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的可见性需求：一个“全球公共领域”的思考

【摘要】在由“中心-边缘”构成的世界体系中，“全球南方”成为具有失权者内涵的概念，并在现实国际政治中有其具体指向。作为失权者，如何以一种现实有效的方式减轻压迫烈度、寻求发展契机，对于“全球南方”而言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需求。由此出发，本文首先梳理了“全球南方”的概念，阐释“全球南方”所承载的世界体系内涵，即在已经构建起特定结构体系的全球化阶段，“全球南方”在这种结构体系中被赋予了难以改变的不利位置。其次，阐明了在世界体系的历史进程中，有权者正通过非强制力量使压迫隐秘化、使不公正结构实现合理化，对此，可见性对于“南方”而言，成为一种获取变革契机的行动考量。基于此，本文对从“公共领域”到“全球公共领域”的理论演进进行了梳理，试图为“全球南方”谋求可见性以及传播新秩序的努力提供一种具有行动导向的理论基础。最后基于可见性和全球公共领域的视角，以及“南方转向”的历史背景，对试图承担起“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精神内涵的“南方媒体”进行内涵扩容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中指出其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关键词】全球南方  可见性  全球公共领域  南方媒体

从世界体系的理论视角着眼，“全球南方”指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残留影响而在发展上相对不足的国家地区集合，在与“北方”相区别的意义上，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负面后果的承担者，成为权力体系中的失权者。失权意味着可能被强权者强制要求继续承担负面后果。由此，在这样的全球视野中如何以一种现实有效的方式减轻压迫烈度、寻求发展契机，对于“全球南方”而言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需求。面对一个政治经济层面上的全球结构性问题，变革结构是一种根本性的问题解决方式，但正因如此，这涉及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且这并非进步史观视角下能单纯依靠发展解决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层面发展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不公正体系的变革。需要伴随着这种发展一并实现的是关于体系的反思，尤其这种体系本身包含着对于压迫的掩盖时，这种反思就更为必要。

本文首先试图梳理“全球南方”所承载的世界体系内涵，这涉及阐明在已经构建起特定结构体系的全球化阶段，“全球南方”在这种结构体系中难以改变的不利位置。而这种不利位置的分配对“全球南方”来说是被迫的，即不受其决定影响的。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一体系对所有参与者尤其是弱势参与者而言并不是公正的。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通过非强制力量使压迫隐秘化、使不公正结构呈现合理化的进程正在展开。基于此，本文试图指出，当揭露这种不利位置所带来的压迫、苦难具有转化为变革力量的可能时，世界体系的自我维护看上去却可以得到解释，“全球南方”寻求变革的行动需求也由此将转化为一种对于可见性的需求。最后对“公共领域”概念进行时代性的调适，再基于此对“南方媒体”的内涵进行再探寻，通过理论的综合思考回应这一问题。

一、全球南方：时代格局变迁的概念产物

“全球南方”被关联“第三世界”概念，它甚至被认为是世界政治格局变迁后这一概念的替代。从内涵来看，二者都试图描述世界范围内高度差异化的现状，并进一步阐明造成这一现状的历史和结构性原因，即近现代的全球化进程所构建的世界体系使得这种现状延续至今，并难以被改变。二者的主要差异则在于：时代格局的变迁使得对于这一世界结构体系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试图变革和维护该结构的矛盾性力量的行动重点也发生了改变。

“第三世界”（Third World）作为一个具有全球政治经济意涵的概念被提出，一般可追溯至法国人口统计学家索维（Alfred Sauvy）在1952年的评论文章《三个世界，一个星球》（“Three Worlds,One Planet”），而其最初内涵是复杂的，是在索维维护法国利益立场时提出的，因此这一概念的内核既是亲殖民主义的，又是反美苏霸权的。就前者而言，在战后初期，法国政府被迫求助于移民来重新填充该国以重建国家的背景下，“第三世界”用来指代那些不宜被纳入移民来源范围的落后、不发达的国家地区。而在后者意义上，索维又将冷战背景下的美苏霸权作为批判对象，将“第三世界”视为与美苏不同的“第三条路”的可能践行者。也正是这种概念化及时代内涵的注入，为其被广泛地传播、挪用提供了基础。而后万隆会议召开，不结盟运动兴起，则用实际的政治运动声明了他们相对于美苏两大集团的独立性、差异性和主权性。在这一历史时期，我国领导人也曾作出过“三个世界”的划分：“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并极具洞见地在反帝反霸权的意义上指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剖析了当时全球新殖民主义经济体系的掠夺本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依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旧的经济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

