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以下，该不该禁止刷社交媒体

▲儿童沉迷刷社交媒体，成为令家长头疼的共同难题。（视觉中国/图）

▲儿童沉迷刷社交媒体，成为令家长头疼的共同难题。（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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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借鉴国际立法经验，限制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使用社交软件。”

“简单照搬国外的‘一刀切’禁令绝不可行，我们需要的是一套适配本土国情的精细化监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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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南方周末实习生 苏罗杰

责任编辑｜何海宁

“和身边朋友交流，大家都有未成年孩子无节制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的烦恼。”2026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全国人大代表田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是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田轩想到一个身边人常会提及的场景：深夜做功课的孩子手指不自觉地在手机屏幕上滑动。“屏幕那头，是同学们分享的短视频，聊不完的消息，而屏幕这头，是孩子们难以自控的注意力。”

这个再常见不过的场景，成为田轩2026年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媒体的建议缘起。他想到了一个办法——采用“通用账号+学生账号”的“双轨制”分级账号机制，通过限制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使用，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

据《第六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中国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增长至97.3%，总体处于基本饱和的状态。

全国政协委员、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本宏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软件的频率之高也有担忧。2026年全国两会上，他建议将16周岁设定为未成年人注册使用社交类平台的“数字成年年龄”。

田轩与于本宏的提议，共同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在未成年人网络沉迷与风险交织的当下，我们究竟该如何划定那道保护线？

“数字成年年龄”

于本宏认为，单纯依赖家庭监督未成年人自律，已难以应对平台算法驱动下的系统性风险。

他进一步解释：表面看，是未成年人自控力弱、家长监管不力，深层次看，则是商业平台以流量最大化为导向的算法推荐机制，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应借鉴国际立法经验，限制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使用社交软件。”

据新华社报道，澳大利亚《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于2025年12月10日正式生效，该法案要求特定社交媒体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满16岁的人在其平台拥有账户。自此，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采取如此严格措施的国家。

2025年7月，澳大利亚政府电子安全机构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数据表明，在作为调研样本的2629名10至15岁之间的儿童中，有96%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其中70%的儿童接触过有害内容。

澳大利亚政府强调，该举措可以减少社交媒体平台一些特定设计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这些设计会吸引青少年“花费更多时间在屏幕上”，同时令他们接触到可能损害身心健康的内容。此后，希腊、西班牙、马来西亚等国也推动了年龄限制措施进入立法程序。

“这一国际趋势，折射出各国对平台算法驱动下系统性风险的深刻忧思。”于本宏说，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同样面临严峻挑战。

他引用《2024中国青少年网络使用调研报告》的数据：未成年人用网呈现低龄化趋势，社交娱乐类平台占据主要使用时长，“社交+娱乐”双驱动特征凸显，非理性消费与诈骗风险交织。

于本宏称，更值得警惕的是，网络沉迷与心理健康风险密切关联——网络成瘾发生率随年龄增长呈递增趋势，且与抑郁、焦虑、自杀意念显著相关。

此外，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泄露、网络欺凌、隔空猥亵等侵害案件时有发生。有的未成年人在校园“表白墙”遭遇持续网络诽谤导致抑郁焦虑，有的因“高薪报酬”诱惑陷入录屏威胁。

另一方面，现有平台治理存在明显短板，“青少年模式”普遍存在入口隐蔽、内容单一、易绕过等问题，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监测预警、快速处置的能力仍有待提升。

对此，于本宏建议，确立分级管理制度，明确年龄门槛与平台责任。由国家网信部门会同教育、公安等部门，研究制定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保护性管理规定，明确将16周岁设定为未成年人注册使用社交类平台的“数字成年年龄”。要求平台运营者对新增用户实行强制性年龄核验，对存量用户逐步完成排查清理。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贵港市图书馆馆长李燕锋也在此次全国两会中提出类似建议：明确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14岁以下禁开游戏账号；14至16岁未成年人开设游戏账号须取得监护人书面同意并实行双重实名核验，从源头堵住身份认证漏洞。

于本宏补充，同时，应明确平台对低龄账户的法定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默认关闭个性化推荐、禁止夜间时段推送消息、限制私信与直播功能、设置连续使用时长提醒与强制中断机制。

左为田轩，右为于本宏。（受访者供图）

左为田轩，右为于本宏。（受访者供图）

“双轨制”

