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内伊之死：伊朗的至暗时刻与生死赌局

2026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发起联合空袭，以隐身战机、巡航导弹精准打击伊朗德黑兰等地的军政中枢、核设施等目标，致伊朗防空、导弹阵地大幅损毁，哈梅内伊等核心高层遇袭。

3月1日，伊朗方面确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在位时间最长的领导人，统治伊朗长达37年、曾躲过了无数次暗杀的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美国与以色列的空袭行动中身亡。哈梅内伊及其高级助手，包括伊朗国防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尔，均在空袭中丧生。

全国性反政府示威勉强平息还没多久，核心军政高层又集体身亡，这是1979年建立至今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严重的动荡。事到如今，对内有待迅速恢复政治秩序，对外急需应对军事打击。伊朗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会深刻影响本国、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的走向。

接班人之争

当前伊朗的首要问题，是确立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接班人。

在哈梅内伊死亡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宣布，该国将成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过渡时期领导委员会，暂行领袖职权，直至选出下一任最高领袖为止。该委员会成员包括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司法总监古拉姆侯赛因·穆赫塞尼·埃杰伊，以及一位来自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法学家。上述临时领导机制已于2026年3月1日启动。

在这一具有明显过渡性质的权力安排中，出现了程序权力与实际权力分离的局面。

根据伊朗宪法第111条，最高领袖去世或丧失能力后，由总统、司法总监和宪法监护委员会的一名法学家组成临时委员会暂时代行领袖职权。

手握实权的恰恰是拉里贾尼。在哈梅内伊死亡之时，拉里贾尼的身份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虽然这个职位被广泛认定为“权力仅次于最高领袖，权威高于总统”，但它不是一个宪法规定的临时领袖继承职位。因此，拉里贾尼无法“合法地”出现在这个法定的三人名单里。

拉里贾尼的权力并非源于宪法程序的法理权威，而是来自哈梅内伊生前的个人授权。

有媒体此前报道，在2026年年初全国动荡最激烈之际，伊朗前总统鲁哈尼与前外长穆罕默德·扎里夫曾试图架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但未能成功。挫败这一企图的正是拉里贾尼，他借此赢得了哈梅内伊的绝对信任，逐步掌握了广泛的行政与安全权力，被视为国家实际的管理者。

2026年1月初，伊朗面临新一波全国抗议浪潮及美国扬言可能介入时，哈梅内伊进一步倚重拉里贾尼，委以其主持政、经、军要务之权。自此，拉里贾尼实际上已凌驾于总统佩泽希齐扬之上，全面主导国政。

此外，有媒体引述多名伊朗高层与革命卫队成员的话称，哈梅内伊生前曾指示拉里贾尼及少数政、军核心班底制定详细计划，确保国家能够在美、以轰炸乃至其本人遇刺后继续运转。这表明，拉里贾尼不仅是哈梅内伊生前最信赖的实权人物，更是其身后国家延续运作的预设核心。

由总统、司法总监和宪法监护委员会法学家组成的临时三人小组，是摆在台面上的、符合宪法的“看守政府”，其职能仅限于维持国家日常运转的合法性。而真正协调伊朗所有核心事务——包括制定对美以的报复策略、处理核谈判问题以及协调革命卫队行动的最终决策者，很可能是此前已获哈梅内伊授权的拉里贾尼。

▲2026年3月2日，伊朗德黑兰，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中）、司法总监古拉姆侯赛因·穆赫辛尼·埃杰伊（左）和宪法监护委员会法学家成员阿里礼萨·阿拉菲（右）出席临时领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图/视觉中国

至于未来最高领袖的继任安排，根据伊朗宪法，在最高领袖去世后，其继任者由专家会议选举产生，该机构由88名什叶派高级神职人员组成，他们需尽快选出继任者。

当前，伊朗正遭受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安全形势混乱，专家会议成员可能难以迅速集结，其召集能力及决策效率将面临严峻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哈梅内伊生前从未公开指定单一继承人，仅将继任资格诉诸“符合真理、国家需要和真主意志”这一高度抽象的原则。这种模糊表述使继任安排始终悬而未决，为各方势力的角逐埋下了伏笔。