这种从全球经济层面对第三世界的剖析，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也有所体现，他试图以一种整体主义的视角将“真正自足的社会体系”，即“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以欧洲封建主义的危机为开端，梳理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建立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转换了整个世界面貌，造就了所谓现代与前现代的分野。在他看来，这种能够构成自立自足体系的基础即在于广泛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所包含的差异性在于剥削其他人劳动、获取更大剩余物的能力差异，这种差异在客观表现上勾连于地理位置的差异。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可以划分出中心、半边缘与边缘地区，而这种地理的差异在其内涵上反映的是各个地区是否被纳入，在什么程度上被纳入了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塔夫里阿诺强调，“第三世界”所指涉的实质在于一组不平等关系，即支配的宗主国中心与依附的外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基于此“第三世界”才可以被定义为由一些在经济上依附并从属于发达的第一世界的国家和地区所组成的。否则仅将其视作一些具有类似资源条件、共同发展目标的国家来看的话，就会使得“第三世界”看起来只是一个被构造起来的神话。

随着冷战解冻，两极格局瓦解，“第三世界”的概念中那些与之一致的“政治-国际”性质因素似乎不可逆转地属于过去，这一层面的内涵已经不再适合，基于社会、经济和国内政治因素的解释则更加恰当。而“全球南方”一词的出现恰好对应了这一趋势，即继承了“第三世界”概念的历史核心内涵，并被注入了更适宜的时代意义。该概念可被追溯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在其文章“论南方问题（The Southern Question）”中，论及意大利南方被北方资本家所控制殖民的困境，“南方”由此在后来的一些研究中被作为经济上落后、被压迫的一个方面出现。后在1980年题为《北方与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的报告中，由前德国联邦议员威利·布兰特（Willy Brant）担任主席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ICIDI）区分了发达的工业化北方和发展中的非工业化南方，两者被某种按人均GDP水平得出的经济赤道一分为二，这被称为“勃兰特线”（Brandt Line）。这种划分给予“南方”概念以经济全球化意涵，又通过可视化的呈现明晰地表达了其范围，整个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以及东亚除日本外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囊括在内。

不过，“全球南方”这一词汇的确切含义及其适用性一直饱受争议。主要是因为这个词试图涵盖的区域和国家具有极大的差异性，包括各自的殖民历史、深厚的文化传统、多样的经济发展轨迹，以及各异的行政或组织结构，这种多样性使得寻找一个统一且能准确描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术语变得尤为复杂和困难。尤其是亚洲的经济复兴过程中不仅结束了跨越一个世纪的全球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而且还开启了“全球南方”内部新的差异进程，即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这被称为“南南差异”，而在这一背景下，上述问题就更加复杂。尽管不能否认，全球的经济权力正呈现出一种向南方偏移的趋势，但北方的主导地位依然未变，南北之间的经济等级并未出现结构性变化。在政治上，“全球南方”各国仍然对全球秩序感到不满，表现为在联合国仍持有共同立场。可就算考虑到这些变化，近期的研究数据仍表明要可视化国际政治中重要的经济不平等和政治差异时，勃兰特线仍然是一种有用的方式，因此在国际关系中谈论“北方”和“南方”仍然是有意义的。

不可忽视的是，一如“第三世界”不能离开第一、第二世界来谈一样，“全球南方”总是在与“全球北方”的联系中才能被理解，一如沃勒斯坦和斯塔夫里亚诺斯所言，这类概念的本质是一种不平等关系，在这种关系里某些群体剥削他人的能力被扩大和合法化了。这种关系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当殖民主义阶段赤裸、血腥的暴力掠夺，资本主义扩张阶段的残酷剥削触达其限度后，在被哈特称为“帝国”的全球秩序形式中，新的“规训”形式以一种生产和统治同一的姿态在全球范围内铺开。旧有的宗主国以成为“规训”模式的输出端的方式承继了对于全球市场而言的“优势-中心”地位。在这种意义上，压迫和剥削的方式实现了演进，这意味着压迫的隐秘化。

