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重生试验室 | 破茧重生①

在深圳的一隅，有这样一间狭小昏暗的屋子。一张双层床、一张写字桌，便已几近全部的家当。

这里是刘淑婷的家，一个被债务重压过的单亲妈妈的避风港。

曾几何时，她被债务的阴霾笼罩，在生活的泥沼中苦苦挣扎，网贷的压力、孩子的病情、自己的疾病，让她的生活陷入绝境。在最痛苦的时刻，她不止动过一次念头，拉上患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一起轻生。

幸运的是，深圳给她提供了再来一次的机会。在个人破产制度的救济下，挣扎于债务泥潭、疾病治疗的单亲妈妈刘淑婷，迎来了重生的机会。

2021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正式实施，一石激起千澜，打破了我国延续近二十年的“半部破产法”格局。

个人破产改革试点，如今已历时四年。这些年来，在深圳搭建起的“破产重生试验室”，已让上百位困在债务深渊“诚实而不幸”的普通人，看见了重生的曙光，也为高速运转的时代，预留了一份温柔的缓冲带。

一个母亲的重启

“奇奇，你觉得活着好吗？”

牵着儿子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刘淑婷轻声问道。

这个问题，藏着她内心深处的挣扎与纠结。

“妈妈，我觉得活着很美好。”奇奇稚嫩的声音传来。

“怎么美好？”

“在学校，只有我不用做早操、不用写作业、不用考试。”

刘淑婷心里五味杂陈，只能轻声回应：“只要你觉得快乐，那就好。”

......

儿子的这番话，如同黑暗中的一丝微光，暂时驱散了刘淑婷心头的悲观念头。

2012年12月，刘淑婷早产，生下了体弱多病的儿子奇奇。从那以后，她的生活便围绕着这个发育迟缓的孩子忙碌。为了照顾孩子，她辞去工作，带着孩子四处奔波寻医诊治。

这个收入本就不宽裕的小家，积蓄很快消耗一空。

2016年，为了给奇奇凑上幼儿园的学费，刘淑婷借来了第一笔网贷。但孩子沉重的未来，压垮了丈夫对这个家的信心：“哪怕身体治好了，他还是一个残疾人，智商有问题。没有必要再治了。”

2020年，刘淑婷和丈夫离婚。她成了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

孩子不能没人照料，刘淑婷只能从事临时家政兼职。可每月只有一点微薄的收入，即使加上前夫给的抚养费，也不能撑起女儿读书、儿子看病的费用。

无奈之下，刘淑婷开始借更多的钱，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消费，全靠信用卡和网贷周转。

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

2022年4月，背负在刘淑婷身上的债务开始逾期，本金、利息、罚息不断叠加。

“我不停地加班加点兼职，周末节假日也不敢休息，收入都用来还款。”但刘淑婷零星的收入，对于30多万的债务而言，无疑只是杯水车薪。

命运并未眷顾这个家庭。

2023年6月，刘淑婷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得知消息后，原本请她兼职家政的雇主，纷纷打起了退堂鼓：“你有心脏病，我就不敢让你待在我们家了。”

刘淑婷一下断了收入来源。

屋漏偏逢连夜雨，孩子的病情也在恶化。陪着奇奇住院期间，各种的催收电话打了上来，刘淑婷一边抹泪解释，一边照料着孩子。

走投无路的刘淑婷，在网上搜索“还不起网贷怎么办”。一位网友的建议，让她看到了一丝希望：“你在深圳，可以试着申请破产。”

2023年8月15日，刘淑婷走进了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的大门。工作人员在抚慰了她的情绪后，帮她详细梳理了个人材料，安排她参加个人破产申请前辅导。

2024年5月31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正式受理刘淑婷个人破产清算一案。

2024年8月27日，深圳中院宣告债务人刘淑婷破产。在免责考察期内，她要按照《条例》的规定限制消费行为，并接受破产管理人和破产事务管理署的监督。除扣除每月必要的支出外，剩下收入全部用于偿还债务。顺利通过考察期后，刘淑婷将重新成为一个“无债”的人。

在收到通知的那一刻，刘淑婷明白，她的生活即将迎来“重启”机会：“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重生，也是两个孩子的希望。”

压倒个体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深圳获得“破产重生”机会的，不只有刘淑婷一个人。

2022年，77岁的退休老人张远笙，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成功了结了一笔97万的债务。此前，因公司经营不善倒闭带来的巨额债务，一直让他的晚年生活无法喘息。

2023年，37岁的下海创业工程师梁闻景，也搬走了压在头上的债务大山。3年内，他分期全额清偿了67万的债务本金，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

2024年，43岁的单亲妈妈延妍，在一次性偿还了与前夫合伙创业的债务本金过后，成功卸下了51万的债务重担。

......

