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长歌——记爱国教授林可胜

文｜蒋育红

林可胜教授是曾经在协和医学院担任过高级教职并积极投身抗战的杰出代表。七七事变后，协和虽然正常运行，但战争对其影响还是很大。1937年8月，国联准备在爪哇召开“东亚国家有关农村卫生的政府间会议”，林可胜被任命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林可胜对协和领导层提出，准备7月12日动身去参加爪哇会议，并请求学术休假一年，顺便去英国、美国等世界上先进的生理实验室访问，并与之保持联系。1938年8月，他参加完在瑞士召开的第15届国际生理学大会之后，计划于1938年9月返回协和教学。他的请假得到了代理校长胡恒德、教务长林宗扬及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同意。

《烽火长歌医者志——协和人的抗战故事》。

《烽火长歌医者志——协和人的抗战故事》。

林可胜是一位领导型科学家。他精力充沛，热爱科研和教学。自1924年在协和担任客座副教授起，到离开协和的十余年中，他对学术研究、学校建设、教学方针、教师队伍的中国化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此外，他还十分关心农村卫生，是华北农村振兴会的协和代表。

林可胜在协和生理学科的建设和学术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其领导下的协和生理系，拥有“科研和教学方面全国最佳阵容，其中包括沈寯淇、倪章祺、林树模、张锡钧、冯德培等教授和一些具有高超实验技术的教学辅导人员。林教授也一向重视生理学人才的培养，培养了大批医学生、青年教师和进修生，包括抗战期间到卫训所工作的卢致德、柳安昌及进修生沈其震、易见龙、王志均等20余名青年才俊，影响远及我国许多医学院校、综合性大学的生物系及一些研究机构。”

林可胜的爱国情怀是体现在具体行动上的。他的爱国行动得到学生们的尊重并被视为榜样。除卢致德外，同届的荣独山，从1924年入校到1935年离开协和去中央医院，与林可胜相处11年，在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后又共事了11年。他在《怀念爱国教授林可胜》中讲到，协和对学生的学业要求非常严格，同学们通常不参加学生运动，但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林可胜“出于爱国义愤，不顾自己是英籍华人，毅然决定带领校内一批进步学生，上街参加全市的示威游行。他手持‘打倒英帝国主义’的标语，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口号，所有参加游行队伍的同学，无不为之感动和受到鼓舞”。这次游行，全体中国员工都参加了。学生们爱戴他，请他担任协和学生刊物的顾问。在林可胜、全校学生、中国教职工的坚持下，以及欧美教师的同情和支持下，协和教授委员会于1933年任命林可胜为北平协和医学院医疗官培训队（即协和救护队）的长官，同时任命李宗恩为救护队的顾问委员会成员。

另外，一份档案曾这样评价林可胜：“他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担任生理系教授，（这个）医学院可能是东方医学院中的翘楚。与日本人在绥远的战役中，林帮助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进一步的有价值的经验。当他离开协和时，他能够把自己的学生聚集起来，其中有一些是年轻一代的中国医生，这些人形成了队伍的核心。很难想象，有比他更能胜任这份工作的人，因为通常职业科学家不具备领导和组织天赋，但林可胜两者都具备。”

抗战期间，林可胜放弃了协和的教职，也同时放弃了中国所有高校中最优渥的研究环境与生活条件，投身抗战，为国效力。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他创建了红十字救护总队及卫生人员训练所，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与他在协和宽大敞亮、现代化的实验室及西式洋房住宅相比，他在贵阳郊区图云关的办公室就只是一间屋子，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他曾经是协和华人教员中工资最高的教授，在抗战期间却长期拿低工资，甚至由于从红十字会过渡到军医署而被停发过工资，只能靠自己的积蓄过日子。他在生活拮据的时候，曾写信给协和领导层，希望协和动用给员工缴存的年金为自己的两个孩子谋求好一些的生活。

林可胜是理想主义者，也是个乐观的人，更可贵的是他的理想与抱负，始终是与国家民族命运捆绑在一起的。“当年他在欧洲发展前途光明，却离开欧洲回到自己的国家服务。”他憎恨民族压迫、藐视日本侵略者，在与国际援华组织通信中总是用“The Japs”指代日本人。他对抗战胜利满怀信心，在抗战最胶着的时期就开始考虑战后中国医学教育重建事宜。1936年，他热情安排了哈佛大学的国际著名生理学专家坎农（Walter Cannon，汉学家费正清的岳父）到协和进行研究和访问。在这半年时间里，两人建立了深厚友谊，坎农对林可胜非常赏识。1944年5月，林可胜等访美为抗战筹款，在欢迎宴的祝酒词中，坎农对林可胜给予了全面和高度的评价：

“他（林可胜）是个先驱，把对现代科学的尊重带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明中。他是中国生理学会的创始人、是中国生理学杂志的组织者及主编。他是一个热情的、精力旺盛的领导者，带领团队致力于硕果累累、创造性的学术研究。（他）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教师，是一个属于第一流的医学院的系主任，这个系如此令人羡慕，让世界上任何一所医学院都对之敬重。除此之外，他在其祖国最艰难的时刻，忠实地支持国家。他有丰富的想象力，给那些为祖国浴血战斗的部队中受伤和生病的人提供救援，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提供了最重要的医学教育，在一个充满野蛮与惨无人道的冲突世界中，这是人性之光的代表。在为自由而战并遭受无尽的苦难人民面前，他是个尽职的医疗官，为自由而战是他最认同的信念。”

（本文摘自《烽火长歌医者志》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