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从突围到寻路，“中国经济”转向“中国人经济”

▲周其仁。（农健 / 制图）

▲周其仁。（农健 /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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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独到”不是要彰显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本领有多大，而是要创造新东西，去满足那些尚未被满足的需求。

成功概率越低的事情，奖励就必须越大，一旦对了你就巨富。

内卷有贡献，但对产业不利，也有企业选择逢卷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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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施璇

责任编辑｜冯叶

八年前，《突围集》出版时，周其仁将中国经济比作被夹在“三明治”中，上有掌握原创技术的发达国家，下有低成本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企业进退两难，正面临“突围”的考验。

而在新书《寻路集：在全球网络中寻找合适节点》中，这位北京大学博雅资深教授，已将目光从“突围”转向“寻路”，中国企业从被围困中求生，开始在复杂世界里重新摸索方向。

周其仁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擅长实地调查的经济学者之一。1980年代，他师从杜润生，参与农村改革研究，长期关注产权、制度与企业活力。他的研究始终从真实世界出发，从乡村地权到城市土地，从制度演化到企业组织，关心市场的生长逻辑，也关心个体的行动选择。

过去几年，他与企业家们一起调研，探访众多知名或不知名的独特企业，观察寻路成功的样本企业有何借鉴之处，探讨全球变局是否有其不变的底层逻辑。以下为南方周末记者与周其仁的对话。

从“突围”到“寻路”

南方周末：2017年你出版了《突围集》，今年的新书叫《寻路集》。从“突围”到“寻路”，你的观察和思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周其仁：“突围”是2017年的认识。那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事实上，从2012年达到顶峰后，增速就逐步放缓，我们需要理解这种变化。

当时的判断是，这与中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民营企业等实体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有关。

早期我们长期封闭，要素价格很低，包括人工、土地、费用，唯一高的是制度成本。改革开放把制度成本降下来后，中国的成本优势得以全面发挥。而发达国家收入高、物价高、购买力旺，这个市场向中国开放，有利于中国产品大量向发达国家出口，这是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但三十多年高速发展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投资大量转移到中国，原发性创新，也就是引领全球消费潮流的能力，仍掌握在他们手里。与此同时，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相继开放，成本更低。全球竞争格局像一个“三明治”，中国夹在中间，“突围”就是这么来的。

从经济视角看，当时“突围”的方向主要有两条：一是要追求独到性，也就是创新；二是要继续推进体制改革，保持较低的制度成本，让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更有优势。

我的研究工作就是跟着问题走，去经济较活跃的地方，比如两个三角洲（长三角、珠三角）的一线，看看有没有企业在创造突围的经验。

1978年以来，改革政策到位一些，经济进步就快一些；既得利益缠住了，进步就慢一些。原来这个逻辑还看得比较清楚，但到了2017以后，突围还没看清楚，国际形势却急剧变化，美国加征关税等，令经济的运转逻辑和预期完全改变了。前路变得模糊，很难判断未来的方向。

我始终认为，仅凭学到的经济学知识，不能告诉别人如何解决问题。但一线企业总会在困境中寻求突破，我们要做的，就是跟踪这些企业的表现，看看他们如何“寻路”。从“突围”到“寻路”，其实就是一个重新认识世界的过程。

2025年8月12日，在江苏省连云港港东方港务分公司码头，滚装轮停在泊位准备装载出口汽车。（视觉中国/图）

2025年8月12日，在江苏省连云港港东方港务分公司码头，滚装轮停在泊位准备装载出口汽车。（视觉中国/图）

“细处求精益，宽处谋布局，高处争独到”

南方周末：你观察到的中国企业是如何寻路的？

周其仁：概括起来就三条：

第一条，细处求精益。高速增长时期，企业内部普遍浪费严重。这其实源于传统农业思维，天不能改、地不能改、庄稼不能改、种子也不能改。

但现代工业的所有环节都可以改、可以优化、可以理性安排。最典型的管理实践就是“精益”。很多中国企业学过丰田的经营方法，后来又发现丹纳赫（美国以收购整合闻名的企业）的管理体系更严格，它假设客户走进企业，凡是客户不愿意付的钱，都是浪费。

