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从1757年至1842年，广州作为全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而十三行作为国际外贸机构，在这一时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是当时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然而，“十三行”之名起始于何时，为何冠以“十三行”之名等种种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学术界没有解决的历史悬案。
西方版画中的广州十三行。
西方版画中的广州十三行。
时任广州大学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主任和广州市十三行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冷东选定以印章作为突破口，试图将“广州十三行”起源及名称概念考证清楚。多年来，冷东带领团队远赴英国、美国等国家档案馆和博物馆，在故纸堆中搜寻出大量的印信资料。由这些资料积淀而成的研究成果，近日被悉数集纳在《方寸之痕天海间——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辑考》一书之中。
这部作品由广东岭南古籍出版社推出，根据海内外遗存清代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的原始档案，分类整理广州行商、外国组织、艺术标识的印章印迹，以此展现十三行商贸经济、行政管理、文化生活、中外交流的印章文化体系，彰显出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一环的底气与实力。
《方寸之痕天海间——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辑考》。
《方寸之痕天海间——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辑考》。
十三行印章藏着破解其历史谜题的钥匙
南方+：你近年的工作重点是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资料的收集整理，最早吸引你开启这项研究的原因是什么？
冷东：研究生毕业前夕，同学之间兴起一股治印之风。我不断寻找石料，将之打磨成形，搜肠刮肚撰写印文，这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经历。从2009年起，我开始在广州大学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任职。十三行引发了我强烈的研究欲望，从此就把所有的科研精力都献给了这个领域。
随着学者们对广州十三行的研究不断深入，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领域凸显出来——十三行作为享誉世界的外贸体系和商人团体，标志权力和身份的印信资料及相关研究仍然为空白。而实际上，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对其他十三行的研究来说十分关键。例如，十三行为何命名为“十三行”、它究竟起源于何时等基础问题，始终缺少一个能够让大家都信服的关键证据，而我想找到印章这个突破口。
南方+：这个项目在你历年来的学术研究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冷东：刚才提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发现广州十三行商会及诸多行商的印信实体，导致其印玺学研究无法展开，成为冷门绝学。
后来，我率先申报的《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整理研究》成为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学者个人项目。这是我冷门绝学“三部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另外两部是2017年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广州十三行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变化研究》和2023年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内外中国商业印信暨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这些研究都是一脉相承的。
2025年，《方寸之痕天海间——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辑考》问世，这是我在十三行研究领域的阶段性总结，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冷东（左一）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与剑桥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中间）、时任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聘任的美国学者安乐博教授（右一）合影。
冷东（左一）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与剑桥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中间）、时任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聘任的美国学者安乐博教授（右一）合影。
南方+：为何选择印章作为突破口？
冷东：印章是人们思想艺术的物质载体，是人类文明留存的痕迹，在行政管理、商贸经济、文化生活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古今中外皆是如此。
印章从来不只是简单的信物——从传国玉玺象征王朝正统，到广州南越文王墓“文帝行玺”和江西海昏侯墓“刘贺”印确认墓主身份，印章从来都是最为“硬核”的历史证据之一。
“文帝行玺”。
“文帝行玺”。
以十三行为中心的中外商民，在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广泛应用印章，但无论实物、资料还是研究都近乎空白，这是不正常也不符合史实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印章实体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不知所终，即使保留有印章印迹的文献也相当珍稀，它们分散于国内外众多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之中，寻觅起来十分困难。可是，我们还是要“抢救式”搜寻。毕竟，十三行作为清代中国对外贸易的核心，它的印章必然藏着破解谜题的钥匙。
南方+：与其他的十三行专著相比，《方寸之痕天海间——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辑考》具有怎样的特色？
冷东：《方寸之痕天海间——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辑考》并不是印玺学研究，不以篆刻家、印章鉴赏和印学理论为重点，而是以文献遗存的印章印迹为重点，通过整理考证档案文献及图录上的印章印迹，研究全球视野下清代中期中外贸易组织、贸易体系、规则机制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和作用。
这部作品有着“正十三行之名”“溯十三行之源”“扩十三行之军”等效用，解开了很多谜题。譬如，史料中对十三行有十几种称呼，而印章作为最权威的“身份证明”，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十三行”只是俗称，其官方名称应为“外洋行”。“外洋会馆图记”是其商会组织的正式印章，而“外洋会馆”则是它的行会会所，这进一步证实了“外洋行”成立之年1760年便是其起源之年。
广州洋行区图。
广州洋行区图。
有意思的是，十三行的组织比我们目前所知的还要庞大。历史学者梁嘉彬著作《广东十三行考》共记载了40家行商，而我们凭借商贸契约上的印章，重新确认了数十家未曾被记载的商行。
新知源于侦探般的“顺藤摸瓜”
南方+：如今你如何看待十三行印章研究的意义？
冷东：印章不仅仅是实体印章，还包括除了印章之外的签字、画押、署名。通过这一枚小小的印章，我们可以找到社会发展、政治治理、文化生活、个人生活等一系列密码。从某种程度上说，十三行印章的意义与价值也就越来越广泛了。可以说，我们已经改写了原来对印章的认识。印章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体系的，过去，我们对它认识不够全面。
最开始，印章被认为是“二分天下”，只有官印和私印，官印是政府部门的印章，私印则是官员和文人个人的印章，其中并没有商印的地位。我们在十三行的基础上，证实了商印的存在，变成了官印、商印、私印的“三分天下”。
在研究十三行印章的过程中，我们又发现岭南社会的一个特点，是中原、江南一带没有的。十三行在跟外国打交道做生意时，还有一些中外印章文化的交流，这些交流是世界性的。所以我们又从原来的“三分天下”，提升到现在的“四位一体”。官印、私印、商印，再加上外国的印章，在十三行在广州得以汇集，得以交流。
因此可以骄傲地说，通过十三行，我们可以重新认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印章体系。
历史从来不只是冰冷的文字，还可以是印章蜿蜒曲折的纹路。通过一枚枚印章，我们得以触摸到十三行商人的智慧与勇气，读懂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底气。
南方+：能否简要描述探访世界各大档案馆、博物馆的经历？最早看到外国博物馆馆藏的原始档案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冷东：为了解决收集资料这个难题，我带领课题组成员先后访问了美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的档案馆和博物馆。
冷东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找到关键资料——“外洋会馆图记”。
冷东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找到关键资料——“外洋会馆图记”。
我最难忘的是2017年去英国大英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搜集资料的经历。例如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怡和洋行档案室，我们找到了历史学家杨联陞教授从前提到的文献——1832年东生行与怡和洋行的租约。在这份租约上，“外洋会馆图记”印章这六个字清晰可见，这便是十三行商会印章首次被发现的经过。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依然能感受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和“芝麻开门”的喜悦。
1832年东生行义和馆租约。
1832年东生行义和馆租约。
两年后，我们又重点收集了荷兰、瑞典、丹麦三国有关广州十三行的原始档案，发掘出17至19世纪大量遗存的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收获颇丰。
那些亲眼、亲手触摸稀见档案的惊喜，畅游在各国档案馆、美术馆知识海洋中的愉悦……让我流连忘返，也让我切身体验到王国维提到学术三重境界的最后一重，便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采写：南方+记者 戴雪晴
图片：受访者提供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