在众多潜在候选人中，哈梅内伊次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长期被视为最热门的人选。

穆杰塔巴虽无正式高级神职头衔，也未曾担任公开的政府职务，但他在幕后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是伊朗民兵组织“巴斯基”的实际掌控者，深度参与政策决策与安全事务。曾有西方媒体指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被其父亲、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指定为接班人，并在哈梅内伊制定的“B计划”撤离方案中扮演核心角色。

哈梅内伊次子继任的最大障碍在于，他本人的“血缘继承人”形象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赖以维系的意识形态存在根本性冲突。根据什叶派第十二伊玛目派的教义，在伊玛目（救世主）隐遁期间，人间宗教的权威领袖理应属于那些在法学造诣和道德操守上达到最高境界的教法学家，这种权威是基于个人学识的修习与公众的效仿，而非血缘传承。任何“父传子”的世袭企图都会从根本上触犯这一原则。

在什叶派以神学资格论为核心的政治话语体系中，指定接班人这种做法，本身就难以获得宗教法理上的正当性。在什叶派的政治想象中，合法的统治应当服务于隐遁伊玛目的意志，任何向家族垄断滑落的倾向，都会被解读为复辟巴列维王朝的君主制逻辑。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原罪，足以同时激怒改革派、疏远温和民众，甚至动摇体制内那些坚信宗教学理纯洁性的强硬派神职人员的支持。

▲2016年7月1日，伊朗德黑兰，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中）参加了年度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 图/视觉中国

至于其他潜在竞争者，则各有优劣。

已故伊朗领袖霍梅尼之孙哈桑·霍梅尼虽拥有显赫的象征性血统，但其因温和派立场而长期被排除在核心权力圈之外。2016年，他曾被禁止参选专家会议，其在保守派主导的体制内根基薄弱。

前司法总监萨德格·拉里贾尼出身于显赫的宗教世家，在神职阶层和国家机构中积累了深厚资历，属于传统保守派代表人物。

现任司法总监埃杰伊则被视为可能促成各方妥协的“共识候选人”，因其体制忠诚度和宗教权威背景，能在专家会议内部争取部分支持。

此外，1989年宪法修订已取消了最高领袖必须是大阿亚图拉的硬性要求。这也为如今不具备最高宗教级别的强权人物（如穆杰塔巴或具有革命卫队背景的候选人）上位扫除了教义障碍。

在现实政治层面，伊斯兰革命卫队已成为决定继承结果的关键力量。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革命卫队已从单纯的军事组织，演变为掌控巨大经济脉络、情报网络和战略决策的“国中之国”。这次美以袭击导致包括革命卫队总司令在内的多名要员丧生，这反而可能促使该机构更深地介入政治进程。任何未来的最高领袖若要实现有效执政，必然离不开革命卫队的首肯与支持。

甚至有消息称，革命卫队剩余领导层可能在局势明朗前寻求内部协调，以便在混乱中确保体制的延续性。尽管名义上由神职人员主导选举，但革命卫队的实质性支持或默许，已成为权力平稳交接的隐形前提。

是打，还是跪？

无论谁接班，在当前的美伊对峙格局下，伊朗的决策层都要做一个选择：是打，还是跪。对伊朗而言，不管是打，还是跪，每个选择都是赌命。

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安全始终围绕两个核心支柱展开。

第一是战略威慑能力的构建。核计划未必只是武器问题，更是谈判筹码与保险。在两伊战争时期，伊朗遭受伊拉克的化学武器打击，联合国的谴责姗姗来迟，国际社会也未能主持正义，这让德黑兰形成了一个深层共识：外部安全不能依赖国际体系，只能依赖自身的威慑能力。

