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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著名文艺评论家、作家，新中国广东文艺评论开拓者萧殷先生诞辰110周年。
12月19日，“弘扬萧殷文化·传承河源文脉”系列活动在萧殷故乡河源龙川举办。活动由文艺报社、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省作家协会、中共河源市委宣传部主办，旨在系统梳理萧殷先生时代价值，传承其治学态度与学术遗产，助力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高质量发展。
萧殷，原名郑文生，1915年出生于龙川佗城竹园里。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创办《文艺报》开始，萧殷以文化工作组织者、文学杂志主编、大学中文系主任、党政机关文化部门领导者等身份，深度参与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发展进程。
萧殷。
萧殷。
萧殷曾创作《月夜》《与习作者谈写作》《给文学爱好者》《谈写作》《鳞爪集》《习艺录》《萧殷自选集》等著作，在文学理论建构、文艺批评实践以及文学刊物建设等诸多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谈写作》。
《谈写作》。
与王蒙的师生情谊传为佳话
虽然萧殷著作等身，但人们怀念萧殷，不仅是因为他留下的文字，更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他曾说：“青年是我们事业的希望，我能为他们做点事情，也算尽了自己的一份责任。”
多年来，他一直以发现、培养文学新人为己任，扶持、帮助了一大批日后蜚声文坛的青年作家。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便是他与“人民艺术家”王蒙的师生情谊。
1955年，萧殷担任中国作协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讲习所副所长。看完了王蒙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初稿，他意外地发现了其中有“闪光”的东西。此后，一连八周，他每个周日都与这位年轻作家面谈修改意见，还为其请了半年创作假。
1956年8月，萧殷收到王蒙交来的《青春万岁》成稿，读后非常满意，并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付印。不过，《青春万岁》在当时并没能顺利出版，据萧殷夫人陶萍回忆，萧殷一直把这部作品的清样放在书柜里，不时拿出来翻看。1971年，他在一个破旧的纸盒里发现了这本清样，因保管不善，纸张变黄变脆，他心疼地把它重新用纸包好。因当时家里还没有书柜，萧殷只好把它放在枕下。
到了1976年，萧殷正在组织《作品》杂志的复刊。王蒙闻讯立刻把自己复出后的第一篇小说《最宝贵的》寄给萧殷，这篇作品在1978年第7期《作品》复刊号上刊发。后来，王蒙又寄来了印有封面的、新出版的《青春万岁》，萧殷喜不自胜，自此两人书信来往不断。
《青春万岁》。
《青春万岁》。
王蒙一直尊称萧殷为“第一恩师”，他曾撰文深情回忆与萧殷的第一次见面：“在那里，文学的殿堂向我打开了它的第一道门，文学的神祇物化为一个和颜悦色的小老头，他慈祥地向我笑，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
王蒙。
王蒙。
后来曾担任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的陈国凯，也曾亲身感受到萧殷对青年作家的全力“托举”。1958年，他在广州氮肥厂当工人期间，开始业余创作。萧殷从大量退稿中重新打捞出陈国凯的《部长下棋》，将他从工厂车间一步步引入更广阔的文学世界。
陈国凯走上专业创作道路之后，写出了《我应该怎么办》等力作，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他曾动情地说：“是萧殷同志把我这个普通工人引入文坛的……在萧殷同志身上，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老师’这个字眼的崇高含义。”
审慎对待每一篇稿件，是萧殷长期以来的习惯，也是他对下属的要求。著名文学评论家黄树森介绍，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从省委宣传部回到省作协工作，曾与萧殷共事约五年。他记得，当时萧殷为了锻炼年轻编辑，要求他们写给作者的退稿信字数要达5000字，有时甚至超过了来稿篇幅。
在黄树森眼中，纪念萧殷，固然意味着对一个杰出批评家的追忆和致敬，更意味着一种精神的张扬——把文学当成追求真理的事业，态度坦率而勇敢。“萧殷给人‘文化托命’的感觉。‘文化托命’是陈寅恪说的，那意思是，有些人把文化命脉系于己身，用一生去追求探索。”黄树森解释说。
黄树森“文化托命”手稿。 受访者 供图
黄树森“文化托命”手稿。 受访者 供图
为尊重文学规律而呐喊
作为《文艺报》创刊之初的三位主编之一，1949年5月26日，萧殷在《文艺报》试刊号上发表文章《我们需要文艺批评》：“文艺批评从个人得失出发去考虑问题，不敢大胆地对作品提出意见，是对创作没有责任心的表现。文艺批评必须从作品的实际出发，不能从批评家脑子里的观念出发，作品的好坏，首先决定于作品是否正确地反映了现实。”
萧殷。
萧殷。
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陈建功表示，最令他佩服的，是萧殷所展示的理论勇气，这种勇气表现在他在不同时期为尊重文学规律而发出的呐喊中。当“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等大行其道之时，萧殷敢于发出质疑；从为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辩护，到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解读，他都表现出了真实、坦诚的人格操守。他不仅革命文艺理论功底深厚，而且结合创作实践，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和美学追求。
“他的不苟同，不是为了‘雷人’和‘作秀’，而是展示为一种独有的文学体悟，展示出深厚的学养和以知行合一为支撑的实践品格，使他深受青年作家们的喜爱和拥戴。”陈建功说。
谈及萧殷精神的当下意义，《文艺报》总编辑刘颋坦言，这种坚持从实践出发，捍卫批评精神的原则，在当下纷繁的文化语境中，愈发彰显出穿越时光的思想锋芒与指导意义。
1961年《文艺报》。
1961年《文艺报》。
如今，在东莞、广州、深圳等地，清洁工人、石材厂工人等普通劳动者正成为文学创作的新主体。他们所书写的，是原汁原味、充满人间烟火与机器轰鸣声的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去功利性的、自我情感的正确整理。这正是萧殷所期待的摆脱概念束缚、鲜活的人民叙事。
“萧殷强调深入生活，警惕向壁虚构的形式主义，反对公式化、概念化。这种从生活出发的创作观，为今天的素人写作与新大众文艺同样带来重要启发。”著名作家郭小东说。
在萧殷女儿陶萌萌看来，父亲在盛名之外悲天悯人的慈父形象，更让她感念至深。她告诉记者，在干校劳动的时候，萧殷患有严重哮喘。晚上睡觉时，他听到附近的鹅嘶嘶嘶地叫，便把治哮喘的中药喂给鹅喝。别人都笑话他，他却坦坦荡荡地说：“鹅哮喘了，跟我一样，病了就要治。”
“要讲我父亲的事情，一天一夜都讲不完。”陶萌萌的眼神里，充满着对萧殷的无穷思念。
采写：南方+记者 戴雪晴 李娇
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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