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发迹史

当黄道婆登上返乡的海船，她也许未曾料到，此行将会给乌泥泾镇带来一场巨变。

相传，早年身为童养媳的黄道婆因不堪夫家欺凌，乘船逃往崖州（今海南三亚），一住就是三十年。崖州土著素来有种棉织布的传统，黄道婆很快就被当地先进的棉纺织技术折服，虚心求教，逐渐习得一套领先中原的棉纺织技术。

到了元代元贞年间（1295—1297），黄道婆乘船返回故乡——松江府乌泥泾镇后，无以为靠，只得“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

当时，乌泥泾镇一带因“地土硗瘠，民食不给”，百姓便因地制宜改种棉花，但苦于技术无有突破，棉布产量难以增加。见此情景，黄道婆将从崖州学到的棉纺织技术加以改进，向众人倾囊相授。一时间，“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在黄道婆的技术加持下，当地人逐渐逆袭，实现了家给人足。

高峰时，一镇就有千余户从事棉纺织业，乌泥泾镇的经济结构因此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受此带动，松江府的棉作超越了稻作，逐渐成为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重镇，并随之有了“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美誉。

▲江南古镇。图源：摄图网授权

在普遍重农抑商的传统帝制时代，以乌泥泾镇为代表的江南市镇，却渐渐脱离传统的粮食生产，走出了一条别样的经济发展道路，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追溯江南市镇的起点，绕不开宋代的军镇转型与草市兴起。

通常认为，军镇的建制始于北魏。北魏朝廷为应对北境军事压力，“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随着军队的长期屯驻，贩夫走卒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加之军镇往往设置于水陆交通的要冲之地，商贸活动愈发繁盛。以边防为重心的军镇，由此带上了浓厚的商业色彩。中唐安史之乱后，内地亦开始增设军镇，分戍地方。此后，各地军镇与商业之间的互动持续进行，军镇的军事功能慢慢弱化。

北宋建立后，出于对军事政变和武人政治的担忧，赵氏在中央“杯酒释兵权”，在地方则“诸镇省罢略尽”，将藩镇权悉数收归朝廷，以此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各军镇失去军事意义后，商业活动却未一同消亡。对于这些小型商埠，朝廷直接入场接管，“诸镇置于管下人烟繁盛处，设监官，管火禁或兼酒税之事”。

与依附于军队发展起来的商镇相比，草市则更依赖于城市和乡村。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草市已经出现。最初的草市，是指在官方设立州县坊市之外的一种非正规交易场所，大多数时候指的是服务于小农、调剂余缺的小型乡村集市。唐代对商业活动有着“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的明文限制，草市就在这种不被官府认可的情况下缓慢发展。转机与变革，同样出现在了宋代。

北宋建立后，经济重焕生机。史载，“景德、祥符间，斯民富且庶矣。当是之时，人人乐业，庐里之中，鼓乐之音，远近相闻，熙熙然，殆不知帝力也”。经济恢复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使得城市愈发拥挤，剩余人口不得不散出城外居住，城厢制度应运而生。然而，城内原有的坊市，并不能满足城厢居民的消费需求。于是，一批“附城草市”随之兴起，为城墙以外的城厢居民提供各种消费品。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汴梁（今河南开封）郊外的草市已极具规模，达到了“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的地步。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回忆，当时汴梁城郊已经出现了都市农业，“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

▲北宋《清明上河图》（局部）。图源：网络

草市的兴起不可逆，北宋坦然接受了这一现实。宋真宗时期，朝廷开始对各地草市征收商税。到了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全国又掀起“草市升镇”的浪潮。至此，起初不被认可的草市终于完成了身份跃迁，走到历史的前台。

无论是军镇，亦或是草市，随着镇官与税务官的到任，这些新兴市镇正式被纳入北宋的行政体系中。历史学者普遍认为，宋代是中国市镇发展史上的转捩点，正是从这时起，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从超大型城市的形成转向中小城镇的起步。

相较于中原市镇，江南市镇的兴起，则多了一些“意外”的因素。

靖康之变后，包括北宋皇族在内，大批中原人士南下避祸，这场人口大迁移后来被称为“建炎南渡”。对于中原而言，这是一场灾难；可对于江南，却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

随着南宋政权的建立，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乌鸦变凤凰，地位直逼北宋旧都汴梁。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临安人口暴增，汴梁旧景再现——城市剩余人口大量外溢，大批附郭市镇兴起。南宋笔记《都城纪胜》记录了临安城外的这一盛况：

“今中兴行都已百余年，其户口蕃息仅（近）百万余家者。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见行都繁盛。”

