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发迹史，抹除了哪些真相？

刘三解出了一本写三国的新书，叫《汉末之变》，表面上写的是曹操和董卓俩人的经历，内里贯穿的，却是对中平元年（184年）黄巾之乱，至初平三年（192年）一系列历史事件的“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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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还会有一本着重讲述初平三年（192年）至建安三年（198年）期间史事，以刘备、吕布、公孙瓒等人物贯穿的作品；以及一本自建安三年（198年）至建安九年（204年），围绕官渡之战、袁氏覆灭事件，包含袁绍、曹操、袁谭、刘备、孙策、郭嘉等众多历史人物的作品。

三者合一，方为之前预告过的《魏阙》，意为魏史之缺。

因此，这本书并不是人物传记，既然没有全面概况曹操、董卓人生的雄心，也没有再评价人物的兴趣，关心的是“事”，而不是“人”，写的是历史，而不是故事，更直白地说，三解在提问，在质疑，在拷问，并提出三国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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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框架分析理论看三国史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这种可能性的论证，在很多书评中，被斥之为“阴谋论”，而非合理推测；或是，作者故作惊人之语，意在“翻案”。

对此，三解无意争论，毕竟如果在表述上，把一些结论的叙述，换成商榷性的学术语言，或许一家之言看起来就没那么扎眼了，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些未尽之言，书里确实没讲清楚，正好在这里弥补一二。

1974年，社会学家欧文·戈尔曼出版了《框架分析：经验组织论》，第一次把“框架”的概念引入了社会科学，

戈夫曼的看法是，“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社会事件原本混乱无序，人的认识能力却是有限的，正是框架的存在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辨识和标识社会事件与信息。

说得更白一些，就是“事件不会自己说话，要从它们本身所嵌入的框架中呈现意义。”

这个概念，对于新闻传播学影响深远，而三解的职业经历中，也有那么十来年算是新闻从业者，略有接触，故此，虽然《汉末之变》只是一本断代历史的通俗作品，实在不宜写得过于艰深，没有引入多少学术词汇，但是，在序言之中，以“英雄合影”的截取局部作比，其实已经体现了戈夫曼的理论思路。

具体来说，《汉末之变》的书写之中，包含了三重“框架”的含义：

其一，大众对于三国的认知，基于《三国演义》及周边的文本、影像经验，建构的一重认知框架，并由此理解的“三国”；

其二，学者对于三国的认知，基于《三国志》及裴注、《后汉书》《资治通鉴》《后汉纪》等文本历史书写，建构的一重认知框架；

其三，上述两重框架的前提，汉魏禅代之际，曹魏三祖（曹操、曹丕、曹叡）作为现实政治解释的主宰者，建构的叙事框架，与散落在敌国和士林的、不同面相的大事记忆，经过长时间的互动发酵后，形成的一重认知框架，它在当时既是历史，又是现实。

简单的总结，就是大众的、学术的、政治的三重框架，其中，政治的框架又zui为重要，为什么呢？

因为政治的框架是一整套现实解释的总集，是学术框架的文本基础，也是大众框架的想象源泉，其表现，则在于与“翻案”相关的四个字——盖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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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与历史的真实

现代人谈历史，强调的是事实、真实，故而对史官秉笔直书、一字不改，异常推崇，可是，齐太史简和晋董狐笔，记录的都是档案，顶天是国史，是藏在内府中的机密文件，目的并不是为了传播，更不是我们熟悉的史书。

真正意义的史书，是《史记》、《汉书》，他们有一整套的，作者主导的价值判断，本身就是“框架”。

可他们的遭遇是什么呢？

无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雄心如何之大，号称，周公五百年后有孔子，孔子五百年后有自己，“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要当仁不让，司马迁更是要一本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可是，当上大夫（詹事）壶遂问难，“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你现在生当圣明天子之世，为什么也要作《春秋》，你想干嘛？

太史公的回答只能是：“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在这个调子的保护下，我们才有幸看到了这部巨著，可到了东汉末年，在王允这样的正面人物眼中，《史记》是什么呢？

“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谤书的意思，李贤注释说的很清楚，但凡是“汉家不善之事，皆为谤也。”只能说好，不能说坏。

这种意识是凭空来的吗？当然不是。

自东汉初年开始，私撰国史就是重罪，班固在父亲班彪死后，回到家乡写《汉书》，就被人上书汉明帝，举报他“私改作国史”，皇帝的反应是，下诏抓捕班固入狱，并抄没家中藏书。这个罪有多大呢？班固家人比照的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也就是，如果不能说服领导，你写书是为了领导好，就是死刑。班固得以幸免遇难，还是靠他弟弟班超去告御状，汉明帝也看了他完成的作品，没什么犯忌讳的，这才饶了他，收编进了体制内，修国史去，等他给汉光武帝写完本纪，又写了28篇国史传记、载记，才算考察完毕，允许班固把自家的《汉书》写完。

