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勇：戏曲选本形态研究的视角、方法与意义

——国家社科基金广东优秀成果推介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明代戏曲选本叙录与编刻形态研究”（22BZW095）负责人为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志勇，项目形成了《明代戏曲选本叙录》（30万字）、《明代戏曲选本编刻形态研究》（30万字）等最终成果，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本课题成员有田金弘、蒋思婷、雷雨佳、贾雨潭等。

文 | 陈志勇

戏曲选本是指剧曲的选集，一般而言，包括整剧选本和散出选本两类。由于整剧选本（如《六十种曲》《元曲选》《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等）更多体现为剧本丛刊的形态，故在学术史上“戏曲选本”多指散出选本。明清时期是散出选本编选、刊刻的繁荣时期，今存此类选本至少有64种，总字数在千万以上。这是一个体量巨大的戏曲文本宝库，为明清戏曲的出版、传播、接受和戏曲史变迁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文献。

在戏曲知识向更广泛的人群推介、传播环节中，戏曲选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体现为两种形态：一是书坊精选民间戏班正在演唱的戏曲散出，刊刻成文字，供更多的中下阶层人士阅读、欣赏；二是遴选上层文人创作或改编过的戏文中经典散出，通过加滚、夹白等方式，将之通俗化，让更低文化层次的人士能够阅读、欣赏。这两种方式客观上将舞台演出本（演出脚本、艺人抄本）转化为一种以书籍为载体的公共戏曲知识，让更广泛的人群通过阅读获得对戏曲的了解和亲近感。在晚明时期，戏曲不仅成为上层文人生活的必需品，而且也吸引更多中下阶层民众参与戏曲（作品）的阅读与观赏中来，形成全民参与戏曲消费的文化氛围。某种意义上，民间坊刻戏曲选本的制作和流通，培养了更多的观众、读者，从而将戏曲市场的“蛋糕”做大了，对戏曲市场的扩张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如何在摸清戏曲选本的家底，对每个版本进行叙录，继而揭示这些选本的编刻形态及其戏曲史意义，是当下戏曲选本研究的重要任务。由于戏曲选本展现出丰富多样的编刻形态，而且已经溢出戏曲史研究的范围，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意义，与“书籍史”的理论视角和内涵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故而采取这一视角，为这些文献的解读贡献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思考。书籍史是近几十年来兴起于欧洲的交叉学科。20世纪50年代末，由法国年鉴学派学者吕西安·费弗尔、亨利-让·马丁等提出书籍史理论，他们跨越目录学的畛域，以书籍为中心，更加关注书籍生产与读者接受之间、书籍与社会系统之间、文类体系和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书籍史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及其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书籍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理念，意味着学术视野的转向和研究方法的新取向，改变了传统的“文献学”以版本和目录为中心的研究向度，转换到书籍的生产、传播、流通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特点的考察，已经带有明显的文化史、社会史的印记。正因如此，在书籍史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西方一些学者如奥地利学者皮埃尔·V·齐马、新西兰学者麦肯锡等进一步提出“文本社会学”（Sociologyoftexts），不仅探究书籍的物质形式及其生产、接受的形态，而且探讨书籍“形式”的社会意义，拓宽了书籍史的研究范围。

正是基于这一视角和理念，将每一部明清戏曲选本都视为一种社会性文本，通过它们“物质形态”的揭示，还原编者和书商的选本编纂、出版策略。具体而言，编刻形态的研究包括：其一，书籍形制与读者群体的预设。按照学者罗杰·夏蒂埃的理论，形制是书籍抵达读者的方式，因此，要抉发书籍的社会意义，必须重视书籍的形式。在他们看来，书籍的物质形态，诸如纸张、字体、字号、排版以及内容的选择，都直观地反映出版商对书籍的理解、成本的考量、消费者的预设和市场流通的把握。质言之，书籍所呈现的物质形态是各种出版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它连缀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头，赋予书籍独特的个性与气质。

其二，选本个性的生成及其因素。曲选是一种独特的“类书”——它专门为阅读者提供“曲类”素材，这也就赋予诸多曲选独特的书籍性质。这种曲词类书的汇集环节，编纂者一定要考虑通过哪些途径获得素材、如何选择曲段；收集到庞杂的曲词后，又面临如何分类，哪类曲词多选、哪类曲词少选；进入书籍的编纂环节，又将考虑如何分卷，不同曲段哪些先列、哪些后列。这些环节都将影响到书籍最终呈现怎样的物质面貌和文本形态，也影响到它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并获得是否可观的商业利益。

其三，书籍编刻与剧坛时尚的关系。研究书籍史就是“研究支撑整个社会的知识搜集与传播的社会交流过程”（《书史导论》），这一过程，其实已经将书籍与社会联系起来，使书籍的编刻方式、内容选择、销售途径与时代背景、社会思想、政治环境之间成为不可分割的意义系统。

综之，以书籍史的视角和方法，意味着将戏曲选本置于社会系统中进行书籍出版史和戏曲史的双重审视，考察这些选本的物质形态、编刻出版策略、市场流通和消费（阅读）方式，探寻选本编刻与戏曲传播接受、戏曲选本与演剧史的深层联系，揭示曲选在书籍制造与阅读流通等环节的独特形态与意涵，按照戏曲选本编纂、出版和消费/阅读的社会学架构来重新理解明清戏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