因此，下文将按这样的逻辑展开：面对“南北”不平等的整体国际秩序和已然成形的世界体系，可见性对于“南方”而言，成为一种获取变革契机的行动考量。而本文试图为这种考量提供一种具有可能性的理论思考，即一种国际公共领域和公共传播的思考。

二、压迫的隐秘化与可见性需求：一种行动导向的考量

在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讨论中，学者们在全球化的前提下讨论了这种压迫，赫伯特·席勒（Schiller）在其中作出了关键定义，这是将一个社会带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统治阶层形成与这个体系的统治中心相一致的价值观和结构，这既是受到压力和强迫的，同时也是包含了被吸引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他们延续了葛兰西的思路，即实现领导权不仅是依靠强力，在更长的时间里靠的是自发的同意，因此他们强调了在一个全球性的“帝国”秩序结构里，文化处在支撑这一结构的关键位置。与此同时，他们也指出这种取代了“野蛮的”殖民控制的文化手段是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逐渐实现的，传媒产品的全球化传播过程成为了这种隐秘控制的关键构成，因此“文化帝国主义”往往被联系于“传媒-文化帝国主义”。

当世界体系具有制造“对其自身产生认同”的能力时，这一体系所带来的损失将被合理化，这使得这些损失的承担者被选择性忽视。这呈现为一种媒体信息秩序的维系，造就了信息流动的南北不平等和单向度流动局面。在国际读者的视野中，新闻所涉及的地域始终围绕着某些中心，而对于这些中心来说，遥远地区仿佛被从新闻发生的版图中抹去了一般，后者往往只有成为利益相关者或异域奇观等角色时才能展现在国际面前。连同其一起被隐去的，是这种不对等关系的具象化呈现，以及在这些具体事件中所呈现的痛苦与挣扎。

至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隐匿会成为权力者的选择？这也同时在问：为什么可见性的需求会成为一种斗争？是使某事可见这一行为本身被权力者厌恶吗？汤普森在阐释现代可见性时提供了一个发现——这种揭露作为现代现象有一个独特的结构和动态：它涉及通过媒体披露一些之前隐藏于公众视线之外的行动或活动，而这些又涉及违反某些价值观和规范，且被披露会引起公开表达不满和愤怒。可见性（visibility）最直接的解释在于可以被眼睛看见。在这种意义上，视觉能力、具体时空环境决定了可见性的范围，也锚定了可见的空间共享和相互性，即当我们能够看见他人时，通常意味着双方处在同一时空，因此我们也同样能被他人所见。大众传播、现代信息系统的建立，使这种直接的可见性发生了转变，出现了一种去时空同步性，“直接可见”成为了“被中介可见”（mediated visibility），这使得事件成为更易被记录、广泛传播并展现的，隐藏则变得困难。但当隐藏作为一种遵照某些群体意愿进行控制的表现时，使某些事件可见就成为针对这一特定意愿和控制的斗争，即可见性具有了一种可用于权力斗争的工具性质。在以争取“可见性”为核心的信息环境下，学者丹尼尔·戴杨更是将可见性视为权利，“这种‘可见性’的权利几乎被认为是一种人权，具体包括三种权利：被看见的权利，以自己定义的方式被看见的权利，赋予他人可见性的权利”。在这种意义上，这种解释甚至试图为针对隐匿抗争提供一种具有更强合法性的支撑。

诚如布尔迪厄等社会学家们所践行的那样，探索记录卑微琐碎的痛苦，阐明被掩盖的各种形式的不幸的社会结构性起源，并突破这些掩盖，使可见成为一种解放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世界的苦难成为了一种对于不公正体制的变革、解放的力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有意识地忘却历史特别是苦难的历史是统治权力的一种技术。”所以，并非被看见本身，而是可见性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和披露行为背后的可能性力量引起了权力者的惶恐，并试图对抗可见性并实现控制。当我们将世界的痛苦视为一种力量时，这种隐去就将成为一种作为统治方式的“霸权”。在这种意义上，当这种不平等关系仍不可逆转地需要被改变时，使这些被隐去的现象以及随之被掩埋的力量重现变得尤为关键。

