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策｜深圳如何持续擦亮“民营经济第一城”招牌？

经过45年发展，深圳民企发展成为城市引擎。

2024年，经营主体累计存续总量达440.4万户，增长4.2%，创业密度全国第一，民营企业超260万家。深圳民营经济贡献存在“456799”现象，即贡献约40%的固定资产投资、50%以上的税收、近60%的增加值、70%以上的进出口额、90%以上的就业与商事主体。

深圳民营经济强的核心关键词，是创新。

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2236.61亿元，占GDP比重6.46%，企业研发投入占比93.3%，总量连续多年居全国城市第一。深圳有超2.5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08万家专精特新企业（其中国家级“小巨人”1025家）、423家上市公司，形成“铺天盖地”之势，与平安、华为等“顶天立地”的巨头，共同构成生机勃勃的创新生态。

民营经济的创新活力，来自敏捷雄厚的产业链。

在41个工业大类中，深圳民企占据37个，1.4万余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连续两年居全国“工业第一城”。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深圳及大湾区形成“1小时产业圈”，可快速完成上下游配套与产品交付。

环视全球市场，在众多细分领域，深圳企业拿下行业“隐形冠军”，实现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成长蝶变。

在这里，一家民营企业的平均存续时间约为6年，远超全国民营企业平均存续3.7年的水平，其中有17%的民营企业能存续10年以上。在这里，一家民营企业从设立到成长为科创板上市公司，平均年限为13.35年，比全国平均水平快了1.05年；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需13.25年，比全国快了1.71年；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分别需7.65年、6.83年，也均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深圳市是改革开放高地，深圳的民营企业持续走在改革创新的前沿阵地。

透过深圳中小企业的变化，可以看到过去45年世界的变化、中国的变化、深圳的变化。45年间，技术上，从模仿山寨到自主创新；管理上，从蹒跚学步到阔步前行；投资上，从大量引进来到坚定走出去。

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在新的时代节点，深圳民营经济仍面临诸多难题：

融资方面，银行考核机制难免倾向大型企业，中小型民营企业信贷难、成本高，抵押物不足等或导致高成本融资。即使今年各类支持政策不断落地，但依然在实施、细则等方面存在优化空间。此外，针对企业的信用修复、执法检查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突出。要素资源上，土地稀缺，“二房东”炒作致租金高企；人才竞争激烈，深圳房价与生活成本高，落户限制及跨境人才流动不便影响引才。

好在，深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从“三来一补”推动深圳成为全球产业基地，到持续坚持打造“一号改革工程”，推动营商环境改革迭代至7.0版，推出上千条改革举措，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无事不扰，有求必应。”2024年深圳为企业减负超1500亿元，惠及超750万家市场主体。

2025年，是深圳特区建立45周年。继往开来，深圳政府和市场进一步意识到，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这段时间，企业家和创业者们关注的一件大事，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民营经济促进法》5月20日正式施行。

为此，深圳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从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优化市场监管、解决商业纠纷、完善破产退出等方面，为经营主体提供全方位法治保障。

今年以来，深圳推出多项法治创新，比如全省率先推出“执法监督码”系统，为商事主体赋予“保护码”；对新兴行业拓展“沙盒监管”施行范围，有望加快新兴产业的落地生根开花。

某种程度上，民营经济的难题是整个经济面临的难题，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面临的难题，深圳在探索更多的管理服务路径、模式。

比如，金融服务上优化银行考核机制，推广“园区贷”等产品，同时，加强政府引导基金与创投资本支持。2024年深圳新增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数量全国居首。

政策服务层面，深圳整合发布平台，建立评估反馈机制，打破数据壁垒，完善信用修复与合规管理体系。深圳将以AI赋能“深i企”平台，打造7×24小时AI专员服务。

要素保障方面，深圳优化土地配置，完善人才政策，放宽落户限制，促进大湾区人才流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并护航企业出海。

深圳民营经济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缩影，在成就与挑战并存下，多方协同突破瓶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民营经济第一城”招牌，深圳任重而道远。

深圳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宋昆鸿

杭州服务中小企业有三点核心经验

南方+：从DeepSeek崛起来看，深圳可从杭州借鉴哪些服务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类）的新思路？

宋昆鸿：我们曾专门前往杭州考察过，杭州在服务中小企业上的核心经验可概括为三点。

首先，大企业资源开放带动生态协同。杭州依托阿里、海康威视等大企业，开放场景与技术资源，带动中小企业共同发展。深圳虽有腾讯、华为等巨头，但资源释放动力不足，需政府引导大企业开放数据、技术场景，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合作。

