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王航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雨欣
责任编辑 | 姚忆江
在非洲,当地的安保公司不只是一支保卫力量,很多时候也是威胁所在。有时,安保人员看到劫匪实力过大,枪一扔就跑了;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会和劫匪勾结,监守自盗。
一半是受到凶杀案刺激,一半是为了保护家族生意,2017年,魏运辉组建了自己的安保公司。他的安保队员多是具有实战经验的退伍兵,有的参加过阿富汗战争,有的则当过多年雇佣兵。
龙特卫安保人员在安哥拉中方项目交接岗位。受访者供图
龙特卫安保人员在安哥拉中方项目交接岗位。受访者供图
当过老师的屈爱霞没有想到,51岁时会在安哥拉掌管五百多名黑人安保队员和两百多把枪。
位于非洲大陆西南部的安哥拉,享有“南部非洲聚宝盆”的美誉。自2018年以来,安哥拉已吸引了累计超19亿美元中国投资,中铁、中信、中国化学等多家中资企业落户于此。高峰时,曾有逾25万中国人在此淘金。
淘金安哥拉,也是富贵险中求。这里曾经历长达27年的内战,贫富悬殊,相较于疟疾和其他传染病风险,偷盗和抢劫等犯罪行为更为频繁。
“安哥拉资源丰富,但底层民众的生活极端贫困。一些安哥拉人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一家老少会一起参与偷盗和抢劫。”安哥拉龙特卫安保公司负责人屈爱霞说,“尽管政府出台规定要把武器收回,但依然有很多枪支散落在民间,劫匪作案时都是手持AK-47。”
几乎与屈爱霞同步,29岁的福建小伙魏运辉在距离安哥拉数千公里之外的南非,组建起了私人安保团队Kaligon Protection(KGP),他的公司被称作约翰内斯堡唐人街的“保护神”。
非洲孕育着无限商机,也是全球安全风险极高的区域。中国企业出海浪潮下,国内保安公司也纷纷涌入非洲,试图从这个昔日被西方国家垄断的黄金市场中分一杯羹。其中既有试图走出国门拓展市场的传统中国安保公司,也有在非洲创办安保业务的中国人。
“流动提款机”
“快点过来,我们被抢了。”
几年前的一个下午,屈爱霞突然接到安哥拉一家中资企业的求救电话。项目雇佣的另一家安保公司的员工将中方人员关进小黑屋,在营地里实施抢劫。
屈爱霞派了4名持枪安保做先头部队,不到十分钟便赶到劫持现场。接近营地时,安保人员“啪啪啪”鸣枪示警,劫匪吓得一哄而散。
危机解除后,惊慌失措的项目负责人当场说,“不管要多少钱,我都要马上和你签合同。”
依照有关规定,中国安保公司人员在海外不能持枪。合资或者并购国外安保公司成为中国安保出海的常见做法。“具体的一线武装安保任务,如执勤、应急、奖惩、考核等,我们会全部交给安哥拉本地人来做。”屈爱霞说。
偷盗和诈骗频发,抢劫、杀人等恶性案件不时发生,是安哥拉面临的真实状况,也是许多非洲国家治安状况的缩影。《中国海外安全风险蓝皮书(2023)》划定为“极高风险”的29个国家和地区中,非洲占去三分之二。
“这里流行一句话,‘中国人是流动的提款机’。”2024年3月,刘诚第一次踏上刚果(金)科卢韦齐市的土地。他任职的一家有色金属冶炼公司准备进口一批原料矿石。
刘诚公司采购的原料矿石要从科卢韦齐走陆路至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经此走海运回国。一路上会经历抢劫、敲诈勒索等各种不安全因素,全程由持枪安保进行押运。
干了17年销售,刘诚自诩“走南闯北,见过世面”。但和矿区负责人对接时,紧张氛围还是让他为之一惊。“路上到处都是背枪的人。”
在刚果(金),刘诚体验到了以往影片中才能看到的私人保镖贴身服务。他每日支付100美元,雇佣了一个身高一米八的退伍士兵做私人保镖,“他一直扛着AK-47。每次停车时,都会先下车,观察周围是否安全”。
和他接洽的矿区老板同样十分谨慎。“当地的老板都很低调,不会大张旗鼓搞欢迎仪式。见面前,他反反复复换了好几个地方,最终确定在高尔夫球场会面。”
