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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2日，“山东入室抢婴案”在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视觉中国/图）
▲2025年4月2日，“山东入室抢婴案”在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视觉中国/图）
被害人家属一方已提起申诉。除了不认可已过追诉时效的结论，他们还认为，买家部分参与了拐卖行为。
当前，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最高法定刑为三年，追诉期限为五年。律师建议将最高法定刑提高至五年，则可将追诉期限延长至十年。
文｜南方周末记者 李在磊
责任编辑｜谭畅
近日，“山东入室抢婴案”再次引发外界关注。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检察院认定，该案中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刘某强夫妇，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但因已过追诉时效，决定对二人不起诉。2025年7月18日，被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李圣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们对此结果不服，已经向检察院提交申诉，正在等待回应。
李圣表示，他与被害人家属一方不认可追诉时效已过的认定，同时还认为，除了“买家”身份以外，被告人还部分参与了拐卖的行为。
多年来，拐卖儿童案件受害者群体一直在呼吁拐卖儿童案件的“买卖同罪”，“山东入室抢婴案”再次让这一话题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寻亲群体的代表人士孙海洋认为，法律一直有对买家的处罚规定，但是因为各种现实因素，他们往往能够逃脱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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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过追诉时效”
两份肥城市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显示，因涉嫌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刘某强夫妇二人于2024年1月18日被肥城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24年7月8日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2025年1月17日被肥城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此案之所以引发外界强烈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作案过程性质恶劣。经检方查明，2006年11月左右，曾某某得知刘某强夫妇想抱养男孩，产生了偷个男孩卖给他们的想法。后曾某某等三人共同预谋此事，得知肥城市王庄镇后于村的姜磊家有两个孙子、家中只有老人等信息，并到此家附近踩点。
2006年12月4日凌晨1时许，曾某某等三人携带撬棍、断线钳等工具采用翻墙入院破锁的方式进入姜磊家中，使用暴力、威胁手段控制住姜磊夫妇，并将不满一岁的男婴从床上抱走后。次日，该男婴被以28600元的价格卖给刘某强夫妇。刘某强夫妇给被害人另外取名并落户于济宁市任城区。
“法院也认为他们有罪，只是过了追诉期。”姜磊妻子乔守芬说，她当年便报案，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孩子，并非放弃追究；警方立案后未及时破案，未告知孩子被拐细节及买家信息，家属“无对象可追究”，所以，不应被认定为过了追诉期。
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年孩子被拐走后，买家没有身份证明，以造假的方式，把户口上到了另外一个城市，这一行为，明显是为了躲避侦查。“若认可此类案件过了追诉期，会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犯罪分子是不是就会想，犯事了，出去躲几年就可以了。”
李圣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除了不认可已过追诉时效的结论外，他们认为，刘某强夫妇在本案中参与了部分拐卖行为。“是他们先提出自己想要孩子的诉求，然后找到中间人，还签了协议。”他分析，这起拐卖案不是人贩子先拐走儿童再寻找买家，而是买家先提出需求，然后促使人贩子去拐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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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买家责任之困
北京市隆安（广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罗杰持续关注拐卖儿童类案件，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追诉时效问题，的确是困扰被害人家属的痛点。他解释，对法律不熟悉的大众会产生一些误解，以为拐卖案中的买家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其实并不是；法律明确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也是违法犯罪行为，只是制裁力度比“人贩子”要小，“拐卖最高能判到死刑，买家一般不超过三年。”
他解释，被拐卖儿童家属群体呼吁“买卖同罪”，是希望能够加大对买家的惩处力度，达到与拐卖者同等的水平。否则，由于惩处力度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们很容易逃脱法律制裁，超过追诉期限就是常见情况。
罗杰说，追诉期限和惩处力度存在着一定关系，刑期越久，追诉期通常也会越长。当前，收买一方构成犯罪的最高法定刑为三年，按照刑法中追诉时效的规定，收买行为发生后，如案发时已经超过五年则不再追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犯罪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依法应当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等决定。
“拐卖儿童的案件，亲生父母很多都是过了十来年甚至更久，才找到孩子，很多都过了追诉期。”罗杰认为追诉期的限制给了买家逃脱制裁的空间，此外，法院在判罚时也会考虑到实际情况，例如尽量避免对儿童造成“二次伤害”，客观上造成对买家判罚较轻。
罗杰说，司法实践中会对买家目的稍作区分，如若将儿童作为行乞之类的敛财工具，拐卖以及“收养”阶段，往往伴随着虐待、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犯罪行为，法律对其打击很严重。但是，如果是当作家庭成员收养，考虑到孩子的情感因素，量刑时会有一定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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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提高最高法定刑
“没有买家，就没有拐卖行为。”孙海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众多被拐卖儿童家属，都十分关注“山东入室抢婴案”。这一群体承受了很多痛苦，找到孩子后因为各种现实问题无法向买家追责便是其中之一。
孙海洋说，此前也有过走司法程序向买家追责的案例，山东这个案件，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性质恶劣，“在家里抢走的”。他说，此案找到了当年交易的证据，明显可以证明买卖孩子，只是过了追诉期。还有很多案件，因为年代久远，证据也很难收集。尽管追责买家可能造成对孩子二次伤害、孩子不认亲生父母等现实困境，大家还是支持“买卖同罪”。
罗杰分析，刑罚的威慑力在于它的及时性。但因为时代、技术的限制，很多拐卖儿童的案件，都是时隔很多年后才告破，这就大大降低了对犯罪者的威慑力。随着DNA技术、人脸识别技术的普及，现在，公安机关能够及时调查被拐儿童的去向，“可以很大程度上杜绝这种买卖行为的发生”。
对于过往的遗留案件，罗杰认为，当务之急是延长犯罪后的追诉时效，结合具体案情和收买、养育过程中产生的复杂社会关系，综合考虑是否给予收买方从严或者从宽处罚，以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虽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最高法定刑仅为3年，但在收买中如发生其他犯罪行为，可以数罪并罚加大打击力度。
同时，鉴于不少案件都经历了较长时间才告破，导致不能追究刑事责任，从而引发公众质疑，建议立法者考虑将最高法定刑提高至五年，则可将追诉时效延长至十年，有利于追究收买儿童一方的刑事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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