因此，对于一种不平等体系中的权力弱势方而言，争取这种所谓“可见性”的权利，成为在不平等体系中谋求公正的需求，这比直接改变和跳脱出某种体系来得更加现实。尤其当这种体系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已然确立下来的体系时，通过使世界体系的结构性不公正所隐去的东西可见，即成为体系中所有谋求公正者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所谋求一种结构性变革的契机。不难发现，这种契机所依赖的可能性力量，是一种产生行动的可能。披露被掩藏起的事件所引发的不论是对违背公理的愤怒，或是对苦难的怜悯，之所以能被视为力量，正是由于其拨乱反正、消除苦难的行动倾向。

由此，作为世界体系中弱势方，可见性正是试图进行结构性变革的“全球南方”所谋求的，国际传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 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的提出曾是这种争取的体现。但这种努力由于冷战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文化传统原因，被西方国家以信息“自由流动”的理由拒绝了，并关闭了继续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现秩序变革的渠道。但这样的失败，并没有中止这种改变：在传统媒体中从北方到南方、从富国到穷国的单向信息流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新媒体和文化产品所平衡，这种转变的动力来源于更多的普通用户参与。通过自身行动而非等待大型媒体或宏大的支援项目，原本在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中提出的可见性诉求在这些零散的行动中被逐步地实现着。尽管“数字鸿沟”问题的发现使这一进程被认为是效力有限的，但公众和更广泛的社会行动所提供的力量，着实为更完整地实现可见性提供了启发。这种启发可被联系于“公共领域”的存在和构建，当事件被放置在这样一个场域中供参与者看见时，行动就在其获取公共性作为支撑的条件下展开了。

借助阿伦特关于公共性的论述，当坚持公共空间中所有参与者的出现是必要的，看见处于不同位置上的他人，并使自己被他人看见正是公共生活的意义时，我们的行动完全依赖他人的在场，如果没有可见性，也就没有政治行动，没有公众，因而也没有能够作出行动的可能性。至此可以梳理出的可见性的需求所真正指向的是可见所产生的力量，而力量实质内涵即是行动，而行动来源于公共性的形成。因此，当将变革的契机置于可见性之上时，对可见性的思考将导向一种关于构建公共领域的考量。而变革的对象是全球体系时，这种关于公共领域的考量便转化为一种对“全球公共领域”的考量，后者可以说是一种对前者的语境化。

三、“全球南方”被看见的可能：全球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基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所提出的概念，描述了基于自主的个人结合而成的、独立于市场和政府的公共交往空间。“市民”们就已属于私人但又具有公共性质的事务（商品交换、社会劳动）与公共权力进行讨论，这种政治讨论也被称为“公开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领域”具有两层含义，对内而言是公众的讨论交往空间，对外而言是指向公共权力的批判空间。就哈贝马斯的思想概念本身来说，“公共领域”本身经历了一个从历史范畴到规范范畴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领域’之于哈贝马斯就如同‘新教伦理’之于韦伯：它是一个社会哲学家的理想类型，而不是一个社会史家对现实的描述。”其规范性特点被Dahlberg提炼为六个具体的规范：

1.关于问题的有效主张的主题化和合理化批判（Thematization and reasoned critique of problematic validity claims）：有明确的主题意识，且其主张是面向所有具有理性的人的，并以此接受理性的检验；2.反身性（Reflexivity）：参与者的自我检视态度以及对于批判和修正的开放态度；3.理想的角色承担（Ideal role taking）：对合理的意见保持开放，寻求理解而非绕过差异；4.真诚（Sincerity）：不欺骗和不自欺，真诚地表达所有的相关信息；5.形式和话语上的平等（Formal and Discursive Equality）：平等地面向有潜力进行深思的人，且他们有平等的机会参与讨论；6.对于国家和企业权力的自主权（Autonomy from state and corporate power）：公众领域作为一个自治空间应摆脱外部组织性力量的干扰。