“这里的投资环境是残酷的,政权更迭、治安犯罪以及战争和冲突都会对中国企业和个人产生威胁。”在非洲十余年,李涛曾担任多家国企和央企海外安全官。2024年春,他刚从南苏丹回国。
多年的动乱和贫穷,一直困扰着南苏丹。在这里,农牧民之间的小冲突,也很容易上升为枪斗。南苏丹独立后,开始在全国推行禁枪政策。但走出首都朱巴20公里,“连放牛种田的都有枪”。
南苏丹政局一旦不稳,当地的中国企业都会受到牵连。
“我们只能第一时间关停所有设备,紧急把中国和第三国的员工全部撤离,现场只留下少量关键岗位员工。”李涛回忆,这样的大型撤离,他在南苏丹经历了三次。
华信中安武装护航人员执行海上护航任务。受访者供图
华信中安武装护航人员执行海上护航任务。受访者供图
除了陆地上的种种风险,海上抢劫也是严重威胁。西非几内亚湾横跨塞内加尔至安哥拉等17个国家,坐拥非洲60%的石油产量。但这里也是全球四大高危海盗区之一,装满原油的大型邮轮和散货船如同移动的金山,成为几内亚海盗的重点袭击目标。
“几内亚湾沿线有十几个国家,高危海盗水域覆盖不同国家的领海和经济专属区,涉及多国间海域管理。沿线国家实力都不强,舰艇装备落后陈旧,缺乏压制海盗的绝对实力,导致海盗离岸袭击点越来越远。”华信中安国际业务发展与管理中心总监柳青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该公司于2012年正式涉猎海上武装护航业务,打破了西方安保公司的垄断地位。海上护航业务取得成功后,华信中安又开始试水陆地安保。
与危机相伴的,是巨大的商业机遇。非洲的铜矿、钴矿、金刚石和石油等储量均居世界前列,市场潜力巨大,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不少中资企业加快“出海”步伐,努力在非洲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做中资企业的G4S”
财不外露,是中国人初到非洲学到的第一课。
2019年,涉足安保行业没多久的屈爱霞便在安哥拉遇到了一次重大危机。她的住所遭遇7名持枪劫匪袭击。绑匪中,有她自己聘用的司机。
当时,屈爱霞刚刚拿到客户支付的项目款项,总共200万安哥拉宽扎,折合人民币不到2万元。同行的女翻译刚到安哥拉,没有见过当地货币,在车上掏出现金好奇地反复观看。这一幕,被同行的司机看到了。
第二天,一名穿着刑事稽查科衣服的警察找上门,要求屈爱霞雇佣的警察安保开门。没想到安保面对的是黑洞洞的枪口。劫匪打晕保安,冲进院内,将还没反应过来的屈爱霞和几名安全官全部绑了起来。
“现金、电脑、手机、衣服……能抢的全被抢走了,他们甚至还拆走了家里的监控。司机也跟着绑匪跑了。”屈爱霞说。
在坦桑尼亚接矿时,刘诚曾不止一次看到中国商人在街头散步,后面跟着驾驶雷克萨斯越野车的持枪保镖。
“很多人并不是坏,也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人,只是太穷了。一见钱就变了。”屈爱霞说。
安哥拉有的大型中资企业项目往往会和军队或者警察合作,总统会专门指派人员协助项目安保,“但更多的中资项目达不到(这样的安保级别)”。
海外安保业务曾长期被西方国家把持,在高风险地区淘金的中国人,只能仰赖西方或者非洲当地安保公司提供服务。
屈爱霞进军安哥拉前,市场上还没有能为中企提供像样服务的中资安保公司。
2003年,中安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柬埔寨开设分支机构,才正式迈出了海外安保业务的第一步。而英国老牌安保公司G4S(2021年被美国安保公司Allied Universal收购),已涉足安保业务上百年,旗下的八十多万名员工遍及全球八十多个国家。
华信中安武装护航人员在执行海上护航任务。受访者供图
华信中安武装护航人员在执行海上护航任务。受访者供图
海上武装护航同样如此。2012年,华信中安武装护航队在斯里兰卡加勒登船,为途经印度洋的中国商船提供护航任务。第一次,海上护航有了中国武装安保的身影。
西方安保公司服务费用高昂,一支3人武装小组半个月的驻船护航费用高达七八万美元。“他们饮食起居都要独立,吃饭要‘开小灶’,英国安保还得喝下午茶。”柳青说。
