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现“地铁代坐”：万物皆可“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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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黄牛”的出现既展示了经济学规律的威力，也对地铁公司的运营提出了挑战。作为公共交通，地铁公司的服务仍然需要满足公共服务的要求，不能也不必向其他纯粹商业式的出行服务靠拢。无论是“有偿占位”的民间“黄牛”，还是可能中的“商务车厢”，均非解决问题的应有之道。通勤高峰期的“座位稀缺”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地铁“黄牛”则是应予以打击的违规行为。

文｜王兢

责任编辑｜辛省志

近日，“上海地铁有偿代坐”火了。媒体报道，有网友发文称，二手交易平台闲鱼上出现了提供上海地铁“代坐”服务的帖子，引发网络热议。根据网友晒出的截图，一项标价1.99元的服务，可代占上海地铁9号线某特定路段的座位。类似帖子多集中在2、9、10、13、18号线等线路，发帖者大多自称从起点站附近上车，并承诺“让座”给买家。上海地铁工作人员对此回应称，此类行为不被允许。

据悉，这项号称“地铁代坐”的交易还有多个变种，比如“单次1.99元，包月50元”，服务范围覆盖2号线、9号线等早高峰拥挤线路，卖家多是起点站上车的通勤族，他们提前占座再微信私下交易“使用权”。甚至于，类似交易还衍生出了差异化定价体系，比如高峰时段加价，冷门线路打折，等等。

显然，这种地铁“黄牛”看似你情我愿、银货两讫，但其实蕴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

众所周知，地铁座位属于公共资源，“先到先坐”是地铁公司的服务准则。而“代坐”（实为“代抢座”）这种行为既涉嫌不当得利，也会挤占公共资源，让真正需要座位的其他地铁乘客要么忍受无座的煎熬，要么只能再花一次钱“购买座位”。“黄牛”实质上创造了一个“座位使用权二级市场”。他们通过提前占座的方式，将公共资源变成了可以交易的“期货”。

囤积公共资源牟利，违背公序良俗，也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这种交易还存在财产损失与信息泄露等风险，因为法律并不保护交易各方的权利，“合同”本身只能依赖“口碑”与“江湖道义”，一旦违约将无从维权。

如果上海地铁不加以管理的话，结果就会演变为愿意花一点钱买到确定座位的乘客越来越多，正常排队上车的乘客则会越来越难以获得座位。发展到极端情况的话，恐怕就是高峰期的地铁座位全部成了“黄牛党”公开囤积售卖的公共资源，让本应是先到先得的地铁座位成为“跑马圈地”的对象。在现实中，商业性质的体育/演唱会门票“黄牛党”尚且都有触法风险，遑论以地铁作为标的的新式“黄牛”？

这起事件在令人啼笑皆非之余，也未尝不让人思考，为什么连地铁座位都能出现“黄牛”，乃至给人以“万物皆可‘黄牛’”的感叹？举凡球票、演唱会门票、医院专家号、春运火车票乃至博物馆免费门票都会出现“黄牛”，本质原因是具备了稀缺性，“求远过于供”让二道贩子有了转贩牟利的空间。

无论是“真人黄牛”还是“数字黄牛”，他们的收入都源于商品的真实市场价格与票面价格之间的差额。只要这一差额比较显著，都会制造赚取差价的套利冲动，从而滋生出“黄牛党”。与地铁“黄牛”比较接近的是春运火车票“黄牛”：人们的出行需求在春节期间激增，火车票的真实市价已经超过了票面价格；上海地铁高峰期的出行需求激增，“通勤期间有个座位”的需求大大超过了地铁车厢座位的供给，以至于有人愿意多花一点钱买个座位，那就有人愿意以站着通勤的不舒适为成本，以有偿让座的方式，套取这部分收入，“挣个早餐钱”。

有声音认为，地铁公司也可以以差异化定价策略，分出“自由席”与“指定席”，分开“希望有座位的人群”与“可以选择站着的人群”，以此消灭“黄牛”的存在空间，地铁公司也可以创收增效。

但在现实中，国内部分城市地铁推出的“商务车厢”座位却乘坐者寥寥。以笔者的观察来看，北京大兴机场快线实施了普通车厢与商务车厢的差异化，但商务车厢的“上座率”并不高，绝大多数乘客仍然愿意去普通车厢先上车先抢座。

原因也不难理解，地铁乘客对座位的需求弹性并没有大到可以填满商务车厢的地步（大兴机场线普通座最高35元，而商务座为50元），尤其是普通车厢的拥挤程度，还没到让人愿意多花15元去坐商务座的地步。

相应的是春运火车票：大部分人购买高铁商务座或一等座的原因并非为了坐得舒适，而是抢不到二等座的“无奈之举”。对于渴望“花两块钱买个座位”的乘客而言，他们也不大可能向地铁公司“加更多的钱买座位”。

地铁“黄牛”的出现既展示了经济学规律的威力，也对地铁公司的运营提出了挑战。作为公共交通，地铁公司的服务仍然需要满足公共服务的要求，不能也不必向其他纯粹商业式的服务靠拢。无论是“有偿占位”的民间“黄牛”，还是可能的“商务车厢”，均非解决问题的应有之道。通勤高峰期的“座位稀缺”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地铁“黄牛”则是应予以打击的违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