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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6年1月28日，韩国首尔，人们在火车站观看电视屏幕上播放的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希腐败案庭审判决直播。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于1月28日判处金建希20个月监禁，但操纵股票等其他指控未被采纳。(视觉中国 / 图）
▲当地时间2026年1月28日，韩国首尔，人们在火车站观看电视屏幕上播放的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希腐败案庭审判决直播。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于1月28日判处金建希20个月监禁，但操纵股票等其他指控未被采纳。(视觉中国 / 图）
全文共6194字，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
“无论是金建希，还是朴槿惠时期的崔顺实，她们的身份都不是正式权力持有者，而是一种影子权力——凭借与最高权力者的私人关系而实质行使权力的非正式权力。”
韩国宪政史上首次出现前总统夫妇同时被拘押。尹锡悦因涉及内乱罪相关嫌疑，于2025年7月10日被逮捕，目前羁押在首尔拘留所。
金建希案，成为观察当代韩国影子权力形态变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文｜南方周末记者 程海琴
责任编辑｜姚忆江
一审判决并未为金建希案画上句号，反而将争议推向总统配偶这一角色背后，权力如何在非正式位置上持续运作。
新华社援引韩联社2月2日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妻子金建希，已就其所涉案件的一审判决提出上诉，针对法院认定其从统一教方面接受请托和收受高价物品构成受贿的裁决，主张事实认定和量刑存在错误。
1月28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审判第27合议庭判处金建希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追缴1281.5万韩元。
1月30日，负责调查金建希相关案件的“金建希特检组”也已就同一判决提出抗诉，指出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对无罪部分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而对有罪部分的量刑则“明显过轻”，已构成违法。
同一份判决之下，被告与检方分别否定法院的关键判断，这起牵涉总统配偶、宗教势力、资本市场与政治中介的案件，在一审宣判后迅速进入上诉与抗诉并行的阶段。
1
“无足轻重之人”？
“像我这样无足轻重的人让国民感到忧虑，对此深感抱歉，我将认真接受调查。”
2025年8月6日，金建希以嫌疑人身份公开到案，接受特检组接受调查前，对聚集在现场的媒体如此表态。
金建希自称“无足轻重之人”，而韩国法律界内外普遍认为，这是“刻意贬低自己、试图规避责任的策略”。在多项指控中，案件是否成立的关键，并不只在于是否存在具体行为，还在于被告是否在相关事务中具备实质性地位与影响力。
据新华社报道，2025年8月7日，“金建希特检组”以涉嫌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为由，向法院申请批捕金建希。12日深夜，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签发逮捕令，理由是“担心（嫌疑人）销毁证据”。
这三起案件，分别指向资本市场、政治运作与宗教网络的交汇地带。
其一是“德意志汽车股价操纵案”。检方指控，金建希在2010年至2012年间，与德意志汽车公司前会长权五洙等人合谋，通过对敲、虚假交易等手段操纵股价，非法获利约8.1亿韩元。
其二是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涉及其与被称为 “建振法师”的全成培之间的资金与政治往来，检方认为相关行为发生在特定政治节点，存在请托嫌疑。
其三是统一教相关人士的请托与财物往来案。检方指出，2022年4月至7月期间，金建希通过全成培收受包括英国格拉夫钻石项链、香奈儿包在内的高价礼品，涉案金额合计约8000万韩元。
金建希在8月6日的调查中，对上述嫌疑予以全面否认。
这是韩国宪政史上首次出现前总统夫妇同时被拘押的情况。尹锡悦因涉及内乱罪相关嫌疑，于2025年7月10日被逮捕，目前羁押在首尔拘留所。
他已连续4次拒绝出席内乱庭审，也拒绝配合内乱特检组及金建希特检组的调查。法院1月11日决定对其启动缺席审判程序。
