证和资源。

泛黄破碎文件上的方寸印迹。

泛黄破碎文件上的方寸印迹。

这种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有助于深入认识长期困扰学界的难题——

正“十三行”之名。十三行的名称有一个漫长发展变化过程，如果以印章为标志，“外洋会馆图记”的发现，证明了外洋行才是“十三行”的正名，“外洋会馆图记”是外洋行的公章，表明了这一商会组织和制度的成熟。

溯“十三行”之源。广州“十三行”最早起始于何时？这是自上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外洋会馆图记”的发现，证明了外洋行是“十三行”的本名，因此“外洋行”成立之年1760年便是“外洋行”的起源之年。

核“十三行”之实。至于“十三行”名称的本义是什么，随着资料的不断发现及研究的深入，学界对“十三行”名称的含义有了新的认识。清代广州“十三行”名称具有双重含义，它既可以指行商团体，也可以指行商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一个特定地域，即广州的十三行商馆区。从在英国查阅的档案文献来看，更加证实了“外洋行”商馆区的地理属性。同时十三行也逐渐成为这一商会组织的同义词，延续至今。

广州洋行区图。

广州洋行区图。

扩“十三行”之军。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有《广东十三行行名、人名及行商事迹考》一章，记述历年中外文献所载洋行39家、茶行1家，合计40家。而本书已经发掘到其中35家行商的印章印迹，此外新发现了数十家十三行行商，扩展了十三行商队伍的规模，也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提供线索。

增印玺学之色。随着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资料发掘和学术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不仅填补了空缺已久的学术领域，也得以结合源远流长的岭南印学传统，重新审视清代岭南印信商贸经济、行政管理、文化生活、中外交流四位一体“喜献金石南天富”的完整体系，确立岭南在中国印玺学领域应有的地位。

由此，凭借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资料的收集整理及以此为基础所获得的阶段性成果，由冷东主策划的“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整理研究”顺利入选了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2023年，项目顺利结项，最终成果名称为《方寸之痕天海间——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辑考》，申报了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岭南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书的重点不是印玺学研究，不以篆刻家、印章鉴赏和印学理论为重点，而是以文献遗存的印章印迹为重点，通过整理考证档案文献及图录上的印章印迹，进而研究全球视野下清代中期中外贸易组织、贸易体系、规则机制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和作用，也涉及印玺学和中外印章文化比较研究，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央与边疆、整体与区域、传统与近代、国内与海外关系丰富多彩和千姿百态的见证。

南方+记者 戴雪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