核武器可以没有，但核能力必须保留，这与政权存立深度绑定，因此意味着“不可被推翻”。如果在美国压力下彻底拆除关键设施，放弃高浓缩铀的能力，不仅削弱技术积累，也会向内部精英发出一个信号：最高领导层在核心安全议题上可以退让。对于一个以革命合法性为基础的体制而言，这种信号的破坏性远大于技术层面的损失。

第二是地区代理网络的存在。伊朗政权对胡塞武装、真主党、哈马斯等力量的支持不仅是意识形态输出，还是伊朗战略纵深的替代。伊朗本土地缘环境相对封闭，传统常规军力又难以与以色列或美国直接对抗，因此通过多层次代理网络，实现前沿防御和非对称威慑，使地区性代理网络成为其安全架构的一部分。一旦主动放弃这些外延支点，伊朗不仅在地区博弈中失去议价空间，还可能被迫在本土直接承受安全压力。

更重要的是，革命叙事本身已经完全制度化。反对以色列、抗衡美国并非单纯的外交立场抑或实现伊斯兰革命目标的手段，而是宪政结构与权力组织的合法性来源。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地位、资源分配格局、意识形态动员体系，都建立在“持续对抗”的框架之上。

如果核心对抗的议题被削弱，受益于对抗结构的既得利益集团将首先感到威胁。因此，“妥协”不仅挑战政权的核心政治正确，更意味着对内部权力生态的重组风险。为确保自身生存，革命卫队等强力部门及相关利益集团，在外部压力下会被迫团结一致，为捍卫政权及其共同利益而战。

从伊朗内部的政治格局来看，强硬派已完全主导权力格局，对美妥协的空间近乎零。在面临外部的生存威胁时，权力体系更倾向于选择能够维持安全控制的强硬人物，而非推动对外缓和的改革者。

这意味着，任何试图对美妥协的领导人不仅无法获得革命卫队的支持，反而可能在未来竞争最高领袖的政治斗争中被迅速边缘化。更重要的是，在当前形势下，对美强硬恰恰是获取国内保守派支持、巩固执政合法性的政治资本。

总之，从伊朗的国内权力逻辑来看，短期内其不可能出现实质性的对美妥协，甚至可能轮番进行对美强硬的“政治表演”。这种表演并非简单的宣传口号，而是权力体系内部各派系竞相展示自身革命纯洁性、争夺政治合法性的必然产物。即便被视为伊朗高层中少见的改革派人物，曾经反对镇压抗议的总统佩泽希齐扬，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后，也必须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对领袖遇害表示沉痛哀悼，并强硬强调伊朗将追究相关责任。

这一幕极具象征意义。在伊朗的政治生态中，无论个人立场如何，对美强硬已成为一种不容挑战的政治正确。改革派若想维持基本生存空间，就必须在这一底线上与强硬派保持一致，甚至需要通过更激烈的言辞，来弥补自身“不够革命”的先天不足。

然而，拒绝妥协同样蕴含着高风险。面对美国长期的极限制裁、金融封锁、对能源出口的精准打击，以及常态化的军事威慑，伊朗若持续以强硬姿态回应，恐将进一步激化危机，加剧其政权的生存风险。

在经济层面，伊朗长期承压的民生体系已经滑向深渊：货币贬值屡创新低、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已非短期的周期性现象，而是结构性困境。若外部压力持续收紧，与内部困境积累的不满情绪相叠加，本已深重的社会矛盾又会再受冲击。

▲2026年1月21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名男子站在一辆于近期骚乱中被烧毁的公交车内。当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声明报道，伊朗近期发生的骚乱事件共导致3117人死亡 图/新华社

然而，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却为伊朗提供了某种底气。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在华盛顿引发了跨越党派界限的批评浪潮。在程序层面，民主党人强烈质疑行动的合法性，认为总统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动武，违反了宪法关于战争权力的分立原则，并可能推动《战争权力决议》来强行终止军事介入。

对特朗普而言，最大的风险则来自其“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基本盘的反对：一些曾经坚定支持特朗普的MAGA运动的知名人物，如右翼主播塔克·卡尔森和前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公开谴责这次袭击是对选民信任的“背叛”。他们认为，特朗普违背了不对外发动战争的核心竞选承诺。

