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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4日，浙江丽水缙云县城。（视觉中国/图）
▲2025年10月4日，浙江丽水缙云县城。（视觉中国/图）
全文共5474字，阅读大约需要13分钟
当前中国的大中城市也很难说已经实现了“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只是目前大中城市的中产阶层规模和比例要显著大于县域的中产阶层。
县域中产中女性更多的一个解释是，随着城市的拓展，商业和服务业的壮大，县域的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的生活、工作空间发生了改变，市场的新兴需求使得她们不断走出家门，从传统的“家庭主妇”变为了商业、服务业的从业人员。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南方周末记者 翟星理
南方周末实习生 温竹青
责任编辑｜钱炜
按照社会学流行的观点，中等收入阶层的持续扩大，最终建成中等收入阶层占绝大多数的中产社会，是共同富裕社会的主要特征。
截至2023年，中国县域占国土面积的90%，集中了全国大多数低收入人口。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县域中产阶层的培育与壮大，成为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关键。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长聘副教授何晓斌从事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等领域研究，长期关注县域中产阶层议题。2025年10月，何晓斌与其博士生赵青矣合作的论文《中国离县域中产社会还有多远——县域中产的特征、构成和发展趋势》发表，重新将目光投向了这片广袤且重要的区域。近日，何晓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勾勒出县域中产的特征和变迁，解读“中国离县域中产社会还有多远”。
01
被忽视的“主战场”
南方周末：此前，学界对中产阶层的研究多聚焦全国宏观状况或大城市，你为何选择将县域这一“被忽视的区域”作为研究核心？
何晓斌：共同富裕在社会结构上的集中体现，即是贫富差距的减小，以及相应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建立。换言之，中产阶层比重成为共同富裕的直接标准，中产阶层的生活状况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共同富裕的质量。
在中国，目前大部分中产阶层集中在大中城市。但在县域，特别是农村，“土字型”甚至倒“丁字型”（比较庞大的底层和较小的中产阶层）社会结构依然相对明显，与中产社会的要求尚有不少距离。因此，提升县域的中产阶层规模和比例就成为中国建成中产社会的关键环节，也是中国真正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
南方周末：研究是如何进行的？
何晓斌：该研究主要分析了2022年和2010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导收集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问卷调查数据，以及我们2023年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所做的经济社会问卷调查数据。在这些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参考其他学者有关中产阶层的研究，完成这篇论文。
南方周末：官方文件里并没有对中产社会给出具体的数值衡量指标。你在论文中介绍了不同的学者和模型对中产阶层的界定方式，但客观来说不同的界定指标存在较大差异，你如何取舍？
何晓斌：中产社会是中产阶层占据比较大比例的社会（一般大于45%）。中产阶层是学术界用得比较多的概念，而官方文件主要用“中等收入群体”的提法。
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十四五规划《纲要》名词解释之237”对中等收入群体作出了明确定义：“中等收入群体是指一定时期内，收入稳定、家庭殷实、生活舒适、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按照三口之家家庭年收入的中等收入家庭标准，我国年收入在10万元到50万元之间的家庭有一亿四千万左右，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
学术界不同的学者从收入、教育、职业等不同维度来界定中产阶层，但不管采用哪个指标，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中产阶层的比例相对发达国家而言还是比较小的，这个比例在30%上下。按照上述官方文件的估算，4亿人的话，也只占到14亿中国人的28.6%。
南方周末：根据你的研究成果，大中城市已呈现中产社会特点，但县域社会结构离此目标仍有较大距离。当前县域的社会结构究竟是什么样子？它与城市的社会结构有何不同？
何晓斌：如果把各阶层规模按照职业地位ISEI指数从低到高画成横向柱状图的话，当前县域社会结构基本还属于“土字型”的结构，也就是说，底层庞大，中产阶层已有雏形，但规模和比例相对较小（根据我们按照职业标准进行的测算，2022年这个比例为17.4%）。
当前中国的大中城市也很难说已经实现了“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只是目前大中城市的中产阶层规模和比例要显著大于县域的中产阶层。
南方周末：县域是中产社会建设和共同富裕推进的着力点，相比大中城市，为何县域中产社会的培育被视为重点和难点？
何晓斌：县域包含了中国大部分的农村地区，所占地理面积和人口规模又很大，相对于大中城市，县域在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方面都显著更弱。
因此，县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大多数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如果县域发展不起来，那么县域的中产阶层也发展不起来，而大中城市的中产阶层的发展基础和前景要好得多，因此县域中产社会的培育就成为难点和重点。