1月28日的判决与“金建希特别检察组”上月在量刑庭审中提请的15年有期徒刑、20亿韩元罚金及追缴非法所得9.48亿余韩元相去甚远。一审判决未能给出明确答案，反而引发新的争议。
“三项指控中有两项被判无罪，的确让人没有想到。”韩国家庭案件专家律师孙正惠评价，特检组以极其强烈的意志提起公诉，但多数指控未获采信，判刑金额也被大幅减轻，“这说明特检组掌握的证据相对薄弱”。
韩国知名律师孙秀浩直言，“最终是否会维持无罪判决，仍难以贸然下结论”。
围绕金建希的争议，并不限于司法层面。
自尹锡悦2021年12月参选总统起，金建希便被爆出存在学术不端、履历造假等问题。淑明女子大学于2025年6月16日宣布撤销金建希的硕士学位。据悉1996年本科毕业后，金建希先后前往淑明女子大学和国民大学，分别攻读美术教育硕士、设计学博士。
除了金建希，1月28日下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还对另两名有影响力的人物进行了宣判。
其中，统一教前高级成员尹永浩被控向金建希输送利益以换取政治支持，一审判决中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
另一位是国民力量党亲尹派议员权性东，他涉嫌收受统一教约1亿韩元的政治黑金并帮助其进行非法请托。最终，权性东在一审判决中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追缴赃款1亿韩元。
当地时间2025年9月24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希来到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出席其涉嫌违反《资本市场及金融投资业法》和《政治资金法》等嫌疑的首次庭审。金建希也是韩国宪政史上首位作为被告出席庭审的前第一夫人。（视觉中国 / 图）
当地时间2025年9月24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希来到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出席其涉嫌违反《资本市场及金融投资业法》和《政治资金法》等嫌疑的首次庭审。金建希也是韩国宪政史上首位作为被告出席庭审的前第一夫人。（视觉中国 / 图）
2
“影子权力”
“无论是金建希，还是朴槿惠时期的崔顺实，她们的身份都不是正式权力持有者，而是一种影子权力——凭借与最高权力者的私人关系而实质行使权力的非正式权力。”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周晓蕾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在她看来，理解金建希案，不能只从个人行为入手，而应放入韩国政治文化的脉络之中。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便提出“漩涡政治”的概念，用以形容韩国权力结构的运行方式。
周晓蕾解释，韩国社会存在显著的同质化倾向。在中央集权传统、殖民经历、冷战分裂等多重历史因素叠加下，社会长期缺乏坚韧的中间组织，导致资源高度集中于权力中心，个体为了生存与阶层跃升，纷纷向权力中心“冲刺”，进而形成如漩涡般的政治动力学。
“资源分配权被高度垄断，使得权力的接近权变得可交易。这就催生了大量权力中介与非正式权力网络，通过私人关系实现资源的非正式对接与交换。加之相比起其他总统制国家，韩国总统权力很大”，使得“接近总统”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政治与资源价值。“总统的亲信、亲属、同乡等私人交往圈，往往会在权力外围形成影子权力。”周晓蕾指出，这也是为何韩国历任总统的问题，常常集中爆发在“身边人”身上。
从这个意义上看，金建希案并非孤例。2016年，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中，崔顺实因受贿、滥权等罪名一审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成为影子权力失控的典型案例。
对比崔顺实终审被重判18年的结果，金建希依旧有恃无恐。“这说明并不是一个人的脱轨，而是韩国政治中一种常见的结构性现象。权力越集中，影子权力越繁殖。”
不过，周晓蕾也提醒关注金建希案与崔顺实案的差异。
崔顺实案符合影子权力常与财阀紧密相连的一贯印象。周晓蕾指出，在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尤其是朴正熙时代，财阀被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政治权力与财阀资本高度捆绑，形成典型的政商勾结模式。崔顺实案中，三星、SK、现代等财阀通过“捐款”方式向其输送利益，以换取有利的政策环境，仍属于政商勾结、权钱交易的传统模式。