“我国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家庭结构，还有数量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简单照搬国外的‘一刀切’禁令绝不可行，我们需要的是一套适配本土国情的精细化监管方案。”

田轩认为，当前中国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媒体的监管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四方面。

一是分级管控体系不健全。缺乏适配国情的年龄分级账号机制，仅依靠用户自主申报年龄，强制身份核验手段不足，13岁以下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主流社交平台、13-16岁未成年人无监管使用平台的现象较为普遍，未形成“校园场景—家庭授权—平台管控”的适配模式。

二是平台责任落实不均衡。部分平台对成瘾性功能管控不足，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算法推送偏向娱乐化、同质化内容，正向引导作用薄弱；有害内容审核过滤的精准度与效率有待提升，小众社交平台、即时通信工具成为监管盲区，违规成本偏低导致平台履职积极性不足。

三是协同治理机制不完善，政府监管部门、家校、专业机构等介入不够。

四是监管适配性与实操性不足。

对此，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双轨制”，让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有对应的管控规则：通用账号针对16岁以上未成年人，经实名核验后可自主注册；13-16岁未成年人注册学生账号，需绑定监护人信息及学籍信息，经监护人授权后方可使用；13岁以下未成年人仅可使用教育部门备案的校园社交及学习类平台账号。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达出分级管理的观点。其认为，关键在于让年龄验证真正落地，让家长真正参与进来。“一刀切的年龄限制可能带来执行难题，而且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需求确实不同。”

田轩补充，还应强化算法与功能约束条款。禁止平台设计、使用诱导未成年人成瘾的功能及算法逻辑，要求平台默认开启青少年模式，强制关闭学生账号下的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成瘾性功能。明确平台算法需遵循“教育优先、正向引导”原则，针对学生账号优先推送科普教育、心理辅导等适合青少年的正向内容，学生账号算法需经教育部门合规审核，平台定期向监管部门提交算法合规报告。

“疏堵结合”

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禁令规定，如果禁令生效后仍有16岁以下用户拥有账户，家长和孩子本人不会受到任何处罚，但平台若未及时移除违规账户则可能面临高额罚款。对于未满16岁的用户，平台理论上需注销其账户，并使其无法使用互动功能。

但平台如何准确验证用户的年龄，这是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平台普遍采用用户自主申报年龄的方式，漏洞也很明显——任何一个未成年人都可以谎报年龄注册账号。

为了落实这项全球最严的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运营的平台动用了一套相当复杂的技术组合来识别用户年龄，包含证件、人脸、行为、第三方信息等多层验证。

针对中国国情，于本宏建议，应授权公安部公民身份信息查询系统或其他国家指定机构，为社交平台提供统一的、最小化的身份核验接口。平台仅需传输必要的核验请求，系统反馈该用户是否年满16周岁，不泄露具体身份信息。“既保障验证准确性，又维护用户隐私安全。”

而田轩提出的“双轨制”，则依托全国学籍信息系统和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数字身份认证体系，实现政务、学籍系统与平台的技术联动。

针对“农村孩子缺乏监管，老人不会操作管控工具”的问题，田轩建议社交平台加入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监管保障措施，增设线下身份核验辅助渠道，避免技术门槛形成监管空白。

此外，建立动态监管清单制度。由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梳理未成年人使用率较高的社交平台、即时通信工具清单，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对用户规模大、风险隐患高的平台重点管控。定期评估，动态调整。

“堵不如疏，除了限制与监管措施，更要提升未成年人的数字素养。”田轩强调应重视“数字素养教育”的托底作用。他认为，在学校层面，核心是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重点培养未成年人安全上网、辨别有害信息、理性使用网络的能力，让未成年人从根源上树立正确的网络使用观念。

于本宏也提出了“疏堵结合”的思路，除了上述措施之外，还可以编制《未成年人网络使用指导手册》，引导家庭科学管理子女上网行为，提升全社会数字适应能力。

他补充，可以开发公益性、无算法的未成年人专属网络平台，由国家教育部门牵头，依托现有教育网络资源，建设集学习、社交、娱乐于一体的“国家青少年数字空间”，内置符合未成年人认知特点的内容资源，不设商业推送算法，不投放个性化广告。“提供安全、绿色、可控的网络社交替代方案。”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多名代表委员将议题指向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成瘾问题，南方周末推出系列报道，纵论各方观点，厘清是非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