02
第三产业中的女性群体是主力军
南方周末：你在论文里明确提到，县域中产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和市场部门，且以女性比例更高。为什么是服务业和女性成为了县域中产增长的主力军？
何晓斌：因为体制内能够提供的岗位是有限的，而市场的发育一方面能带动增收，另一方面，它能促成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服务业的扩大，创造更多的新职业，而这些职业往往是“中产职业”。
县域中产中女性比例更高的一个解释是，随着城市的拓展，商业和服务业的壮大，县域的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的生活、工作空间发生了改变，市场的新兴需求使得她们不断走出家门，从传统的“家庭主妇”变为了商业、服务业的从业人员。
而这些职业，比如批发、零售从业者很多都属于中产职业。与之相反，在县域的男性很可能因保持原有在制造业或农业部门就业的样态，并没有迅速获得中产身份。
南方周末：与城市中产相比，县域中产在收入、财产和消费上都存在显著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
何晓斌：最根本原因源于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如前面所说，县域包含了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而农村地区相比城市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工业化水平都显著更低，因此县域居民的收入机会都显著更少，收入水平更低。
县域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也更低，跟城市相比，其消费水平、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都处于劣势。因此县域中产阶层相对于城市中产阶层的不稳定性更强。
南方周末：县域中产在消费倾向上有明显特征吗？
何晓斌：县域中产享受型消费占消费总额的比例低于城区中产，这既展示了其生活尚未达到城区中产的整体质量，也表现出这一群体本身重视实用、克勤克俭的消费观念。
在发展型消费上，在中国人普遍重视教育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群体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均较高，且彼此差别较小，县域中产相对更加重视教育，这可能是由于其更强烈地希望子代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进而实现离开县域到大中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愿望。
南方周末：现阶段的县域社会结构大致如何？
何晓斌：无论是与西方还是中国城市相对成熟的中产社会相比，县域中产的规模都更小、占县域总人口的比例也更低。然而，与农村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相比，县域已展现出中产社会的雏形。倒“丁字型”社会结构是底层庞大、中间层很小的社会结构。
南方周末：他们的父母也是中产阶层吗？
何晓斌：县域中产较年轻的年龄结构暗示我们，其很大部分是家庭中第一代获得中产身份者，这也意味着，他们成长在经济和文化资本相对较低的家庭中。
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数据显示，县域中产的父母中有一方仅具有义务教育水平的比例几乎为100%，父母有一方是农村户籍的比例则超过了80%。换言之，这一群体并非“生而为中产”，而是通过向上的社会流动方才获得中产身份。
03
中产扩容速度放缓
南方周末：你的测算显示，县域中产增速从2010—2016年的8.6%放缓至2016—2022年的2.2%，导致增速放缓的核心因素有哪些？
何晓斌：导致近年来中产增速放缓的核心因素主要是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整体趋缓，县域的经济发展和市场机会受到较大的约束，这里面有国际环境的挑战，还有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比如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规制等。
南方周末：城市化和市场化是塑造县域中产的两大核心动力。在当前经济增速换挡、外部环境复杂的背景下，这两大动力是否已经触及瓶颈？
何晓斌：我觉得城市化和市场化还是驱动县域中产的重要动力，因为整个县域目前的城镇化和市场化水平相对大中城市而言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这两大动力背后还有工业化和产业化，这包括传统农业转化为现代农业，还有发展基于县域资源特色的工业产业和服务业，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县域中产工作岗位。
南方周末：对比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中产占比饱和的情况，中国县域中产规模增长的“天花板”可能出现在什么阶段？
何晓斌：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中产占比很难讲饱和或者不饱和，因为中产阶层比例会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动态变化。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1971年，美国有61%的人生活在中产阶层家庭中，但到2023年这一比例下降到只有51%，一个重要原因是上层的收入增加速度相对中产家庭增加更快。根据日本学者2023年发表的一篇题为“The Shrinking Middle Class in Japan（日本中产阶层的缩水）”的论文揭示，日本中产阶层的比例从1985年的63.9%下降到2018年的58.1%。这跟日本1990年代之后经济长期处于低增长状态有关。