▲浙江杭州塘栖古镇。图源：摄图网授权

在建炎南渡中，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江南迎来了自吴越、南唐之后的又一次大发展。移民来到江南后，在南宋朝廷的招抚下，分田务农或编入军队。但仍有不少人为谋生计而投身于商贾之列，江南草市、商镇逐渐兴起，以至于在常州辖下的晋陵、武进两县出现了“诸关城外皆有小市”的繁荣景象。

对于江南市镇的兴起，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因能从中获得巨额商税，故亦乐见其成。而在此之前，朝廷需要在这些新兴市镇中设立镇官与税务官，为其正名。得到朝廷认可后，江南市镇快速发展。比如，南宋中期，海盐县澉浦因“专通番舶”成为坐拥五千户的江南大镇，时人称其“人物繁阜，不啻汉一大县”。

但此时，江南市镇的功能仍旧十分传统，主要是为周边城乡居民提供日常消费物资，“布粟蔬薪之外，更无长物”。两宋的舞台，显然已经有些局促了。

十三世纪中后期，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在蒙古铁骑的冲击下走向崩溃，终为元朝取代。不同于以往的中原政权，元朝多数时间里重农不抑商，对江南实行的是几近于自由放纵的经济统治政策。一个农商并重的大一统政权，对于江南市镇的发展，无疑是利好的。

元朝对科举不甚重视，一度停考长达数十年。许多读书人无奈接受这一现实，开始转投于商业活动。久而久之，弃文从商蔚然成风，江南社会“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即便是一些官宦之家，也不乏弃官从商之人。

无锡人徐元度，“起家儒林”，是科举制的拥趸。在元廷任职期间，是公认的好官。然而，官场生涯并未给他带来物质层面的富足，反倒是“身显而家益贫”。徐元度的政治地位与经济收入严重不对等的状况，给儿子徐仲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大后，徐仲刚完全没有入仕的热情，转而经营家业，“田畴之荒者治之，室屋之敝者葺之”，最终带领家族实现了生活的富足。

一些原本在仕途上有着大好前程之人，也纷纷“下海”。如金陵人李汝成，果断放弃仕进，“贾六合市上”；左丞相阿里海牙之孙贯云石，原本享受着翰林学士的高位，亦毅然放弃官爵，在江南的钱塘隐姓埋名，“卖药市肆”，当起了药材商人。

元朝从商的风气盛行后，“名士逸民，都无心于仕进，终元之世，江南登进士者，止十九人而已”。对于这一历史反常现象，晚明嘉兴人李日华解释道：“元季，士君子不乐仕，而法网宽，田赋三十税一，故野处者，得以赀雄，而乐其志如此。”重商而轻仕，实属帝制时代的一朵奇葩。这不仅影响到个人前程，也改变着江南市镇的走向。

浙江濮院镇原是江南一个普通的草市。南宋时期，濮凤携家带口移居此地，因其后人、吏部侍郎濮光斗为宋理宗所器重，濮氏家宅获赐名为濮院。此后，该草市在濮氏家族桑蚕丝织业的带动下走向繁盛，进而得名濮院镇。南宋灭亡后，元廷鼓励农商发展，濮氏家族遂在经营桑蚕丝织业的基础上，兼营丝绸集散贸易，又于大德十一年（1307）春，斥资万金设立了具有贸易中介性质的四大牙行，逐渐将濮院镇经营成为江南地区的丝绸重镇。

▲浙江桐乡濮院香海禅寺。图源：摄图网授权

海盐县澉浦镇是江南海运重镇，早在两宋时期，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元革宋鼎之后，元廷不但承袭了宋代市舶司制度，还将这一重要管理机构设置于澉浦镇。同时，元世祖忽必烈将庆元（今浙江宁波）与上海等另外两处市舶司一并交由熟悉海事的杨发家族打理。经过杨氏三代人的经营，澉浦一跃而成为与泉州、太仓齐名的海外贸易中心。

农商并重，同样促成江南棉业市镇的兴起。

起初，江南并非棉花的主场。作为外来经济物种，直到宋末元初，棉花才进入长江、黄河流域。当时，江南部分地区因土质问题，百姓不得已之下“因谋树艺，以资生业”，将棉花种植当成副业发展，用以填补粮产的不足。但，直到元朝涉棉政策与技术发生变化前，江南的棉花产业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忽必烈“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先后设立劝农司和司农司，督导各地农业生产，鼓励棉花种植。至元二十六年（1289）夏，元朝政府“置浙江、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采用行政手段推进江南地区的棉业生产。到了元贞二年（1296），元成宗又对江南税制进行改革，“秋税止命输租，夏税则输以木棉布、绢、丝、绵等物”，将棉布列为常赋之物。