高昂费用带来的并不是令人放心的服务,责任心和忠诚度都存在隐患。
在华信中安正式开展海上护航之前,业内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中方雇主问一个英国护航队长:“船上的武器装备有限,如果子弹打光了该怎么办?”英国队长举着手说,“投降喽。”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将安保交到中国人手中才安全。”李涛说。
在非洲,当地的安保公司不只是一支保卫力量,很多时候也是威胁所在。有时,安保人员看到劫匪实力过大,枪一扔就跑了;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会和劫匪勾结,监守自盗。
早些年,位于南苏丹的一家工程承包单位把大门钥匙放在当地安保手里。深夜,该雇员将歹徒偷放进来实施抢劫。案发后,安保人员跑路,案件只能不了了之。
“这样的案例时不时就会发生。”李涛说,有时候一些犯罪分子会提前掌握好安保的底细,以家人作为威胁,他们迫于压力不得不和犯罪分子合作。
当地时间2023年8月21日,南非约翰内斯堡,私人安保人员在金砖国家峰会会场外巡逻。图/视觉中国
当地时间2023年8月21日,南非约翰内斯堡,私人安保人员在金砖国家峰会会场外巡逻。图/视觉中国
在组建自己的安保公司之前,魏运辉周遭的亲朋多被抢过或偷过,也曾遭遇安保人员的背叛。
魏运辉是福建福清人,整个家族有一百多人在南非做生意。2016年,魏运辉亲戚位于约翰内斯堡的一家店铺遭遇四名持枪歹徒抢劫,负责值守的黑人安保一看形势不对,偷偷溜掉了。当时店铺里的现金已经存入银行,未能得逞的歹徒反复折磨店主,然后用汽油将其活活烧死。
南非是世界上凶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3年10月至12月,南非三个月内发生了近八千起谋杀案。与此同时,该国长期面临警员不足问题,私人安保公司成为预防和打击犯罪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南非有10380家注册安保公司和逾250万注册安保人员,是世界上安保行业从业人员最多的国家。
一半是受到凶杀案刺激,一半是为保护家族生意,2017年,魏运辉和南非当地人合资成立了一家安保公司。
“中国人必须和当地人合作,经南非警察部下辖的私营安全行业监管局(PSIRA)审批并颁发许可证后,才能正式从事安保业务。”魏运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标准武装安保的配置是一把长枪、一把手枪,再加上防弹衣、日常执勤服以及手铐、手电筒、辣椒水等用品,一身行头要超过三万元人民币。”魏运辉公司的安保队员多是具有实战经验的退伍兵,有的参加过阿富汗战争,有的则当过多年雇佣兵。
他会根据工作的风险程度和场地给安保人员配枪——看门和巡逻的人员,持有的多是霰弹枪;私人保镖要在开阔场地提供服务,配备的基本是威力充足的AR-15和AK-47步枪;涉及武装押运工作时,安保人员更多使用便于在车上射击的MP5冲锋枪。
差不多同一时间,屈爱霞带着11名来自“猎鹰”“海豹”等特种部队的退伍兵,一头扎进了安哥拉。她曾在缅甸从事过私人安保项目,一直想打造一家属于中资企业的G4S。
“你有思路、有想法,去尝试一下肯定行。”认识她的人说。
本地化
不少企业在吃过苦头之后,才逐渐学会如何尽可能规避风险。
某国企位于安哥拉的项目营地曾频频遭遇劫持,一头雾水的项目负责人找到屈爱霞。她实地走访了项目营地,发现项目大门正对一条坑坑洼洼的黄土路,距离高速口只有两公里左右,而两侧是一人高的灌木丛。
“劫匪躲在灌木丛里,营地里的人根本看不到。狭窄的土路上,前后车一围堵,被劫持的车辆逃无可逃。”
“越大的中国企业,门口劫匪越多。”在安哥拉从事安保行业7年的屈爱霞总结。
安保公司的一大业务,便是为中资企业园区提供整体安保。
