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弦歌不辍：中山大学抗战四次迁校始末

南方日报社 黄婵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月26日，“废墟中的广州 抗战中的中大”专题展览在中山大学校史馆开幕。展览用400余张历史照片、20余件珍贵物件，真实记录广州沦陷的苦难，以及中大四易其址的坚守。作为校友，此前仅知母校在抗战时有过迁移，但对其间的艰难与悲壮毫无所知。周末，往校史馆走一走，当年广州的哭泣、师生的坚韧，都历历在目。

“废墟中的广州 抗战中的中大”专题展览海报。图源：中山大学

抗日大本营

1924年建校以来，中山大学秉承中山先生的反帝立场，一直走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强烈反对日本领事干涉“五七国耻”纪念活动，声援五卅运动，痛历骇人听闻、震动全国的“沙基惨案”，校长邹鲁发表“为惨杀案对世界民众宣言”，揭露惨杀案的真相。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步伐进一步加剧，中山大学抗日活动再起高潮。1935年2月25日，邹鲁演讲“日本积极侵华声中我人应有之认识”，提及1934年与日人神田的对话时特别强调：“因我个人有这样的对日态度与主张，便惹起日人对我极端的注意，更名中山大学为反日的大本营。”

“反日大本营”这一标定，让中山大学多次遭受日寇轰炸，损失惨重。1937年，中山大学拟定迁香港、广西、罗定等地的方案，未获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直到广州沦陷时，学校才仓促迁往罗定。

在本次专题展中，《Canton in Trümmern》（《废墟中的广州》）是核心展品之一。这本含有365张黑白照片的相册，由德国著名摄影师罗伯特·莱贝克拍摄，记录了1938年日军轰炸广州的惨状实况。

《Canton in Trümmern》（《废墟中的广州》）是核心展品之一。图源：中山大学

急走罗定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8月开始，日军对广州进行了持续14个月的狂轰滥炸，并“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被称为“抗日大本营”的中山大学在空袭中遭受巨大损失。在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均已择址迁移，南下的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前身）已在长沙组建完成时，中山大学却因经费缺乏、校内意见不一，以及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以“免得动摇人心”为由，制止学校搬迁。中大拟定迁香港、广西、罗定等地的方案，未获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华南战役打响。10月13日，淡水沦陷；15日惠州沦陷；16日博罗沦陷，日军直指增城、广州。

1938年10月17日，中大紧急拟定迁校程序举要；10月18日，学校公告迁往罗定的交通安排、搬迁时间、秩序要求与押运办法等；10月19日开始动迁工作；10月20日，主持学校日常工作要员乘汽车离校前往罗定。最后一批教职员工押运图书、仪器乘船离开广州是10月21日。这一天正是广州沦陷日。

罗定的安全形势较好，米、肉、鱼、菜、柴等价格普遍低于广州。罗定学宫大殿两侧房屋曾为中大学生校舍。但随着逃难至罗定的人口越来越多，县内人口从抗战前的31万急升至超50万，给本就紧张的生活配套设施带来了更大压力。

1938年11月18日，就新生入学报到地点及开学时间等问题，中大函电教育部，明确提出：“罗定地点尚非适宜”办学，“拟另择桂省龙川、百色等地，或滇省昆明等地上课”。

国立中山大学迁校路线示意图。黄婵/摄

西迁澄江

1938年11月，中山大学计划从罗定迁往广西龙州，但当时的情报显示，日军计划在广西北海登陆，接近龙州。学校迅速改变迁校计划，于1939年初从龙州乘越滇铁路赴滇，并最终选择澄江作为新的校址。

澄江县在昆明的南部，距离昆明56公里，县境约1000多平方公里，当时人口不及7万，县城人口更不足万人之数。而中山大学迁去师生员工有2000余人，“规模宏大，所需校舍甚多”，只能分散在城内城外，租借寺庙房宇、公共场所等为基本用房，另自行搭建简易房屋。