因此，我国县域中产规模的增长也跟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方式紧密相关，也可能会出现波动和变化。我国的问题是目前县域中产阶层的规模还很小，而不是饱和的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扩张，大规模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过程中发展壮大的，市场化是其核心的推动力。改革开放后我国中产阶层的发展跟西方发达国家有相似的地方，也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而成长壮大起来的。
但我国与西方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政府在各类资源分配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我国，政府和市场化过程都会对中产阶层的成长产生显著的影响。
04
到底还有多远？
南方周末：你在论文里提到“中国离县域中产社会还有多远”这个问题，目前看来，到底还有多远？
何晓斌：从时间上看来，根据我们的估算，如果按照之前的县域中产发展速度，国际国内环境总体稳定的前提下，我国有望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县域中产社会，届时中产占县域总人口的比例大于45%。
不过，各种重大的国内外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确定因素都会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县域中产社会的形成。首先县域的经济发展是基础，其次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各种资源要素，比如基础设施、技术发展、资金、人才、公共服务等，如果这些资源要素过于集中在大中城市而无法流入县域，那么县域中产阶层的成长和形成就会面临很大的现实挑战。
南方周末：在“十五五”规划刚刚开启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扩大县域中产规模？
何晓斌：“十五五”规划建议继续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结合我们论文的研究发现，这些举措和目标都能显著扩大县域中产的规模。
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都有助于创造出新的中产职业和收入机会，使得多数县域家庭稳定跨过中等收入门槛，并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均等化、普惠化使得中等收入家庭有稳定的生活方式和未来期待。
南方周末：县域数字化转型被视为中产扩容的重要动力，如何确保数字化红利能够惠及更广泛的普通居民，而不是仅仅成为少数“网红”或精英的专属通道？
何晓斌：减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让数字化红利惠及普通居民需要更多地照顾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和年龄较大的居民群体，需要给普通居民和数字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数字技能培训机会，不断改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比如物流仓储基地、电商直播中心，通过“网红”效应带动地方产业的发展，从而给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收入机会。
南方周末：“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具体应如何理解？
何晓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在中央的文件当中多次被提到，比如二十大报告提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等，指的是从以前的以土地和投资扩张、GDP增长为核心的城镇化转向以农民工、外来人口等新市民的市民化、城市融入、长期发展和生活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城镇化过程。
南方周末：最迫切需要突破的政策壁垒是什么？
何晓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突破现有的一些体制机制限制，比如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解除社保、子女教育、住房等资源与户籍制度的绑定，让社保、教育、住房、公共服务等资源覆盖所有常住人口，推进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跨地区转移，逐步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对于县域地区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转变为中产阶层市民都非常重要。
南方周末：县域中产普遍重视子女教育，并希望下一代能离开县域。这种“向上的离心力”是否会反过来削弱县域自身的人才储备和发展后劲？
何晓斌：这是对县域发展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向上的离心力”确有可能带来“人才外流”。最关键的是县域本身要有能留住人才的环境和土壤，也就是能够提供留住人才的工作岗位、发展机会和生活环境。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吸引和鼓励外出工作人员返乡创业就业，有不少大学生、退伍军人和城市白领看到家乡的发展机会而选择回到县域和家乡发展，他们带回了资金、技术和新的理念，对于推动县域发展，减小大中城市和县域的发展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留住这些人才的关键是县域能够提供跟大中城市差距不是特别大的就业、生活机会和未来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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