“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安保措施。中企新项目工程设备入驻后,我们的安保人员就睡在车上,负责看守设备的电池、油和电路板等。等集装箱进驻园区后,他们就可以开车巡逻。随着项目一步步完善,安保措施也在不断完善。”屈爱霞说。
以该公司服务过的一家大型中资民营企业为例,项目占地2000平方米左右,一共配备了33个武装安保人员,分固定岗、巡逻岗和哨岗三班倒日夜值守。
非洲安保公司的另一大业务,是为当地华人华商提供现金武装押运、私人保镖等业务。约翰内斯堡的一家华人商场是魏运辉的固定客户,每隔三五天,当商场的现金积累到三五千万南非兰特,魏运辉都会派出两部防弹车和两辆全副武装的巡逻车负责押运。
“防弹车全部由陆地巡洋舰改装而成,车上的六块玻璃加装了砖块厚的防弹玻璃,支撑和稳定车身结构的重要钢梁也做了防弹改装,车辆底盘可以抵抗小型炸药。”魏运辉解释,每一次押运会抽取货物价值的1%作为服务费用。
这是一份需要随时直面风险的工作。2024年,魏运辉公司的两名安保队员在护送中企员工上下班途中遇袭,两名劫匪被击毙,一名队员不幸腿部中枪。
“好在到目前为止,我的员工还没有在为客户提供安保服务时死亡的。”魏运辉说。
KGP安保人员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唐人街巡逻。受访者供图
KGP安保人员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唐人街巡逻。受访者供图
与外界想象的不同,海外安保的业务并非都是打打杀杀,安保人员的大部分时间被日常繁杂琐碎的沟通和管理所占据。
“不少客户与当地人发生冲突,都是因为文化差异。很多安全隐患是源于不理解,没有沟通到位。”屈爱霞坦言,在安哥拉7年多,她学到的最大的经验是耐心。
一些当地人比较懒散,迟到、缺勤以及言而无信等现象时有发生。“警察接到报警后告诉你马上来,但可能三天后才到现场;发了工资后,有的安保人员一声不吭就不见了,钱花完后又跑回来找你要工作。”屈爱霞苦笑着说。
人员招聘和管理是规避风险的重中之重。屈爱霞不仅会对应聘人员进行家访和背调,还会严格执行担保推荐制。“想进入公司,就必须有内部人员做担保。”在屈爱霞的公司里,兄弟俩一起做安保的不在少数,一旦出问题,马上就能找到家里。
丰厚的薪资和福利待遇,是屈爱霞笼络安保人员的另一重举措。“我支付的工资比当地大部分企业高出三到五成。换岗时的车费、通信费、丧葬费、社保、人身意外险、工伤险,这些统统都有。家里有孩子的每人每月还会有子女补贴,老人去世也会发慰问金。”
她的公司还制定了奖励措施,服装整齐,奖励,提前发现安全风险也会发钱。公司还会鼓励客户给员工奖励,“给了钱立马就不一样了,干起活来也更加尽责”。
但这并不能杜绝意外发生。
为此,屈爱霞推行连带责任制——如果保安出现小偷小摸情况,由带班班长一起参与赔偿;如果数额较大,当地的中层管理人员会承担一部分责任;当损失金额特别大时,负责安保管理的中方人员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罚钱不能太狠,要不然安保就跑路了。”屈爱霞笑着说,如果一次性罚款额度太大,她会分多个月进行扣款;员工表现好时,她就会减免一个月的罚金,“要让他们明白规矩。”
“要想生存下来,我们就必须实现本地化。现在公司只有两个中方管理人员,中层全部是提拔的当地骨干。但若要把业务做大,就必须把国内好的管理理念和实践带过去。”柳青说。
华信中安在乌干达收购安保公司后,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内部管理,通过引入国内管理理念、建立奖惩制度、拓宽晋升渠道等措施,一步步培养员工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摸着石头过河”
在非洲做安保,是个需要以命相搏的高危职业,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
2018年10月,安哥拉的安保工作常态化运营后,屈爱霞带着几名安保人员前往肯尼亚,想和当地的一家安保公司合作,把运营模式搬过去。营业执照办下来前一周,屈爱霞被捕了,“他们一会讲是签证问题,一会又说迷彩服是敏感物资”。