同样在元贞年间（1295—1297），江南落后的棉纺织业因黄道婆“教以造捍弹纺织之具”，迎来了一轮技术革新。于是，在政策推动与技术革新所形成的奇妙合力之下，江南地区热烈拥抱这一新兴产业，并培育出以乌泥泾镇为代表的一批棉业市镇。

可以说，棉业市镇的出现，是元代江南市镇走向专业化的缩影。

与元代放纵江南自由发展不同，明初之于江南市镇，不亚于一场噩梦。

明初，朱元璋对江南实行抑豪刬富的国策，强令江南富民迁徙他处，一代传奇巨富沈万三及其家族也在这场移民运动中走向衰落。这一高压政策，几乎等同于釜底抽薪，使以富家巨室为基础的江南市镇陷入近百年的凋敝状态，甚至一度激起了民间追忆前朝盛况的“元季情结”。

尽管备受打击，但假以时日，江南市镇仍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到明代中期，人口激增，江南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严峻，剩余人口不得不转入尚未充分发展的商品贸易领域。自此以后，延至清代，江南市镇经济趋于专业化的特点愈发明显。

▲苏州山塘街。图源：摄图网授权

作为江南地区最为重要的两种货品，棉布和丝绸始终是难以绕开的话题。

继元朝于江南大力推广棉花后，明朝亦不遑多让。明初，朱元璋曾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仍对植棉念念不忘，再度下诏“（民间）如有隙地，种植桑枣，益以木棉，并授以种法，而蠲其税，岁终具数以闻”。明末时期，江南的棉花种植已远超水稻，太仓地区“州地宜稻者亦十之六七，皆弃稻袭花”。

位于太仓的鹤王市，既是明代的优质棉花产地，也是重要的棉花集散市镇。鹤王市一带的棉花因“比之他乡，柔韧而加白”，声名远扬。每当棉商打出“太仓鹤王市棉花”的旗号，来自远方的闽广商人纷纷争相收购。靠着棉花产业，鹤王市每年秋季的交易额高达“数十万金”。

吴江县盛泽镇，是明清时期江南的一个丝织重镇。明初，盛泽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因人口稀少，甚至于“屠日不能毕一豚”。但到了嘉靖年间，重织轻耕、以绫绸为业的盛泽逐渐聚拢大量人口，升格成为市镇。关于盛泽镇的繁荣，明末文学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线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清代，盛泽镇的丝绸贸易依旧繁荣。当地贸易往往以“每日中为市”，高峰期的交易额甚至达到“日逾万金”的程度。

棉丝经济的兴盛，逐渐挤占了江南粮食作物的生产空间，部分地区形成“棉七稻三”的农业格局。南宋时期“苏湖熟，天下足”的景象，竟在明清时期成为了过眼云烟，江南地区不仅供应不了天下粮食，还严重依赖外粮输入。于是乎，一些主打粮食转运贸易的市镇也开始勃兴。

▲苏州枫桥古镇渔隐桥。图源：摄图网授权

枫桥镇，位于苏州城郊，毗邻京杭大运河。明清时期，因其交通区位优势明显，逐渐发展为江南地区最大的米粮转运中心，“各省商米豆麦，屯聚于此”。清代乾、嘉时期，枫桥镇粮食贸易达到高峰，镇中米行多达200余家。

除枫桥镇外，吴江县平望镇也是江南一大米粮集散中心。早在明朝初年，平望镇便已经是“居民千百家”的人口大镇。而且，当地“里中多以贩米为业”，粮米加工也极为发达。每当湖广等地的运粮船抵达，平望镇便呈现出一幅“千艘万舸，远近毕集”的画面，热闹之程度，可与枫桥镇相媲美。

自江南市镇兴起以来，每一次王朝更迭所带来的战乱，几乎都会变成一把扼杀的剑，轻则元气大伤，重则湮没消亡。

元明鼎革时期，嘉兴县濮院镇受到战火波及，备受打击。至正十七年（1357），元将杨完者领兵进驻该镇。一些地痞无赖闻讯，纷纷成为带路党。在这些人的指引下，杨完者“抄括院境，掳男女老幼皆杀之”，在濮院镇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作为江南的丝织业重镇，当地产业在这场灾难中受损严重，纺织工人“杳然散去者岁余”。事后，经过濮氏一族的努力，濮院镇方才“稍稍渐振”。

然而，好景不长。至正二十六年（1366），张士诚与朱元璋所部大战于嘉兴一带。濮氏家族见状，特意借粮给张士诚的女婿潘绍元，希望以此换取濮院镇的和平。怎料，张士诚大军后来为朱元璋所败，濮氏家族也因借粮行为得罪于朱元璋，遭到严厉清算。濮氏一族“三十七昆弟”被朱元璋强令拆分，迁徙他处。到了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朱棣发起了对靖难之役的清算，一些已经回归濮院镇的濮氏族人因与“建文遗臣”杨任有姻亲关系，不得不隐姓埋名，再度远遁他乡避祸。直到弘治、正德年间，濮氏家族及濮院镇才重新走向复兴。