尤其在困难时期，精益往往能救命。企业只要运转，浪费就会同步发生。通过改进流程、节约成本，企业的存活率就会提高，对风险的抵抗力也更强。

第二条也是我们很受教的，企业开始在全球布局。美国提高关税，是因为美国长期贸易逆差，中国有巨额顺差。很多人把顺差当作成就，其实是误解。常识来讲，你卖得越多，对方越没有钱支付，这是不可持续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很多，外汇体制、货币政策等改革是政府的事，但企业本身也可以做一些事。很多企业发现，在中国生产、出口受阻，到海外生产反而顺畅。因为不少国家希望发展制造业，愿意引进投资，制造业能带来附加值、就业和税收。

事实上，很多中国企业很早就已“出海”。原因很简单，中国成本在上升，而新兴市场要素价格低，又是潜在市场。去发达国家也有好处，要素价格虽然贵，但质量优，研发能力强。像李书福（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把研发中心设在哥德堡（瑞典第二大城市），就是为了利用全球优质资源。

所以，第二条路是宽处谋布局。总结成两句话：最大的市场是世界市场；世界工厂不可能只在一个国家，而在全世界。否则英国发动工业革命，为什么全世界工业品不都在英国生产？它生产到一定程度，就要考虑别人还有无购买力。

今天的中国也到了这个阶段。经济的发展不再局限于国界线之内，而是逐步从“中国经济”转向“中国人经济”，即从GDP（国内生产总值）向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延伸。

其实这些经验早就有迹可循，是我们不够敏感。1990年我在温州调研时，当地人就说，温州有“三个经济”，温州人在温州，温州人在中国其他地方，温州人在全世界。按这个思路看，中国也有两个经济，一个是中国经济，一个是中国人经济。

第三条路就是高处争独到。

如果企业长期停留在模仿阶段，产品价格、质量即使优于原版，也难免会引发贸易摩擦。如今以仿制为主的产能过剩，恰恰说明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可再分配资源，完全可以把一部分力量投入到原创活动中去。

第三条路确实更难，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原创”。一种是0到1的创新，另一种是1到100的创新。真正从0到1的创新确实罕见，大部分创新是在模仿中实现的。

但近几年，我们看到，一批具有独到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和创造者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2024年9月26日，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工业园区的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在加工出口的新能源锂电池。（视觉中国/图）

2024年9月26日，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工业园区的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在加工出口的新能源锂电池。（视觉中国/图）

“以客户为中心”

南方周末：这三条路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的出发点？

周其仁：所有这些活动，都要有一个牛鼻子，就是以客户为中心。企业出海的目的，是去寻找更多、更优质的客户。“争独到”也不是要彰显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本领有多大，而是要创造新东西，去满足那些尚未被满足的需求。

这其实正是后发经济的一个薄弱环节，就是生产能力超前，市场能力落后。因为当后发经济模仿时，先发经济已经找到了客户。这让我们忽略了寻找、理解和洞察客户的本领。我前不久在佛山讲，要抓这个短板，不要变成一轮无效创新。

最近，我再次访问了硅谷。硅谷之所以强，不只因为他们有顶尖的技术专家或研究力量，更在于他们能看到未来市场的方向。实际上，就是他们的金融和市场能力特别强，是资本和市场在挑科学家，而不是反过来。

南方周末：像你书中所言，这些年不少中国企业都在向产业链上游攀爬。比如南方周末就报道过河南桑坡的隆丰公司，最初给UGG代工，后来收购国际百年制革企业，为LV等一线品牌提供皮革原料。（详见2025年3月9日报道《从UGG高仿到直播间白牌：“毛皮之都”桑坡爬坡》）这类企业算不算突破了“三明治”困局？

周其仁：这类企业现在已经非常厉害了，但龙头仍是LV等品牌方。LV为什么能发包？因为它掌握客户。但能进入这种全球一流供应链，本身就是进步。

听起来，安踏比这家企业又往前了一步，它把品牌也收了。现在安踏旗下有多个全球知名的服饰和运动品牌，用这些品牌去面对全球高端客户、最高出价者，而另一头是中国制造。这是令人振奋的经验。