而在金建希案中，并未出现财阀的影子。
“但这并不意味着财阀政治影响力的减弱。”周晓蕾分析，如今财阀通过资助智库、设立研究机构、组建资深法律团队等方式，已建立起更为隐蔽且制度化的政策干预网络。例如，以三星经济研究所为代表的财阀智库，通过专家网络将企业意志潜移默化地植入政府决策体系，这比传统的政商勾结更难被察觉。
“金建希案引人关注的是统一教等宗教势力的存在。韩国的宗教势力，尤其是基督教会，对政治的影响由来已久。”上海电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赵冰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在保守派政治势力和选民当中，基督教会，例如统一教等教徒人数众多的大型教会影响力一直很大，很多政治人物包括竞选议员、总统等，背后都离不开宗教势力的支持，当政客上台之后，他们就要回馈宗教势力。”
其中涉及很多非法和内部交易，比如教会利用宗教组织来影响选民、引导投票、操纵选举、政治献金等。政客胜选之后就会加大力度出台有利于教会敛财的政策，扩充教徒基础，进一步拓展教会影响，甚至也有将一些教会背景深厚的人士吸纳到政府里面来的情况。
换句话说，影子权力并未消失，而是发生了分化：财阀退居后台，走向制度化与专业化的隐性影响路径，宗教团体、民调机构等新兴势力，则在政治灰色地带扮演了更活跃的角色。
这也使得金建希案，成为观察当代韩国影子权力形态变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3
“正常化腐败”
“腐败就像空气。”
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教授张庆燮（Chang,Kyung-Sup）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中直言。
在他的新书《压缩现代性的风险》（The Risk of Compressed Modernity)中，张庆燮提出“正常化腐败”（normal corruption）概念。正常化腐败意味着腐败是一种日常状态。 一切都是腐败的。 腐败就像空气一样，每个人都在呼吸。
“政商教关系网络影响资本市场运转和执法边界，在韩国是长期存在的。核心是通过韩国的人情社会和人脉关系影响宏观政治经济政策。而韩国的制度层面对非正式权力人物完全没有监管。”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王箫轲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张庆燮判断，韩国制度长期运行在双重逻辑之中：一方面，是写在法律文本中的自由主义原则与正式制度。另一方面，则是实际运行的游戏规则——非正式规则。这些非正式规则对于解决实际问题重要得多。
“那些实际掌控工业部门的私人精英，以及负责教育、医疗、福利等社会服务领域的人，只要他们能够切实履行解决现实问题的功能，国家最终往往会对其非正式，甚至非法的行为予以宽恕。”
但如果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只是腐败、只是违法，却并没有真正解决任何问题，没有提供经济或社会服务，只是单纯地从国家那里攫取利益、侵吞资源，那么，国家就会对其进行惩罚。国家对非法与非正式行为的容忍，并非毫无边界。
在这一框架下，张庆燮认为，朴槿惠案之所以引发强烈司法追责，并不只是因为“腐败”本身，还在于其腐败缺乏任何公共功能上的正当性。朴槿惠案被部分学者视为一种“不可被制度吸纳的腐败”。在他们看来，这类行为既未嵌入产业体系，也未承担社会治理功能，因而难以获得过去某些平民精英曾享有的制度性宽容。
这种区分在历史中尤为明显。以20世纪60至70年代朴正熙执政时期为例，当时韩国正处于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中。只要企业集团及教育、医疗和福利机构被认为切实履行了公共职能，政权往往会对其非正式，甚至非法的操作方式保持默许。朴正熙政府曾明确向司法系统传达信号，要求避免因法律问题干扰产业和社会体系的正常运作。
然而，这一逻辑随着韩国民主化进程而发生改变。
张庆燮指出，民主化在强化政治竞争与权力更替的同时，也改变了非正式权力的运作环境。在多党竞争格局下，政治派系之间的斗争不再局限于政党本身，还不断外溢至与政治阵营关系密切的商业精英、社会部门负责人及其关系网络。
在这种背景下，部分企业和社会领域的精英面临的政治风险显著上升：一旦政权更替，他们不仅可能因法律问题被追责，还可能因“政治站队”问题成为清算对象。为降低风险，这些精英往往采取同时向不同政治阵营输送利益的策略，以维持自身安全。