中大在澄江办学期间，学生们公演以爱国救亡为内容的话剧、粤剧，所得款项用于修建剧院，被称为“抗战期间之兴奋剂”。而平时同学们则从事抗战、兵役、节约、储蓄、劳军义卖、卫生防疫等宣传活动，不曾停歇。

小提琴家马思聪当时在中大师范学院任教，在澄江完成恋歌式作品《第一钢琴奏鸣曲》，并教唱抗战歌曲，如《战歌》《八·一三纪念歌》《战士们冲呵》等。

回迁粤北

1939年下半年后，澄江物价腾贵。1940年，校园不靖，风潮频作，校内外渐起搬迁之声。教育部催促中大等大学回迁。1940年4月，邹鲁请辞获批，许崇清代理中山大学校长。1940年7月初，日军策划从越南进攻云南。许崇清7月3日接教育部密电，令中山大学“全部迁移”。

1940年8月，中山大学从澄江回迁粤北、湘南。经过一轮“车马劳瘁，往复察勘”，1940年12月，中山大学分散于粤湘两省三县办学：农学院在宜章栗源堡，工学院在三星坪新村，理学院在塘口，师范学院在管埠，文学院在清洞，研究院在铜锣坵，医学院在乐昌城外，先修班及校本部在坪石镇，法学院在武阳司。

即便分散办学，房舍亦不敷使用，学校只能自建房舍。现存多幅建筑设计图出自工学院教授虞炳烈之手，校方因地制宜，请当地农民利用地方的杉木、竹竿等，以杉树皮做屋顶、竹片做墙壁，做成“竹织批荡”的棚屋。

在粤北办学虽然分散且条件艰苦，但学校还是千方百计聘请了一批著名学者来校任教。他们中有李达、王亚南、洪深、梅龚彬、卢鹤、陈寅恪（兼职教授）等。今年上映的电影《坪石先生》讲述的正是中山大学在韶关坪石的故事。

尽管艰难困苦，年轻学子的热情与信念在这里生根发芽，在山村与田野中燃起一抹明亮的光，照亮了战乱中坚韧前行的路，书写了教育与国家共患难的动人篇章。

三地办学

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起“一号作战”。6月长沙失守，8月衡阳沦陷，粤汉铁路全线告急。12月日军进军贵州独山受挫后回师桂林，扬言于元旦进攻当时广东省临时省会曲江，中山大学大部所在的坪石再次告急。1945年1月16日，湖南宜章栗源堡首先开枪，学校各院部仓促迁徙，分散到梅县、连县、仁化三地办学。

此次迁徙，由于战事发展迅猛，中山大学损失惨重，不少师生直接遭遇日军，被掳被害，然始终保持民族气节。坪石沦陷后，工学院卫梓松教授因病未能走避，滞留校舍。3月初，日人三井欲请其出任粤汉铁路工程师。卫教授受敌威胁不屈，3月20日于校舍中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殉国。附中教师陆兴焰、学生诸兆永在由坪石搬往仁化途中，遭日寇杀害。

林氏三姐弟日记。图源：中山大学

1938年广州沦陷，中山大学数迁校址：一迁粤西罗定，二迁云南澄江，三迁粤北、湘南，四迁粤东及粤西北、湘南。一波四折，但弦歌不辍。专题展览展出的中大员生林蕙仙、林本棫、林本朴三姐弟的日记，记录了三姐弟1938年-1943年间辗转虎门、香港、云南澄江、粤北坪石的求学与避难经历，让这段艰苦的岁月触手可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颠沛流离了7年的中大师生员工陆续迁回广州石牌原校址。

国立中山大学的播迁，是当年所有国立大学播迁中最曲折、蒙受最大损失的。中山大学挺过了战火的残酷磨难和炽热淬炼，不断凝练出日益厚实的家国情怀，在守护民族文脉、抗击法西斯的艰难斗争中走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