改革试点走过4年，截至2025年3月，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已累计辅导4567人次，向法院发送辅导材料2715份，帮助了300余名自然人顺利进入个人破产程序，获得“经济再生”的机会。

申请个人破产的群体，会有哪些特征？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署长张洁波介绍，申请个人破产的债务人大部分年龄位于31岁至45岁之间，债务规模为200万元以下的占据了主体，普遍具有相对稳定的职业，但月收入难以支撑清偿债务需要。

“申请人的自述破产原因较为综合，通常涉及生活消费、生产经营等多重因素，并且大部分愿意选择重整程序，积极偿还债务。”张洁波说道。

然而，在探路个人破产制度的过程中，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发现了一道“隐形难题”——债务人背负的巨大心理压力。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在传统观念中，破产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破产法学会会长徐阳光指出，债务问题不仅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还常常与其他困难联系在一起，包括失业、压力和心理健康问题。

在旧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体制影响下，公众对个人破产制度还存在误解。债务人申请和进入个人破产程序，往往要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

“电话不敢不接，但接了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办。”梁闻景回忆起被催债的经历，仍心有余悸。他从十二家金融机构借了钱，每隔两三天就得还钱，电话和短信接连不断，每次看到屏幕亮起，他心里都会咯噔一下。

“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最大的不同，在于破产管理人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申请者大都生活困顿、资不抵债，情绪常常很焦躁、不安。”王利海律师对此深有体会。

“我不害怕债务人在我面前哭，就怕他们一声不吭。”王利海来自首批进入深圳个人破产管理人名册的律所，他参与了包括刘淑婷案件在内的多起个人破产案件。

他说：“对企业老总而言，三十万或许不算什么。但对刘淑婷来说，这就是她难以跨越的大山。长期生活在负面情绪和追债压力下，不仅幸福指数会被极大地降低，自尊心也会受到蹂躏。这种状态也会波及孩子。”

在王利海看来，债务人申请个人破产，需经过多轮辅导和债务调查，每次与工作人员、管理人谈论个人债务、生活问题，就像一次次揭开伤疤，是一场艰难的心理抗争。“谁都不愿意把自己失败的经历说出来。讲述的过程对自己也是一种打击。要是工作人员言辞稍微严厉点，债务人就可能会被吓住或被激怒。”

作为与债务人接触最紧密的破产管理人，王利海认为最需要掌握的便是心理学知识。“不能光看到他怎么讲，一定要理解债务人的心理活动，才不会被负面情绪所影响。”

诚实而不幸者的一次救赎

“过度负债的个人，在债务压力和破产机制约束之下产生的心理问题，需要更多地通过配套制度来解决。”徐阳光说道。

如何减轻“破产耻感”，避免破产申请成为压倒个体的“最后一根稻草”？早在去年8月，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通过开通个人破产心理咨询服务热线、成立工作室的方式，引入心理咨询师为债务人和相关群体提供公益性心理咨询服务。截至目前，累计提供近100人次的心理咨询服务。

热线电话为心灵开了一扇窗，在促进“诚实而不幸”债务人经济再生的同时，也给了他们重回正常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渡过心理难关，重新投入创新创业和生产经营。

深圳同时整合各方资源，引导符合条件的破产申请人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提供临时救助，或申请残疾鉴定等措施。

而在王利海看来，关注债务人的心理健康，有着更深远的意义。“市场经济有成功者，当然也会有失败者。成熟的法治经济环境，不仅需要有‘进口’，还得有正常、合法的退出机制。”

他处理过很多企业破产案件。见过不少企业主前半生积累的财富一夜间化为乌有，还背负巨额债务，每天东躲西藏、痛苦不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机械地要求他们偿还所有债务，一来可能危及当事人的基本生存，有违人道原则；二来对明显无法执行到位的债务长期纠缠，对执行法官、债权人都是一种沉重负担。

“鼓励创业、宽容失败。个人破产制度不是对债务人的纵容，而是对诚实而不幸者的救赎。它既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也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防止因过度负债导致的社会矛盾激化。只有将这种不特定的矛盾剔除掉以后，社会才会进入良性的发展。”王利海感慨道。

良法善治，不仅能化解个体危机，更能激发市场活力，塑造更具韧性的经济社会生态。

回顾深圳近年来的探索，徐阳光认为深圳个人破产制度的“试水”十分成功。《条例》实施满四周年，充分展现了个人破产制度的积极作用，也凸显了全国层面个人破产立法的迫切需求。

“虽然破产是市场经济的常态现象，但经济发展面临的压力越大，化解债务危机、破除担保链条、公平清理债权债务、有效进行困境拯救的现实需求也就越大，制定和实施个人破产制度的意义也就更加突出。”徐阳光说道。

在深圳的出租屋里，刘淑婷仔细检查着挂在门后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孩子的药。“生活慢慢好起来了。等奇奇身体再好些，就不用吃那么多药了。”在这间10平米的小屋里，摆在置物架上的挂钟印着笑脸，滴答滴答地走着，见证着这个家庭的改变。

真正有生命力的制度，往往生长在人性关怀的土壤之上。当债务阴霾笼罩下的个体，不再因走投无路而坠入绝境，有机会借助个人破产制度卸下债务包袱、重新开始生活，深圳的“破产重生试验室”，便完成了对每个陷入绝境者的温柔托举。

（奇奇、张远笙、梁闻景、延妍均为化名）

撰文：曾子航 邓子良

统筹：丰雷

海报：文海燕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