关键在于，中国企业不能只盯着“压成本”。压成本当然没错，但不是为了低价卖货，而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客户，让利润更厚。利润厚了，才有研发能力，也才能给工人更高的工资，内需才能旺。

当年日本最好的产品都卖给国内，因为国内购买力足。我们现在国内购买力还不够，一方面，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偏低，另一方面是产业界习惯卖低价品。

我跟企业讲，中国的成本卖到德国，就该卖德国价格，到英国就该卖英国价格，到天上就卖天上的价格。为什么到天上还卖地板价？这没有道理。

南方周末：你认为创新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吗？

周其仁：没什么环境，就是有一个大奖原则，一旦对了你就巨富。成功概率越低的事情，奖励就必须越大，否则没人愿意去干。

现在很多人目光盯A股、香港市场，其实不能只在一个国家内看问题，要放眼全球。当年美国创投资本进来时，中国企业的关注点就并非局限于单一市场，而是找出了全球出价最高者。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氛围维持住，保持开放就是这个道理。

南方周末：你一直关注制度成本，现在还有下降空间吗？

周其仁：制度不改，矛盾难解决，这是自然结果。不必纠结于一处，而应全球布局，在全球网络中寻找合适节点。

2025年5月15日，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一位商户正在整理用于出口的圣诞帽。（视觉中国/图）

2025年5月15日，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一位商户正在整理用于出口的圣诞帽。（视觉中国/图）

“逢卷不入”

南方周末：对企业来说，你总结的三条寻路方法有没有优先级？

周其仁：没什么优先级。最精彩的例子还是一家佛山企业。它的产品全部出口美国，而且就在被加税的那一类，再加下去就活不成。美国一宣布加征关税，第二天他就去了柬埔寨看地。

这家公司以前从没去过柬埔寨，只好去请教已经在那里的人。对方说，你先来，来了就有办法。就像学游泳，有一种办法，就是先把人扔进水里，他自然会为了喘气而学会游泳。

南方周末：现在不少行业都陷入激烈竞争，俗称内卷，你认为内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周其仁：我从来不批评内卷，内卷有贡献。它让消费金字塔底端的人，能享受到更便宜的产品。非洲人能用上成本价六十几块钱的功能手机，就是因为中国有华强北。不然全是苹果、三星的天下。

但内卷对产业是不利的，因为利润太薄，研发跟不上，不可持续。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越卷越深，就越容易陷入模仿的死循环，难以脱身。不过，也有企业选择不卷。

我在佛山看到一家企业（经营PET保护膜），三年前18个工人，现在只多了两人，产值翻了一倍。老板第一次参加竞标时，发现同行把价格杀到几乎没利润。他有点血性，站起来就走，不做了。他提出一个关键问题，这行业全是这样做的吗？有没有不这么做的生意？

后来他找到了答案。这家公司不去抢大单，专做批量小、批次多、有技术难度的订单，这类单子没人抢，毛利率反而高。企业因此练就了不怕烦、不怕小、不怕难的能力，最后成为苹果、华为等大品牌创新试单的供应商。这叫逢卷不入。

还有一家温州企业（经营阀门垫片），做生意的原则是付现金拿货，你可以不要，那我改善我的产品，增加产品的吸引力。如今做到7亿元的营收规模，一分钱应收款也没有。这样他也不拖欠工人工资、供应商货款，反而就有好的工人和好的供应链，这就是良性循环。

南方周末：这些经验能否在行业里复制？

周其仁：不要指望可复制。我们太喜欢制造潮流，这是有问题的。把一个好经验传播出去，市场里有痛点的人，自然会反应。有人会学，有人不学。社会处理信息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

南方周末：你好像很少看AI这类非常热门的行业？

周其仁：对，太热闹的我都不看，他们接待任务太重了，我等热度退却后再看。我不喜欢看“人咬狗”的事，就喜欢看“狗咬人”，在平常里头发现真正有意思的东西。

总得有些潮流来推动产业前进，里面会有很多误区。我理解这些现象，但不会把有限的时间用于跟着潮流走。我很喜欢段永平的一句话，“敢为天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