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下水”战略对中共华南抗战的影响

文 | 李翔

作为一个主要依托山地进行战略展开的党，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注重山区腹地的思维惯性。在党的领袖中，毛泽东同志最早意识到：“各个抗日党派和抗日人民，至今尚少注意这一方面……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1938年5月厦门失守后，毛泽东同志呼吁共产党人转换视角，注意在沿海沦陷地带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根据地；1940年4月，又嘱咐广东党组织负责人张文彬要注意“下水”，再次强调要在沿海沦陷区域打击敌人。这一认识的转变，是中共战略理论的重大突破，即把山地和沿海沦陷地带有机结合，共同服务于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创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解读“下水”战略对中共华南抗战的重大影响，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抗战时期共产党人军事视野与素养的了解。

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早战略地理转变是从城市到山地，转变方是全党。大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的特殊条件，使共产党人更看重对广州、长沙、武汉、南昌、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掌控。1927年三大起义后，在敌强我弱、军事斗争受挫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很快调整军事斗争的地理方向，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山区特别是数省交界的边远山区挺进。传统党史在书写这段历史时，主要从敌我力量对比着手，将其概括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经典理论。这对理解苏维埃时期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一个不太大的天地里，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高度随机应变的斗争能力有非常重要的帮助。如果把山地斗争的理论与陆权理论相结合，就能发现，在边远山地进行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认知，实则是陆权论的特殊化。它不是通过发达的交通路线控制广大战略区域，而是借助很难通行的崎岖山地，抵御敌人的进入，积蓄自己的力量，以待将来。

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二次战略地理转变是从山地到平原，转变方主要是华北八路军相关武装力量。依托山地进行战略展开的特殊陆权论，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首先在华北华中有了转变的契机。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苏维埃时期只有敌我双方。敌方国民党占据城市、平原、交通要道，我方只能在边远山区腹地寻找生机。而全面抗战爆发后，战争成为敌我友三方之事。敌方日军占据了东部和中部的许多城市、平原、交通要道，友方国民党被敌军压缩至东部和中部的山区腹地，中共中央则坚持在沦陷区域、在抗日中求生存。而随着国土大量沦丧，极富军事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不再受限于数省或数县交壤的边远山地。在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迅猛发展的实践中，中共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很快从单一的山地走了出来，之后的共产党人军事视野豁然开朗，并在若干平原、交通沿线、城市附近站稳了脚跟。

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三次战略地理转变是从平原到海洋，转变方主要是华南东江抗日游击队。在游击战争、抗日根据地创建的布局与实施中，毛泽东等人的军事斗争理论日益成熟，突出表现是除了继续看重内陆山地并把山地游击战上升为战略高度之外，在1938年5月厦门失陷后，很快意识到华南沿海地带的战略机遇。当时，共产党在华南和国民党相比居于劣势，加之日军1938年10月登陆华南，这种情况下，能否清醒地认识自身力量，不高估自己，不低估对手，既依靠统一战线又不过分受制于统一战线，提前做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选址等战略规划，更显得殊为难得。

东江抗日游击队的抗日实践，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下水”战略的可行性。在日军从海域登陆大亚湾前，我们党依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在沿海的东莞、宝安、惠阳等地展开比较有成效的军事活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论：“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从以后东江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历程来看，东宝惠一带恰恰成为中国共产党华南全局战略最重要的局部构件，“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遗憾的是，当时华南地区的领导人预判日军入侵路线是从粤北入手，由北及南。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判断，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恰恰是被苏维埃时期在山地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的旧识牵着鼻子在走。

“下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三次战略地理转变的成熟。1940年4月29日，毛泽东叮嘱张文彬：“没有大力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一个缺点。今后工作方针……应将工作重心放在武装工作和战区工作。现在应上山还是下水呢？现在一切偏僻的地方都成为国民党的地区，我们不要上山，而要下水，深入敌后活动。”5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东江抗日游击队发来指令：“曾王两部仍应回到东宝惠地区……曾王两部决不可在我后方停留。”“五八指示”否决了依托山地的五岭计划，明令东江抗日游击队返回东宝惠。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后，东江抗日游击队派人挺进香港，组建城市游击队和海上游击队，把城市和海洋作为抗击侵略者的广阔天地，东江抗日游击队和东江抗日根据地由此不断发展壮大。

在经历挫折之后，中共华南党组织意识到沿江沿海的东莞、宝安、惠阳的价值所在，逐步把战略空间聚焦到东宝惠一带。以陆地的眼光衡量，东宝惠处于陆地的边缘，战略纵深非常有限。但以海洋的眼光加以权衡，就能凸显东宝惠靠近香港、人力物力财力和东南亚可以相互呼应的政治军事地位。这一变化突出表现在：陆地和海洋在此结合起来，一国陆地的边缘地带可以成为东南亚区域抗战的重镇。在惠阳近海地带长大、又有海外经历的曾生，在战争中意识到大海对“扩大我军的回旋余地”以及争夺沿海区域对中共华南抗战的重要价值。后来曾生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通过积极争夺海洋，极大扩充了游击区域。东江抗日游击队日后的发展壮大，尤其是其司令部设在海边大鹏半岛土洋村，更是充分说明山区腹地和沿海地带，对中共抗战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