其次，精准扶持初创企业的补位机制。杭州针对科创企业理工团队管理、融资能力不足的短板，通过政府与商协会补位，提供政策宣讲、资源对接等服务。深圳可借鉴此模式，强化商协会作为政府与企业桥梁的作用，例如通过协会反馈企业问题、宣导政策，帮助初创企业填补组织架构缺陷。

最后，AI等前沿领域初创企业需关键支持。比如，政策支持方面，需加快AI相关政策细化落地，如深圳已出台《关于加快建设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的若干措施》，需进一步在市场准入、行政审批中开辟绿色通道，下放决策权至基层，提升服务效率。

资金支持方面，深圳需加大政府引导基金对AI初创企业的投入，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并发放虚拟券、流量券等降低研发运营成本。深圳引导基金为全国标杆，需重新强化其引导民营资本的作用。

人才支持方面，需学习杭州吸引人才的经验，对AI领域人才提供住房补贴、子女教育优惠，推动校企联合培养，例如通过实训基地、实习项目实现人才无缝对接，并通过举办国家级AI大赛吸引顶尖人才落地。

南方+：深圳支持中小企业的核心政策及成效有哪些？当前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大痛点是什么？

宋昆鸿：深圳响应国家号召，提出“只收梦想不收租金”等口号，为中小科创企业提供创新场所支持，让企业倍感振奋；同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如建设AI创新引领地，为企业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而且，深圳多年推行外贸出口刺激政策。深圳曾通过海外参展补贴、商协会组织商务交流等政策，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成为“外贸第一城”。例如20世纪90年代政府报销企业展位费、差旅费，市领导带队考察新兴市场，带动企业订单增长。

此外，深圳专精特新培育政策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茁壮成长。深圳通过梯度培育体系，孵化出1025家国家级“小巨人”企业，数量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协会在培育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深圳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服务出520多家“小巨人”企业，覆盖政策宣讲、申报辅导等环节。

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痛点是订单开拓困难。受国际环境不利因素（如关税、技术、贸易壁垒）影响，一些企业传统市场收缩，新兴市场开拓因单打独斗能力不足而困难重重。例如某电动独轮车企业因高端芯片依赖进口、关税增加成本，同时90%市场在欧美，陷入发展困境。此外，国内市场因消费下降、市场内卷，对于一些外向型企业难以成为有效突破口。

南方+：政府在融资、研发、引才方面可推出哪些突破性政策？

宋昆鸿：在融资方面，首先要解决续贷难题。政府需重点关注“小巨人”企业融资安全，避免银行抽贷导致连锁爆雷。“小巨人”企业是国家填空白补短板解决“卡脖子”技术的核心力量。我们发现，深圳“小巨人”企业平均在细分赛道深耕14年，但因其接受的贷款受普惠金融政策特质（期限较短、限额较低）影响，每年需对接多家银行，续贷压力大、占用时间多。尤其在企业当前经营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可推动银行对优质企业提供长期贷款，或优化风险补偿机制，降低银行续贷顾虑。

尤其要优化引导基金政策。深圳政府引导基金需重拾“创投之城”标杆作用，减少过于保守操作，持续加大对初创企业的投入，以引导民营基金跟进，形成良性循环。

研发方面，要加强产学研协同。深圳企业研发投入虽大，但刨去华为平安腾讯比亚迪等龙头，中小微企业平均研发投入规模并不突出，且这些企业对接科研机构资源和机会严重不足，而科研机构的设备闲置问题突出。政府可推动科研机构与中小企业技术开放合作，例如将合成实验室等科研资源向企业开放，减少企业检测成本，避免资源浪费。

对于政府自身，虽然已在开放应用场景，但是开放的规模依然远远不够。建议政府加大政务、民生等场景的开放力度，如电子政务、智慧公园等，以订单驱动企业创新。例如深圳曾通过场景开放培育本土企业，带动生态发展，未来可继续扩大场景投入，即使财政收紧也应优先保障创新项目。

引才方面，深圳应强化人才落地政策，加强对重点领域人才的精准扶持，如人才住房补贴、子女教育优惠，同时推动校企联合培养。例如通过政策扶持机构，推动企业与高校合作实习项目，学生毕业即入职，解决人才落地问题。

同时，重视以好赛事引才。可举办更多大赛，将总决赛落地，吸引全球顶尖团队参赛，同时组织政府企业宣讲、政策宣贯，提前锁定人才。

南方+研究员 李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