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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大年初一晚，广东梅州大埔县银江镇冠山村的篮球场上，灯光亮如白昼。舞台红色背景板上印着“2026金马迎新春联欢晚会”，台下塑胶凳一排排摆开，坐满了男女老少。台上，冠山村锣鼓队敲响《锣鼓闹新春》，正式拉开了第35届村晚的序幕。
这是冠山村坚持了35年的村晚。
1992年，灯泡塞进铁罐挖孔“打光”，几位乡贤凑钱买来一块幕布，连上一个拖线麦克风，全村人搬着板凳围坐在篮球场上，冠山村第一届村晚开始了！当时，“谁也没想到能办那么久。”冠山村村晚发起人房俊宜说。这个活动坚持到2026年2月17日，且未来仍将持续。
从铁罐灯泡到LED大屏，从村头空地到固定舞台，从几人凑趣到千人围观，这样的村晚在广东潮州市浮滨镇石槽村、梅州大埔县银江镇冠山村、河源市和平县东水镇增坑畲族村三个村庄年复一年地上演，坚守了至少三十载。
过年要有个年样
几乎每个村晚的发起，都源于一个简单的愿望：过年，不能太冷清。
“上世纪九十年代，村里一到春节就很静。”石槽村村晚发起人杨玉民回忆，那时候，年轻人要么到处闲逛，要么聚在一起打牌、赌钱，年味在不知不觉中淡了下来。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电视里有央视春晚，村里能不能也办一场属于大家的春节联欢晚会？
1988年，石槽村第一届村晚在晒谷场上办了起来。从集资到表演，几乎是全村出动，全民参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连隔壁村的村民都被吸引过来。此后，这场由村民自发张罗的村晚，一办就是37年，仅比央视春晚晚5年。
石槽村第三届春节联欢晚会。
石槽村第三届春节联欢晚会。
增坑畲族村的村晚，则有着更鲜明的文化自觉。1999年，几名返乡的大学生回到村里，发现畲族的传统年味正在变淡，年轻人对畲族山歌、竹竿舞等民俗日渐陌生，便自发组织起春节联欢晚会，牵头举办第一届村晚，“一方面是让村里热闹起来，另一方面，也想让我们畲族的文化，能被年轻人记着、传下去。”增坑畲族村村民蓝美恩说。
石槽村2024年“村晚”。
石槽村2024年“村晚”。
冠山村的村晚，同样始于村民对“热闹”的期盼。“那时候交通不便，过年除了走亲戚，几乎没什么集体活动。”房俊宜表示，1992年，他和几名在县城读高中的学生商量，想将在外面见过的热闹，也带回村里。
就这样，第一场村晚在南粤乡村陆续生根发芽。没有舞台，就在村头空地上搭起舞台；没有音响，就用一台老式录音机；没有节目，就你家一个，我家一个。一句“一定要热闹”，一份“不想让年味变淡”的执念，成为三地村晚最原始、最持久的动力，支撑着它们，从一个偶然的想法，变成一场跨越几十年的约定。
人人都可以上台
村晚是老百姓的大戏，自然由老百姓来演。自编、自导、自演、自乐，是这些村晚最鲜明的特征。
在这里，没有专业与业余的严格区分，也没有门槛限制。上至七旬老人，下至学龄孩童，返乡务工人员、留守老人、在校学生，只要愿意参与，都可以站上舞台。
这方小小的乡村舞台，也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文艺演出，成为村民锻炼能力、展示自我的重要平台，也成为文化传承、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冠山村2025年“村晚”。
冠山村2025年“村晚”。
在冠山村，村晚始终保持着最朴素的“自娱自乐”。每年大年初一晚上，表演节目稳定在20个左右，策划和演出几乎全部由学生完成。“我们更看重过程，而不是效果。”房俊宜说，村里办村晚就是给年轻人搭建锻炼的平台，不少孩子人生中第一次站上舞台，就是在冠山村的村晚。
“后来读大学、工作，大家都不太怯场了。”房俊宜的手机里，存着一组时间跨度不小的照片：舞台上略显紧张的少女，数年后成了电视台主持人；当年负责搬道具的少年，如今已成长为企业管理者。“这个舞台改变了许多人。”
畲族村早期“村晚”表演画面。
畲族村早期“村晚”表演画面。
作为“中国最小畲寨”，增坑畲族村的村晚，则更明显地承载着文化传承的意义。每年大年初三，《山坡坡》《客家山歌》等节目准时上演。畲族文化不再只是被展示的对象，而是在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过程中，完成一次次活态传承。对这个人口不过七八百人的村庄而言，村晚已成为连接代际、确认身份的重要仪式。
石槽村的村晚，则在热闹之外，多了一份时代温度与社会责任。“百千万工程” 启动后，村民们便把相关政策编成小品、知识竞答等节目，让乡亲们在欢声笑语中，潜移默化地了解政策。晚会上，还专门设置表彰环节，道德模范、产业带头人、卫生文明家庭等都会被请到舞台中央，在全村人的见证下领奖状、拿红包。
“比起生硬的说教，这种方式更能让人接受，也慢慢形成向上向善的乡村道德风尚。” 杨玉民说，如今的石槽村，打牌赌钱的少了，互帮互助的多了，邻里矛盾少了，和睦相处的多了，这其中，村晚功不可没。
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1988年启幕的石槽村村晚，已连续唱响37年；冠山村今年举办第35届村晚；增坑畲族村的村晚，也已坚守23载。
坚持一年易，坚守三十载难。对这些扎根乡土的村晚而言，真正的考验从来不止于简陋的条件，更来自乡村发展中许多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
首先，钱从哪来？三个村庄给出了相似的答案：取之于村，用之于村。石槽村、畲族村靠的是村民五元、十元的自发捐钱；冠山村则利用每年春节学生锣鼓队巡游收“赏金”，用来筹备村晚。
其次，人谁来组织？面对“候鸟式”的人口流动，需要更坚韧的智慧。冠山村的“冠山学生会”成了一个巧妙的制度设计。这个完全由本村学子组成的自治组织，每年春节后民主推选新“主席”，提前一年便开始筹备。“现在我们这些老人都叫不全村里娃娃的名字了，但他们自己能把担子接过去，规矩就这么传下来了。”房俊宜感慨道。
畲族村2020年“村晚”筹备情况。
畲族村2020年“村晚”筹备情况。
畲族村则有意识地建立“预备梯队”。每年活动结束后的总结会，也是一次交接会，明确下届的核心负责人，通常由在校大学生担任。“我们像种树一样，有意识地去选苗、育苗，不能让传承断了线。”蓝美恩这样形容。
三地的村晚，始于简陋，生于热爱。从最初几人的自娱自乐，到如今千人围观的乡土盛会；从缺灯少音的土坯舞台，到灯光璀璨的露天广场；从零散随性的即兴表演，到一年一度、准时赴约的春节仪式，它们在时间中不断变化，却始终被村民一届届接力下来。
这些扎根岭南乡野的村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文艺演出，成为村庄内部最稳定、也最具认同感的公共生活场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的运转，依赖熟人之间的联结与代代延续的礼俗实践。村晚，正是这种礼俗在当代乡村的一种延续形式——它让分散的村民在同一时刻重新聚拢，也让村庄在反复确认中延续自身。
一台村晚，守住的不只是一场年味，更是一种仍在运转的乡土秩序；唱响的也不只是乡音与热闹，而是乡村在时代变迁中，依然能够把人留住、把情连起、把文化传下去的内生力量。
采写：南方农村报记者刘祖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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