这些来自美国政治光谱不同角落的反对声音，会加强伊朗领导层对特朗普政府急于结束战争心理的判断。特朗普本人“可以打持久战，掌握整个伊朗，两三天后可以停止攻击”的表态，本身就透露出其避免深陷泥潭的矛盾心态。副总统万斯更是直接驳斥了关于美国将陷入“持续多年、看不到尽头的中东战争”的猜测，明确称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这给了德黑兰当局一颗定心丸，即美国承受不起长期战争的国内政治代价。

就当下而言，在伊朗复杂的派系政治生态中，对美妥协所带来的风险与收益高度不对等：妥协的潜在收益由整个国家共享；而妥协的政治代价——失去强硬派支持、被贴上“软弱”“出卖革命”的标签、在权力斗争中遭到清算——却会由决策者个人独自承担，这使得任何理性个体都不敢迈出妥协的第一步。

然而，德黑兰并非对拒绝妥协的高风险视而不见：持续强硬同样可能招致经济窒息、社会动荡乃至军事打击，若不慎误判，也可能亡得更快。

面对这一两难困境，伊朗决策层很可能选择赌美国打不起，也打不长。伊朗赌的就是：只要熬过第一波冲击，华盛顿便无力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2026年2月28日，在伊朗德黑兰拍摄的爆炸引发的浓烟 图/新华社

扭曲的伊斯兰革命

在1979年那场颠覆巴列维王朝、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革命中，主力并非来自单一阶级，而是一个由传统精英、现代知识分子、底层民众和左翼力量组成的“反巴列维联盟”。

其中，什叶派教士与巴扎商人因国王的世俗化改革而被剥夺了传统特权与经济地位，成为革命的组织核心。现代知识分子深受1953年政变阴影及“红色什叶派”思想影响，渴望终结独裁、实现民族独立。涌入城市的底层贫困移民则因居住权被剥夺和生活困顿，被霍梅尼“支持被压迫者”的号召所动员。

将这些诉求各异的群体凝聚在一起的，是霍梅尼提出的“教法学家治国”理论。该理论主张在伊玛目隐遁期间，唯有精通伊斯兰教法的法学家才拥有治理国家的合法性，并以此构建起一个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以“拯救全世界被压迫者”为道德旗帜的激进神权意识形态。这种既能提供神权合法性、又能满足各阶层反叛情绪的革命叙事，最终推动了1979年政教合一政权的建立。

▲1982年3月1日，伊朗德黑兰，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坐在阳台上，听取总统哈梅内伊在革命卫队的簇拥下发表演讲 图/视觉中国

霍梅尼去世后，伊朗最高领袖职位由哈梅内伊继任。为了让当时教阶还是霍贾特伊斯兰的哈梅内伊成功继任，伊朗当局甚至不得不修订宪法，因此他很难通过宗教权威来行使权力。

为了弥补这一先天性缺陷，哈梅内伊在继任最高领袖后不得不依赖一套精密的权力操纵术，通过人际网络的忠诚来建立自身的权威，并弱化对手。

正是在哈梅内伊时代，伊朗政权的运作逻辑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嬗变：从以宗教权威为核心的“教法学家治国”，逐渐转向以强制机器和利益网络为支柱的“军工—安全复合体”统治。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伊朗的政权结构逐渐出现重心转移。哈梅内伊通过人事布局，将亲信安插于关键的政治岗位，并强化对司法系统、媒体机构与安全部门的控制。议会中保守派力量的上升，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政治人物在关键位置的稳固，使最高领袖的制度性权威得以增强。

与此同时，军工与安全体系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扩张，使其成为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核心支柱。革命卫队高级将领由最高领袖直接任命，其组织忠诚与最高领袖权威之间形成高度绑定关系。

此后，军工—安全复合体在国家资源配置、对外政策取向和内部治理中的影响显著增强。外部制裁环境与地区冲突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结构，使国家安全的政治导向在国家运行中居于优先位置。