基于以上规范形成的对“公共领域”的理解模式被称为审议模式（deliberative democracy public sphere），强调理性、深思、普遍公共议题作为参与审议的必要条件。一个理想的、单一的理性参与者在这种规范下呈现了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规范性范畴的“公共领域”仍然与其作为历史性范畴的含义息息相关，即规范性的“公共领域”仍然对市民社会兴起时那种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公众抱有期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对其所提出的“公共领域”进行了反思：认为它排斥了其他形式的民众、否认了其他形式的公共空间具有实现公共性的独立潜力，而仅将其他形式视为参考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规范的变种。在这个意义上，Oskar Negt和Alexander Kluge更是尖锐地指出：“所有形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弱点都源于这种矛盾，即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排除了实质性的生存利益，却声称代表了整个社会。”

而南希·弗雷泽（Fraser.N）基于多元文化价值和分层群体的实存状况，针对审议的“公共领域”概念中存在的不合理假设提出了批判：“公共领域”所要求的形式平等，实质上是将实际不平等的临时性忽略，这并不能实现公共领域所要求的平等交流，不利的从属阶级（subordinate class）仍然不利；综合的公共领域、先验的公共性议题的预设体现出来对其他阶层和多元团体的排挤，这恰恰无法在规范意义上实现公共性，也使得实际意义上的主流社会不承认的社会问题被选择性忽略。这一批判性的理解被称为“多元公众模式”，它基于与理想的资产阶级公众相异的抗争性公众（counter publics）形成。这意味着多元与分层社会现实下的“公共领域”已从一个静态和单一的场域，转向竞争、分裂、多元的观点竞技场，各种传播交流实践被纳入更复杂的权力脉络和更多元的社会结构中考虑。

而对于差异性意见的承认，在带来赋权和解放的同时也伴随着众声喧哗式的纷争，倘若不解决分歧，撕裂的社会、分隔的群体依然无法解决需要社会合力才能真正解决的问题。一种避免“敌对”而寻求“争胜”的争胜多元主义（agonistic pluralism）被引入作为补充。Karppinen, K.在文章中引用Mouffe的论述将这种“争胜”描述为一种达成临时性的“共识”、用以解决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领域”实质上成为了一种更广范围内的商议交流以达成临时性共识的场域，只是这种商议从理想规范的层面上实现了退阶，对多元的表达和利益话题进行容纳。这种“共识”也是一种让步式的、行动导向的“共识”，规避了需要实现多元群体的实质一致所带来的困扰。

在强调后资本主义语境与多元社会的现实的基础上，弗雷泽的关键批判可被视作一种对规范的审议“公共领域”的辩证式发展：哈贝马斯剥离历史性范畴意义而实现的“公共领域”规范化，经过弗雷泽的批判再次具有的历史范畴的意义，其规范意义在这一过程中被“扬弃”了。后续关于“争胜多元主义”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将产生行动的考量进一步纳入，使得“公共领域”的讨论得以获取一种实践导向。因此，不论是从哈贝马斯自己的反思或是“公共领域”理论的后续讨论来看，学者们所关注的其实聚焦于两点，也对应于上述“公共领域”内外两层含义：其一在于使更广泛的群体及其观点能够被看见，继而参与进行意见的讨论；其二在于就这样一个应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力的观点集合而言，应使之有实际的行动效力。即可见与行动构成了这一理论脉络的核心关切。

由此，网络和社交媒体普及后，“网络公共领域”也得以在一种历史语境化层面上被讨论，其中备受关注的公共性潜力基于这样一个逻辑进程：互联网给予了每个使用者以参与公共讨论的可能性，通过讨论形成的公意可以影响公共权力的决策进而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领域”在网络技术的参与下，再次时代性地被设想为一个具有现实效力的场域，以往由于话语权丧失而无法显现的社会问题可以通过这一场域被展露出来获取被解决的可能性。在学者们看来，正是技术性宏观传播网络的搭建及其活跃的用户，构成了当代全球传播的前提。在这样的传播空间中，公众越来越多地从民族国家进入全球舞台，愈发将本地视角与全球视角交融，并通过技术支持使得主观的微观网络得以建立。这种超越国家进行跨境交流，在全球交往的层面上促进了公共生活所需的审议机制，在这种意义上构成了一种“全球公共领域”（global public sphere）的当代转型。而这形成了对于以“民族国家”为核心范畴的传统“公共领域”概念的批判，这种批判指明传统“公共领域”概念中隐含了一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构建的政治想象，即有界政治社群及其领土国家的框架，而这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无法应对诸多跨国性问题。这些议题在这样的框架下或将被排除在外，或将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被解决，这种不恰当的方式可以被称为是单边式的，如同弗雷泽的批判一样，它剥夺了一些国际问题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的权利，尤其是那些失权者，如“全球南方”。