在元末的战乱中，其他一些江南市镇也未能幸免于难。如乌青镇（今浙江桐乡市乌镇）“民庐寺观书馆举为煨烬矣，其仅存者唯两浮屠之遗迹焉”，全镇几近毁灭；璜泾镇因战乱波及，“民始荡析离居，而昔时繁华之地鞠为草莽之区矣”，破败不堪。战争对于江南市镇之害，由此可见一斑。

▲江南水乡：乌镇。图源：摄图网授权

除去战乱，江南市镇亦面临着其他纷繁复杂的危机与挑战。

上海县乌泥泾镇，曾是元朝带动松江府“衣被天下”的棉业重镇，一度“人民炽盛于他镇”。可到了明朝中期，却开始走下坡路。嘉靖年间，倭寇肆虐沿海地区，乌泥泾镇因无城防，为倭寇所破，焚掠而无遗，元气大伤。加之该镇河道逐渐淤塞，闸废渡荒。至清代中期，这个曾名扬天下的棉业市镇沦为了普通的乡村。

太仓刘河镇，自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后，凭借着便利的水运，一跃成为江南最大的饼豆油杂粮市场。然而，此后的刘河镇，海口日渐淤塞，商流逐渐不通。最终，朝廷于嘉庆十三年（1808）颁发告示，允许商船靠泊上海。一纸命令，让刘河镇的繁华戛然而止。

进入晚清之后，特别是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战火随着太平军的北上燃及江南地区，并重塑了江南市镇的经济格局。

自明清以来，浙江始终处于缺粮状态，每年不得不从两湖、安徽、四川等地运粮以填补缺口。大量粮食的调入，需要转运和分销的中间市场，而这个历史机遇，落到了海宁长安镇身上。在承担起浙北粮食转运与分销重任的同时，长安镇迎来了繁荣局面。可是，随着太平军与清军的战线推移，长安粮市在战争中严重受损。战争结束后，浙北粮食贸易重镇的头衔不得不转移至硖石镇，长安镇自此从神坛上跌落。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受伤”的江南市镇不胜枚举。嘉定罗店镇“败壁颓垣鞠为茂草，昔之衣绮罗食珍羞者，今则什无一二焉”。苏州的巴城镇原是“五邑通衢”商业重镇，但在战争中，“市廛尽毁，商业大衰”，直到宣统年间才稍有恢复……

有清一代，以“胡丝”为代表的江浙生丝不仅畅销国内，亦为洋人所青睐。鸦片战争后，因关税降低，且临近新的通商口岸（上海与宁波），江南生丝出口逐年呈现增长态势。有着生丝贸易传统的南浔镇，很快就吃到了时代的红利。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清王朝为恢复经济，在江南地区大力推广桑蚕，不少农户逐渐将稻田改种桑树，以致到了同光年间，江南呈现出“栽桑遍野，比户育蚕”的景象。在政策与出口向好的情况下，江南的生丝产业摆脱战争阴影，再次繁荣起来。

当时，商人们云集于南浔镇，几乎将湖州一带的生丝产销全部垄断。南浔镇一时风光无两，成为胡丝的一大贸易中心。生丝贸易带来了更多的人气和商机，贩夫走卒、行商坐贾纷纷进驻，寻求新的商机。据统计，当地市镇人口在巅峰时期曾高达四万，人口的增加使南浔镇在民国初期被升格为市级建制。

▲浙江湖州南浔古镇。图源：摄图网授权

大浪淘沙之后，曾经的江南市镇，命运虽然各不相同，却都带有历史演进的影子。

江南市镇的崛起，本质上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经济革命。无论是军镇转型、草市升格，还是棉丝产业兴盛、交通集市扩展，都离不开民间智慧的积累与商业活力的迸发。而它们的命运也始终与时代紧密相连，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危机与机遇往往如影随形。

回望江南市镇的千年历程，仿佛翻开了一部跌宕起伏的经济史诗。从黄道婆一梭一线改变乌泥泾镇的命运，到濮院镇的丝绸商贾云集；从元朝农商并重的自由之风，到明清战火中市镇的兴衰浮沉——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座小镇，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叶扁舟，载着无数普通人的生计与梦想，在时代的浪潮中破浪前行。

全文完。感谢阅读，如果喜欢，记得随手点个推荐以示鼓励呀~

参考文献：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商务印书馆，2022年

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

樊树志：《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中华书局，2023年

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

李治安主编：《元明江南政治生态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王旭：《论唐宋时期附郭地区的军镇与市镇》，《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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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朔方见闻

编辑丨艾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