然而，伊朗政权运作逻辑的变化，也导致了其政治权威与政治权力发生实质性分离。正如政治理论家阿伦特所分析的那样，政权仍掌控强制工具与分配资源的权力，却日益失去基于宗教认同与公共同意的感召力。随着权威的流失，政权的核心支持群体急剧收窄，从过去拥有广泛社会共识基础的革命联盟，退守至仅由革命卫队、特权商团及庇护网络构成的利益共同体。

当统治的维系愈发依赖强力控制与小圈子的利益分配，而非认同与共识，伊朗政权便逐渐褪去其革命理想的外衣，成为一个以维护既得利益为根本逻辑的共同体。这不仅导致民众，甚至其支持群体也不断丧失对伊朗政权的认同感，还导致国家彻底被既得利益群体绑架，任何旨在变革、影响既得利益的政策都寸步难行。

当经济持续下滑、制裁压力加剧时，这一捍卫者共同体内部也开始出现裂痕。

1979年伊斯兰革命期间，巴扎商人是推翻巴列维王朝的关键力量，对巴列维统治不满的巴扎商人成为霍梅尼最有力的盟友。作为传统商业阶层的代表，他们与什叶派教士结成政治同盟，共同反对国王的现代化政策对传统商业模式的冲击。

在当时，巴扎不仅是经济活动的中心，更是宗教网络与政治动员的枢纽。巴扎商人不仅为霍梅尼领导的革命运动提供了关键的资金来源，还利用其遍布全国的商业和家族网络传播霍梅尼的言论和革命指令，并频繁通过罢市来配合教士号召的示威抗议，瘫痪城市经济。革命胜利后，巴扎商人自然成为新政权的社会支柱，霍梅尼本人也多次强调巴扎与教士阶层的天然联盟关系。

然而，过去二十年间，这一联盟关系逐渐瓦解。其核心原因在于伊朗政治经济权力的结构性转移，即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崛起，及其作为国家官僚资本对经济领域的全面渗透。

▲2024年6月28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德黑兰参加伊朗第14届总统选举投票 图/新华社

两伊战争期间，霍梅尼赋予革命卫队自行筹饷、参与工程建设的权利，战后进而允许革命卫队参与重建，为其经济扩张打开缺口。在哈梅内伊执政时期，革命卫队的经济版图呈指数级扩张，从石油、交通、通信到建筑业，几乎控制了所有关键领域。

与此同时，大型宗教基金会“邦亚德”也在政权的庇护下不断膨胀。由此，与革命卫队紧密相关的新权贵阶层持续获益，而传统巴扎商人则在高通胀与高挤压中日益边缘化。在西方制裁的背景下，革命卫队凭借其政治特权和强制力量，控制了稀缺的进口许可、外汇配额和灰色市场通道。

普通巴扎商人则被完全排除在这一网络之外，在汇率暴跌、通货膨胀、市场萧条的夹缝中艰难求生。正如德黑兰大巴扎一位商人所言：“我们无法进口商品，因为只有卫队或与他们有关联的人控制着经济。”另一位62岁的地毯商人也感叹：“政府想解决问题，但在这个体制中缺乏手段和权力——经济并不掌握在政府手中。”

2005年，巴扎商人曾支持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期待他的民粹主义政策能够改善处境。然而，内贾德政府的经济与外交政策最终仍进一步削弱了巴扎的经济影响力。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最终将巴扎商人彻底推向了体制的对立面。

与此同时，伊朗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重塑了消费版图。随着新兴商业综合体的兴起，以及线上购物平台的普及，城市居民的消费场景日趋多元化，交易空间从传统街区向现代商场与数字平台转移。在此背景下，过去长期以巴扎为核心的交易网络，在日常消费层面日趋式微。

真正将巴扎商人推向绝境的是经济基本面的全面崩塌。自2018年美国重新实施制裁以来，伊朗里亚尔对美元贬值超过90%。2025年12月，汇率更是跌至历史新低，当月通胀率飙升至42.2%，市场秩序陷入混乱，普通家庭的预算被撕扯得支离破碎。