肯尼亚警方将她和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一起关在监狱里。那是她人生中最绝望的时刻之一,“我感觉我完了”。
屈爱霞在监狱里待了一个月。和她合作的安保公司负责人是肯尼亚警方一名高官的弟弟,他前前后后花了15万美元,将屈爱霞保释出来,“我当时卑微到亲吻他的手”。
作为市场的后来者,中国安保出海,一直是在不断试错中逐步完善。“我们并没有太多经验可以效仿,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自己闯一闯、试一试。”屈爱霞说。
KGP安保人员在中方项目现场。受访者供图
KGP安保人员在中方项目现场。受访者供图
闯荡非洲的第五年,她才真正实现了盈利。
和大多出海的中国本土安保公司一样,屈爱霞刚开始带着11名中国员工到安哥拉开拓市场。但这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进入安哥拉后,屈爱霞的安保公司很快发展到上百号人,高峰时期曾有32个中国安保人员。但摊子越铺越大,赚的钱却越来越少。
“专业的中国安保和当地安保相比,价格差别极大。”屈爱霞说,中国人入门工资是税后12000元至15000元,而当地雇员工资仅有三五百元,“公司每年的收入在四百万元左右,年底一看又赔钱了”。
疫情期间,不少企业项目陷入停摆,安保生意也跌入低谷。到2021年,她已累计赔了八百多万元。
“我现在完全转换了运营思路。中国员工不再入驻项目,而是负责抽查和监督当地的安保团队,也会定期回访客户、排查安全隐患。”
如今,屈爱霞的公司只有四名中国员工,管理着五百余人的安保团队。四十多名核心管理骨干全是她一手培养起来的当地人。
此外,由于海外安保的服务对象以中资企业为主,其运营状况以及对安保工作的重视程度,将直接决定安保公司的生存。
“海外安保是在别人的地盘上找饭吃。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如果和当地人抢业务,无异于虎口夺食。”李涛说。
据多名安保从业人士观察,除了少数大型企业,大多海外中资企业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将安全风险视为概率事件,碰上了花钱解决,碰不上就省了一笔支出。
“很多中资项目一旦运营不好或者工程预算紧张,首先砍的就是安保领域的支出。”屈爱霞说。
过去的七年时间,屈爱霞看到一批批的中资安保公司如同走马灯一样来了又走,“有的公司打了两三个月广告后,就再也不见身影了”。但她依然看好海外安保市场。
“我在安哥拉、埃及和肯尼亚都拿到了运营资质,也曾短期在刚果(金)、卢旺达、索马里待过。各个国家的情况大同小异,当地中资企业都存在安全风险。”
柳青也有相似的观察。“随着中国海外投资越来越多,中企出海的步伐不断加快,在海外的中方人员也与日俱增。但与此同时,中企所面临的环境愈发恶化和复杂化,涉华安全事件越来越多。”他强调,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趋势和现实。
如今,华信中安在乌干达控股的安保公司规模已扩大到近一千人,有三百多名武装安保。
屈爱霞的下一站是莫桑比克,那里和安哥拉一样,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和最危险的国家之一。她准备再给自己十年时间,考虑把安保业务拓展到5个国家,“安哥拉的运营和管理模式都已经理顺了,但每一个国家的国情都不同,换个地方可能需要全部重新开始。”
面对未知的风险,屈爱霞显得很坦然,“就是撞运吧,既然选择了这一行。”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涛为化名)
本期编辑: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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