可见，自东汉初年开始，汉明帝就已经意识到垄断历史解释的重要性，之后各代皇帝更是不断招纳名儒，编修国史，以掌握对个人、事件“盖棺定论”的权力，而所有的文本结论总集，就是对东汉王朝历史的“框架”确认。

因此，当我们阅读东汉王朝史料基础上，编撰出的多家《后汉书》《汉后书》《后汉纪》作品时，就会发现，其中的主要内容，与《史记》《汉书》大不相同，军国重事的细节很少，充斥着“祥瑞”、“灾异”、“三公任免”、“道德模范”，虽然有一些政治斗争的记载，可整体来看，还是为了盖棺定论、明确政治责任，一个儒家理想国的轮廓，跃然纸上。

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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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与拟剧论

拟剧论是社会传播学的概念，也是欧文·戈夫曼首创的理论，它的核心观点就是：人生是一场表演，社会是一个舞台。

戈夫曼认为，人际传播的过程就是人们表演“自我”的过程，但这个“自我”并非真实的自我，而是经符号乔装打扮了的“自我”。符号，本身就具有欺骗性，符号能力的获得使我们永远地脱离了单纯的物理世界。

将这几个概念套用在上述历史时段之内，很多问题可谓迎刃而解。

之所以东汉的历史文本表现出强烈的儒家特性，好像与司马迁笔下的西汉世界迥然不同，并非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社会变革的巨大鸿沟，而是经历过西汉末年的儒学大扩张，东汉王朝的统治者，获得了一整套的儒学符号体系，其集大成者，就是《白虎通德论》。

而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面对的文本信息、社会信息，仍然是未经儒学符号改造过的物理世界，或着叫，多元化的符号世界，因此，司马迁所作的《史记》，还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以及百家之言。

到了班固的笔下，这些旧的符号，被一一摒弃。班固甚至对司马迁的经历颠倒黑白，声称司马迁是在身罹腐刑之后，才开始著史，以强调其“谤书”的特性，唯有他班固真正懂得汉德，“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朱维铮. 班固与《汉书》--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6):20-28.）

说得直白些，就是司马迁表达的是他的时代，多元化的符号世界，还没有被皇权完全垄断的“框架”（frame），而班固的作品，则是新的符号世界建构的一块砖瓦，是正在建构的儒学符号世界的附庸，是新的皇权垄断“框架”形成的过程（framing），那么，《东观汉记》《后汉书》《后汉纪》本质上都是，东汉皇权垄断“框架”成型后的结果（frame）。

在“框架”成型之后，东汉政坛的主导者们在社会的舞台上，进行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表演，按照戈夫曼的研究，就会有四种形式：

1、理想化表演。这种策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掩饰。“表演者会掩盖或部分地掩盖与他自己理想的形象不一致的活动、事实和动机”，以便集中展示自己理想化的形象。

2、误解表演。富人装穷，流氓扮绅士都是误解表演的例子。

3、神秘化表演。与互动方保持一定距离，使对方产生一种崇敬心理的表演称之为“神秘化表演”。

4、补救表演。

如果您细读《汉末之变》的文本，就会发现，曹操和董卓的经历复原中，三种表演都可以对号入座。比如，曹操在诸侯讨董战争中，与鲍信、鲍韬两兄弟和卫兹的28000联军，大败于徐荣率领的抄掠偏师，书写记录中，不但隐去了徐荣的兵力，隐去了鲍信兄弟的参与、鲍韬的战死，强调了他领兵数千（《让县自明本志令》），还要渲染，曹操的力战阻止了徐荣攻打酸枣的联军大营，从而让人误会，他是以寡敌众。这就是“误解表演”。

再比如，曹氏家族的三易其祖。曹操（《家传》）和曹植（《武帝诔》）父子的文本，一起将自家的祖宗，从黄帝的封国后人，变成了周文王的儿子曹叔振铎，从而比附他自己的周文之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而他的孙子曹叡，因为汉魏禅让的形式，又将自己的祖宗挪到了舜的名下（汉为尧后），就是要把尧舜禅让的理想故事坐实，无疑是，同一个戏码又演了一遍。

无独有偶，出身关西的董卓，对于重建前汉的关西主体政治的兴趣，也相当浓厚，他不但要比附汉元帝时代的灾异迁都消灾，还在迁都长安后，担任太师、尊称尚父（姜尚），比附西周王朝的周武王以姜子牙为师，扫平天下，奠定八百年的周朝天下。这些，都是“理想化表演”的实例。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作秀”式的行为记录和事实改写，完全可以用心理学中的“框架”来解释：即框架是在一个特殊的语境中安排信息，以至于一个议题的某些东西在个人的认知资源中占有更大的部分。随之而来的结果是，这一部分东西在影响个人的判断和推断上变得很重要。

具体来说，东汉皇权确立的儒学符号体系经过100多年的统治，已经深入士大夫的骨髓，董卓这个外戚身份的武将，曹操这个宦官之后的士人，并不能免俗，尤其是他们面对社会进行表演时，仍会下意识地趋近于理想。