曼纽尔·卡斯特也指出，作为公共事务辩论空间的公共领域也已从国家转向全球，并越来越多地围绕全球通信网络构建。但在这种技术演进之外，引发这种转型的一个更关键的因素被认为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即“问题产生的空间（全球）和处理问题的空间（民族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当越来越多的问题产生自一个业已建立的世界体系时，民族国家之疆界其实并不成为能够有效限制问题输入的工具，反而限制了从问题源生，或是从全球性关系网络中彰显问题、解决问题的途径。

从可见与否的层面上来说，在现有国际信息秩序中，掌握了所谓“国际主流叙事”的主流媒体已然按照地理空间形成一种“偏好”，国家的版图疆域恰好也成为其关注点的边疆，在那之外发生之事成为无需呈现、因此也就不可见的异域之事。而延续了“公共领域”基本理论内涵的“全球公共领域”设想，试图完成的恰恰是在全球问题层面，使原本不可见的事件议题进入讨论范围，进而形成能够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在这种意义上，通过使全球范围内的更广泛的主体力量参与其中，“全球公共领域”试图构造的是一种新的包容性，即在这个领域里，人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尽管他们有不同的起源、不同的价值观，以及经常相互矛盾的利益。

在这种意义上发生的国际公共传播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而是以全球范围内相互依存的网络为基本着眼点，多元主体基于公共性展开的沟通过程、活动与现象，其目标是解决多主体间性中的公共性问题。但其中也蕴含着一种更激进指向，即对民族国家，或者一种民族国家式的跨国界政治联盟中国家体制性力量的不信任乃至反对。由此学者们也提醒道，这种变化并非要求绝对替代民族国家视角，而是应呈现出一种叠加作用，在某些全球问题上提供一种更整体的视野及思路。尤其在近年来世界各国孤立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抬头的趋势下，全球公共领域有可能在全球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这种省思，恰恰是重新站回了“公共领域”概念的有效性立场，或者说保持了学者们所期望使之具有的历史现实功能，即在当前的历史情境中，在解决国际问题的过程中，民族国家及其政府仍然是关键性主体，其主动分享治理和管理职能并不意味着其可以被替代。

因此在这种设想中，“公共领域”应是有限定的，其被期望建立成一个保障多方可见性权利的国际公共空间，这一空间包含除正式权力之外更广泛的社会主体，为能够策略性地达成可供行动的“共识”提供基本条件。因此，其为“全球南方”始终在付诸努力争取的可见性需求，以及通过实现这种需求试图建立的“信息新秩序”提供了一种具有行动导向的理论基础，这种努力指向了更公正的世界秩序体系。尽管这种空间本身可能并不产生直接效力，但正如第二部分提及的那样，它为一种行动倾向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这即是变革的契机，而构想出这一条件产生的理论可能性便是理论研究工作有限范围内所能触达的边界。

基于上述的理论视角，当争取可见性成为必要，作为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决定性主体，媒体应该被纳入考量，但在此语境下从“公共领域”的参与者的意义上去理解媒体时，其内涵又有所不同。由此本文最后试图对“南方媒体”进行内涵扩容，这将使“全球公共领域”在“南方转向”的历史背景下，进一步扩展其行动导向内涵，同时也为“全球南方”争取可见性权利的斗争进行阐释。

四、一个思考：从“全球公共领域”视角思考“南方媒体”内涵的扩容

“南方媒体”一般可被理解为，位于全球南方的媒体机构，他们通过自主新闻生产和传播超越西方中心的“替代性叙事”。当我们将其视为一种全球南方的新闻业实践集合时，这也被视为一种挑战“以西方为中心的新闻研究的霸权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机会，展示世界上以前代表性不足的地区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新闻的一种方式。从更深层的内涵来说，它更指向一种知识论、话语层面的变革倾向，意味着一个从“全球南方”出发、以全球公正秩序为使命的知识生产和行动方案。试图构建关于“全球南方”的公正认知，以及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它们体现了全球被边缘、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努力方向，延续了第三世界争取解放的斗争。