尽管三星、现代等大型企业集团在经济与社会层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高度依赖关系网络、政治协调与非正式规则的治理模式，仍然难以符合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所强调的制度规范。
政府官员被要求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如果仅严格遵循书面法律与正式规则，许多现实问题反而难以被解决。由此，公共官员在制度中逐渐扮演起一种“双重角色”：在公开场合，他们强调法治、制度与程序；而在非正式场合，他们则与平民精英反复协商，讨论哪些规则可以被突破、非正式操作的边界在哪里，以及国家支持能够延伸到何种程度。
政府官员在某种意义上也深度嵌入平民精英构成的社会网络，不再只是制度的执行者，而成为连接国家与私人部门的中介。
这种角色本身也意味着高风险。公共官员在与平民精英互动的过程中，往往不可避免地涉及法律灰区，甚至直接违法行为。正因如此，张庆燮指出，公共部门内部的腐败在这一结构中并不罕见，而是制度性风险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这种关系也为部分官员提供了牟利空间。平民精英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得经济收益或制度便利，往往会以回馈的方式维系关系网络。然而，一旦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或司法系统开始介入，这些官员同样可能因过往的非正式操作，与相关的平民精英一道面临追责，甚至身陷囹圄。
张庆燮指出，问题并不只在于民主制度本身，还在于公民社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当社会对腐败和权力滥用的容忍度下降，非正式权力赖以存在的空间也随之收缩。原本被视为“解决问题所必需”的操作方式，开始更多地被公众视为不可接受的特权与不公。
4
司法战场
张庆燮和周晓蕾同时提到，在韩国，有种现象被称为“前官礼遇”（전관, Jeon-gwan）。所谓“前官”，指的是已经离开公职、不再担任法官或检察官的前司法官员。他们转而成为执业律师，但仍然保留着强大的关系网络与象征性权威。
在社会普遍认知中，一旦当事人聘请这些“前官”作为辩护律师，案件往往更容易获得从轻处理。原因在于，现任的法官和检察官往往会将这些前官视为自己的前辈或上级，从而在裁量空间内对处罚尺度进行调整。
即便案件仍然会被判罚，但惩罚的程度往往会被降到最低。
因此，前任与现任司法官员之间的关系，最终被转化为金钱——以“律师服务费”的形式体现出来。
也正因为如此，只有那些拥有巨大财富和权力的人，才能负担得起所谓的“前官律师”，因为聘请他们的成本极高。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韩国司法体系在许多层面上都呈现出高度不平等的结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终出现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结果——一位前检察官出身的人物，尹锡悦当选为总统。
这并不仅仅意味着一名法律官员进入了政坛，更重要的是，这些法律精英早已深度介入经济、政治以及司法资源的分配与运作。在他们自身的认知中，他们并不只是技术官僚，还是一个在幕后统治社会、经济与国家运作的“统治精英集团”。
“把非正式权力纳入司法问责范畴的突破，是当年的崔顺实案。讽刺的是，负责该案特检的正是尹锡悦。”周晓蕾指出，当时特检组创造性地提出“经济共同体”概念，将崔顺实与朴槿惠视为利益一体，通过认定其存在“犯罪共谋”而施以重刑。相比之下，在金建希案的一审判决中，司法认定适用了针对非公职人员、量刑较轻的“斡旋受贿”——认为其虽扮演了权力中介的角色，却未实际介入权力决策，从而判处有期徒刑 1年8个月，这与崔顺实一审获刑 20年相比，差距巨大。
“这说明，韩国司法在处理涉及政治权力核心人物的案件时，对影子权力影响力的问责准绳并不稳定，而具有明显的情境性，甚至可能呈现出政治化特征。”周晓蕾总结道。
法律精英彼此之间紧密联结、相互“包容”，同时也与掌握资本和权力的人形成联盟。正是在这样的结构中，尹锡悦最终走上了总统的位置。
也正因如此，围绕司法体系本身的改革，尤其是对司法精英阶层本身的改革，成为当下韩国公民社会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
张庆燮介绍，韩国参与连带组织（PSPD）——一个综合性的非政府组织，在韩国社会中影响力很大。目前，司法机构改革以及司法精英的改革，已经成为 PSPD 最优先推动的核心议题。在国际比较中,由公民社会组织将“司法改革”明确置于议程中心，并非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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