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策｜领跑深圳，如何破局“先行者困境”？

2025开年，深度求索（DeepSeek）以不怕虎的勇气锐气撼动美国人工智能巨头、产生连锁效应，宇树科技的机器人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不断破纪录进入全球影史前列……不断涌现的“爆款”正在刷新中国创新的全球存在感。

在新一波创新浪潮中，创新“优等生”——深圳，却被推向了审视的聚光灯下：当杭州、成都等在人工智能、文化科技等领域异军突起，诞生一批现象级企业与创业者时，深圳还有哪些“新锐”创新？近年，深圳创新是否仍旧领跑？在全球各地都在创新加速时，深圳是否“慢了”“保守”了？

这并非对深圳成就的否定，而是对“先行者”特区更高的期许与更深沉的鞭策。

深圳也迅速行动，召开“打造最好科技创新生态和人才发展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以“长期主义”回应焦虑，并持续推出多项新政。

先行深圳，也正经历着先行者转型阵痛与结构性挑战，如何“扬长避短”，让先行经验叠加后发优势，持续释放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正是深圳当前的课题。

先行者，如何继续探路

深圳之“特”，源于“先行”。这不仅是经济数据的先行者居上，更是制度破冰试验田和产业先发带来的发展动力。

改革开放之初，“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生产、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模式在深圳率先落地生根。短短数年，特区“三来一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鼎盛时超过8000家，吸纳百万就业，产品种类从寥寥几种扩展到近千种，硬生生闯出了一条现代电子工业之路。

这个“深圳模式”如同一颗火种，迅速点燃了整个珠三角，进而辐射全国，东莞、惠州、苏州等地纷纷效仿，让中国成功嵌入全球产业链。

与之伴随的，是发展倒逼出来的变革。从全国首次公开招聘人才打破“铁饭碗”，到率先实行岗位绩效工资不论资排辈，深圳最新形成的“英雄不问出处”的人才文化和创新文化，从最初只有两名技术人员的窘境，发展为如今科技工作者超200万的创新引擎。深圳的每一步先行先试，都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棋局率先完成了探路。

“高位”上的烦恼

先行者的快速发展，也带来资源、空间、配套等方面的制约，以及先行者“高位”发展后的“包袱”。

早在2005年，深圳就提出了“四个难以为继”，即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资源能源难以为继、人口承载力难以为继和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

2010年7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扩容。时任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曾展望：“扩容将为深圳发展腾挪出更大空间，为解决土地、资源、能源、人口难以为继提供解决途径”

15年过去了，特区扩容虽在名义上消除了“关内关外”的物理界线，但发展鸿沟仍在城市肌理中深刻烙印。比如，截至2024年底，深圳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密度达0.28公里/平方公里，位居全国首位，全年客流强度达1.35万人次/公里，位列内地城市第二。然而这一光鲜数据掩盖了原特区外的“轨道荒”——龙岗、坪山、光明等区轨网密度显著落后于市中心，居民通勤效率与市中心存在代际差。

在公共服务方面，虽然深圳通过集团化办学扩大覆盖，但优质学位供给仍显不足。老百姓心中真正的“好学校”“好医院”依然主体集中在原特区内。更有大量市民居住在深圳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中，它们总量高达50万栋，占全市房屋总量超过一半，密集的居住进一步带来对城市配套和服务的集中需求。

在发展空间上，深圳的土地资源困境已到了临界点。这座面积仅1997平方公里的城市，实际建成区面积已突破1000平方公里，开发强度高达50%，远超30%的国际宜居警戒线。更严峻的是，在270平方公里工业区块红线的硬约束下，新增产业用地几近枯竭——未利用地仅占市域面积的4.5%，且多为生态控制区内的零碎边角地。

更值得注意的是，深圳作为经济活力足、创新能力强的“尖子生”，一路奔跑在前，创造了全球瞩目的“特区奇迹”之后，也积累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在城市发展“高位”之上，如何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继续加大力度成为深圳当下的最重要课题。

“短板”所在，正是潜力所系，破局所向。

深圳的“短板”不是真的“短”，而是高需求上的更高期许，本质上是一种“先行者的烦恼”：当传统要素驱动模式式微，制度型开放、主动式创新成为破局关键。

区域发展的“温差”，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空间资源错配的历史遗留，呼唤着交通、公共服务、产业布局更深层次的均衡与协同，让特区扩容的蓝图真正在关内外每一寸土地上实现价值同构。

创新生态的“隐忧”，则是对原始创新能力、关键核心技术掌控力以及培育颠覆性企业土壤的深刻拷问，要求深圳在AI、机器人等未来赛道上，不仅要“快”，更要“深”与“韧”。

空间的“紧约束”，则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迫使深圳必须在存量更新、违建治理、产业空间统筹、飞地经济协同等难题上，闯出一条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集约化新路。

这些挑战，是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阵地必然遭遇的“成长烦恼”，是攀登更高峰时必须翻越的关隘，更是这座城市在完成原始积累后，迈向更高能级、更可持续、更具全球竞争力发展阶段所必须直面的“二次创业”起点。“短板”所在，正是潜力所系，破局所向。

直面挑战，解决困境的核心恰恰是需要解放思想，用开放的思路破除思维上的禁锢，用改革的魄力解决行政上的阻力。

这意味着深圳首先要用好“综改试点”这样的上层授予的改革机制，在制度型开放上寻求更大突破，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上实现更高效率、在创新生态培育上构建更优环境。其次要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加快与香港等地的规则对接，在开放创新、全球接轨等方面做更大探索和尝试。再者，还要用全球、全国先进城市的经验，在城市治理上“致广大而尽精微”，达到更高水平。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打通制约发展的堵点，将“先行者”的压力转化为“再领跑”的动力，让改革创新的星火在更均衡、更开放、更韧性的土壤上燎原，让鹏城的翅膀在突破瓶颈后，飞向更辽阔的天空。

前路虽艰，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开放者赢。

观点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深圳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改革合力

6月10日，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下称《意见》）发布，这是深圳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标志性、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郑永年表示，经过这些年的研究，他认为，深圳在整个国家体系里面表现为“块块”，但是所进行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实际上是受制于很多的“条条”。因为我们国家的“条块体系”，我们“块块”的改革被“条条”化了。像最近的河套、前海，这么小块里面，也是“块块”的改革“条条”化，有些改革在推进过程中存在困难，容易呈现碎片化，缺少综合总体性。

这个并不是深圳本身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还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那么由国家发改委来统筹，就是有效的制度保障，因为国家发改委在各个部委里面能够起到统筹协调作用。

郑永年认为，深圳的下一步改革，不仅需要《意见》那样自上而下的动力，也要配合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有效的改革，所以我对《意见》非常看好。对深圳、对国家发展过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但是下一步要脚踏实地，把《意见》落实到地面上才行。”郑永年说。

郑永年表示，因为就中央来说，这是一个来自上面的政策，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需要梳理一下方方面面的改革，我们从何而来？我们现在走到什么地步了？我们面临的短板是什么？这些短板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所以需要系统性、整体性的思维，这样才能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然后把短板补上。

南方+ 研究员  崔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