在这个意义上，“南方媒体”成为“全球南方”争取可见性、谋取秩序性变革契机的关键。当试图使“南方媒体”承担起在这一层面的精神内涵时，仅将目光放在专业媒体机构，以及专业化的新闻生产上是不够的。尽管这种专业、规范的视角仍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当一个全球性的新闻生产系统业已具有偏好性时，本地专业媒体不可避免地受到此规范的限制，“全球南方”也因此难以从中寻求可见性，并谋求变革契机。此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曾在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指出“全球南方”都有如下共同特征：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发展振兴的历史使命和公道正义的共同主张。这也指出了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中，“全球南方”得以在国际谈判和博弈中获取一个共同的身份标识，并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依凭，以及可以成为一股重塑世界秩序的关键力量的基本方向。而接纳这一时代和历史实践意义，也是“南方媒体”实现“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的精神内涵所需要的。

因此，基于可见性和全球公共领域的视角，以及“南方转向”的历史背景，应思考对“南方媒体”在三个层面进行扩容：一是从媒体的结构性功能和规范性角色来看，“南方媒体”就其所承担的理论历史内涵和行动导向而言，在实现社会功能的基础上，应对所谓中立、专业角色有批判性思考，并在发展传播学的意义上，扩展自身的角色理解。通过在支持社会改革项目、公众参与建设、推动地区的发展振兴等方面充当政府、公众的合作者角色，这意味着在新闻的客观性与媒体责任之间取得平衡，既要对不合理现象进行展露、监督和批评，又不能至于对推动进步和繁荣的基本发展计划造成破坏的程度。

其次，从“南方媒体”所容纳的主体来看，在网络和全球公共领域持续拓展的背景下，对“媒体”的外延理解，以及所容纳的主体类别应有所扩大，社会和公众在实现可见性层面的行动力量不应更无法被忽视。他们在更大范围内更直接充当了使各种不公、苦难得以被看见的主要来源，而他们也充当了观看者、评判者，由此成为使“苦难的力量”得以实现的行动者。

最后，从关注和使之可见的目标事件来看，在全球化视角，尤其是在一种所谓“帝国”的去疆界视角下，“南方”也不仅是那条所谓的“勃兰特线”所划分的地理范围和国家集合。学者们指出，全球化生产的需求造就了国际范围内的劳动力流动，原有的各种界限、疆域划分变得模糊，即“北方”当中涌入了“南方”因素，“北方”因素也由此注入了“南方”。不平等关系的空间表现因此变得模糊，这使得在思考“全球南方”以及“南方媒体”时，获取了一个南北二元划分之外的扩展维度。如同审视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之后，斯塔夫里阿诺斯所深思的：“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人民都发现他们今天坐在同一条船上，他们正在为一些相似的问题发愁，正面临着一同覆舟溺水的严峻而现实的前景。”当如全球劳工、难民流动这样的问题仍然存在时，自南向北的流动并没有消解这种苦难，却使之变得复杂，随着人的流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进行，“南方问题”不再能在地理、民族疆界的意义上被划定。原本传统的二分格局并不足以概括这种状况，不公正所带来的压迫也不再是边缘化的“南方”区域的历史，已然构成所谓的原殖民宗主国自身的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去发掘不仅限于传统“全球南方”地区的“南方”，即发达国家境内隐藏的苦难与不公也成为“南方媒体”的应有之义。

与此同时，不能否认的是，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普及，平台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为“全球南方”带来了迎来“全球公共领域”的可能，并能以此谋求可见性权利，寻获变革不公正世界体系的契机。但不可否认的是，技术从来不是仅按照利好权力弱者的逻辑演进的，在对南非的分析中，学者指出美国跨国公司在数字生态系统的架构层面实施了帝国式的控制，这让他们能够直接掌控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权力，形成帝国控制，这意味着通过控制数字技术而在“全球南方”重塑殖民主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也意味着从技术方面对“全球公共领域”进行反思与建构、完善，是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方向。而对于基于这种理论视角扩容后的“南方媒体”，在实践中也不得不直面这一严峻的考验。（参考文献略）

作者：

周如南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副教授

吴德异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南方传媒研究  2024年第5期总1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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