与此同时，在持续制裁与经济管制的双重挤压下，伊朗私营经济的空间急剧萎缩，难以吸纳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涌入城镇的劳动力大军，青年失业率持续攀升。据伊朗经济学家马苏德·尼利的分析，伊朗目前有近1200万年轻人既无工作，也未接受教育，劳动力市场自2009年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工作年龄人口增加了440万，但经济仅创造了约20万个就业岗位，同时约有70万人失去工作。

就业机会的稀缺和社会保障的薄弱，使大量民众滑向生存的边缘。2022年，即有约半数伊朗人每日的热量摄入不足2100卡路里的基本标准。这一残酷的数据揭示的不仅是生活水平的倒退，更是伊朗社会生存线的断裂与经济的彻底崩溃。

最终，在2025年年末的抗议浪潮中，德黑兰大巴扎成为示威的起点。巴扎商人们因难以忍受长期恶性通胀而集体罢市，与同样对现政权强烈不满的大量市民汇成洪流，他们焚烧哈梅内伊画像、高喊“独裁者去死”。这一幕无疑极具象征意义：曾助力教士阶层上台的群体，如今正在呼唤体制的终结。

曾经作为政权铁杆基本盘的保守派男性、巴扎商人乃至下层神职人员，突然发现自己同样成为经济牺牲品。他们依然在意识形态上忠于体制，却在哈梅内伊时代的利益分配中，被革命卫队与官僚资本边缘化，既无法分享日益萎缩的利益，又无力撼动牢牢把持资源的革命卫队与新贵阶层。

更严重的是，伊朗政权虽然意识到基本盘在流失，却因自身已被利益集团深度绑架而束手无策。任何试图调整分配结构、触动既得利益的改革，都会直接威胁到捍卫者共同体的内部团结，进而动摇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

正如康涅狄格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阿米尔·侯赛因·马赫达维所言，此刻的伊朗政府在应对危机时选择余地极小，其既无法通过经济改革重新激活增长，又无力通过政治开放吸纳新的支持力量，只能在基本盘的沉默疏离与特权阶层的寸步不让之间左右徘徊，艰难地维持着一种脆弱的、日益空洞的稳定。谁都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但谁都没有别的办法。

尽管如此，从目前的情势看，即便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极其猛烈，伊朗政权岌岌可危，但统治集团内部尚未出现公开分裂。根源在于，伊朗政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神权政体，其权力基础深嵌于一整套制度化的政治结构之中，深度依附于该体制的受益群体规模庞大，这使得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高度捆绑，难以出现公开的分裂。

伊朗政权的稳固不依赖单一领袖的个人魅力，而是植根于一个与政权深度绑定、利益共生的核心利益集团。这个核心利益集团以革命卫队为绝对核心，紧密联结教士阶层、准国有经济集团，以及海量受益于现有体制补贴和福利体系的社会群体，形成了一张覆盖经济、军事、宗教、社会的利益大网。最高领袖的权力基础在于对这一“赢者联盟”的资源分配能力，而非广泛的群众动员。

对这个利益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而言，政权的存续与自身的核心利益完全捆绑：教士阶层的宗教特权、革命卫队的经济垄断地位、准国有集团的经营优势，以及普通受益群体的福利保障，全都建立在现有政权存在的基础上。因此，他们从根本上无法接受政权倒台，否则，对他们而言将意味着现有利益格局彻底洗牌。这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代价，也会让他们成为政权最坚定的捍卫者。

他们也清楚地知道，一旦政权倒台，美国主导的新秩序绝不会保留他们现有的特权和利益，等待他们的只会是利益的全面丧失和地位的彻底崩塌。因此，美国难以在伊朗重新复刻“委内瑞拉模式”，未来被拖入短期甚至长期战争的风险正大大上升。

▲2026年2月28日晚，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区传出巨大爆炸声，有建筑物冒出火光 图/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