可两者又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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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推测与阴谋论

正如上文中提到的，《汉末之变》中，存在三重框架，大众的、学术的、政治的，现实中的事件，只是三重框架下的意义载体，可作为历史研究，研究的核心对象，或者说，无限趋近的目标，只能是现实中的事件还原。

故此，对于大众的认知，三解主要通过一些基本事实的辨析，作出回应（如董卓没有篡位行动）；对于学术的认知，三解主要通过提出记载之间的矛盾（如曹操起兵时间问题），或是文本与常识之间的冲突（如130万青州黄巾的吃饭问题），或是对史料的补充解读（如董卓弟弟担任外戚官职），要求“重审”这些问题；对于政治的认知，却是zui难的，三解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有限的史料，作出合理推测。

问题是，合理推测和阴谋论的界限，并不容易区分，在书评里，有一位朋友就把阴谋论的定义是“虚浮”+“猥琐”，论证虚浮，且用猥琐的思维去猜测历史的真相。这可以说是相当让三解破防的指控了。

究其原因，应该是《汉末之变》对于曹操早年经历的考证之中，夹杂着一些导向“理想化表演”和“误解表演”结论的推测，这些推测隐含着否定曹操能力的意味。

对于大多数三国读者来说，批判曹操的人品、家世，尚在接受范围内，可如果否定曹操的能力，就算是批了逆鳞了。

其实，这里三解要解释一下。对于曹操这个人，我没有否定或是翻案的兴趣，本书之所以如此这般，是在探究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

有志于复兴汉王朝的董卓，也曾依照当时世界观和舆论中“正确”的道路，进行“理想化表演”，为什么会一败涂地？

而曹操的经历，哪怕剔除掉《汉末之变》中一些带有推测成分的经历，只看事实考证清晰的，他的前半生表现和立场（结交声名狼藉的桥玄、胁迫许邵求评、由宦官养子举孝廉、冒认诸侯首义），不说与舆论中的“正确”背道而驰，也是乏善可陈，为什么他会笑到最后？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里有一段新旧道德之论，恰可作为注脚：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又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育，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在《汉末之变》的结尾，我曾对董卓的必然失败，作出了同频的解释，那就是，董卓本质上是旧道德的笃信者，因为他虽然出身陇西边地，却并没有如普通凉州人一样，被困在戍边武将的身份之上，因为他还有一重身份，就是董太后的族人，外戚新贵。

东汉特有的外戚政治和宦官政治一样，是底层士大夫的晋身捷径，哪怕是“身自屠羊”的何进，也能够名列大儒、帝师杨赐的门墙，更何况战功卓越的壮健董卓，在桓帝驾崩、灵帝即位之后，立刻走上了官场的快车道，之后，仕途更是一路顺遂，位列公卿。

可以说，他是妥妥的既得利益者，汉献帝本人更是和他多了一重亲属关系的羁绊。

可是汉王朝的统治危机愈演愈烈，天下归恶于宦官，以及桓灵政治的余毒，维持旧秩序，总要刮骨疗毒，可董卓与党人的同盟，一刀下去，只看到伤口更大，再下刀，血洞更大，皇权持续扩张造成的恶果，通过斩断皇权的爪牙，非但不能治本，反而让皇权和中枢无比虚弱，沦落到了蜗居关西，需要再打一次统一战争的地步。

董卓和王允，从一呼百应到众叛亲离，只有一线之隔。当他们是秩序破坏者时，有无数的同盟、战友，当他们变身为秩序的修补者时，就沦落为孤家寡人。因为自他们代表皇权开始，就已经在伤害同盟者的利益，直到对方忍无可忍，或是肉体被消灭为止。对方当然不想死，那么，自然会竭尽全力地反抗。

那么曹操呢？

他的成功在于，他的家族，他自己的出身，他的出仕，他的宦历，恰恰是旧秩序下的边缘人，既可以让他比普通士大夫，拥有快人一步的优势，比如曹操二十岁举孝廉，和韩遂的父亲是同年，可另一方面，他和真正得势的顶级权贵，又隔着一座泰山。

前者让他有资格成为一个秩序的破坏者，后者让他有意愿和愤怒，一直做一个秩序的破坏者，而不需要顾忌任何的既得利益，毕竟连他祖父传来下来的费亭侯，都是在他父亲死了两年之后，他举兵入洛阳迎献帝时，才受封的。说白了，本来手里什么都没有，砸烂坛坛罐罐也都是别人家的，他有什么心理障碍呢？

他就是陈寅恪先生笔下的“不肖巧者”，新旧道德操弄者，历史逆淘汰的大赢家。当他胜利之后，又因其巧，而对自己的历史形象无比在意，希望自己能够以符合儒家符号体系的理想形象，出现在文本记录上，书写属于自己和自己家族的新“框架”。

当然，这个故事并没有写完，还有第二和第三部，里面将有更多的事实还原，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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