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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湘雅二医院相关事件引发公众对医疗行业透明度的关注。尽管官方通报已回应了多数质疑——器官捐献档案合法合规、音频材料多为误译——但围绕“器官移植黑幕”的流言仍在社交媒体上蔓延。不少器官捐献志愿者在恐慌中选择退出，也有人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跟风放弃，无形中掐灭了许多患者的希望。这场信任危机背后，折射出公众对器官捐献与移植系统透明度的深切焦虑。
某社交平台上，不少志愿者被舆论影响选择退出。
某社交平台上，不少志愿者被舆论影响选择退出。
“器官移植”谣言带来的恐慌并非孤例。从缅甸电信诈骗“噶腰子”，到一些毫无根据的医院内部器官交易传闻，这类惊悚且极具煽动性的谣言屡屡出现。其根源在于公众对器官捐献流程缺乏了解，而谣言往往以“血腥”“暴利”等标签化叙事吸引眼球，利用人们对未知和黑暗的恐惧心理，迅速扩散传播，给器官捐献事业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当个体悲剧撞上系统性议题，公众更易陷入“阴谋论”叙事，而非冷静分析真相。
必须明确的是，自2017年起，我国就已建立了严格规范的遗体器官捐献体系，明确仅承认公民自愿捐献这一合法来源。202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规定了“从事人体器官获取、移植的医务人员不得参与遗体器官捐献人的死亡判定”“获取遗体器官前，应当向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提出申请”“委员会中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不超过委员人数的四分之一”等，从法律层面为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规范开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然而，尽管有完善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公众对器官捐献仍存在诸多疑虑。这反映出当前器官捐献工作在透明度和公众沟通方面存在不足。要让器官捐献回归理性轨道，需从制度设计和公众教育双线发力。
在制度设计优化上，全流程透明化是关键。首先是更大范围的信息公开，将器官捐献者的身份信息、捐献意愿表达方式、分配过程全程录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并向捐献者家属和社会公示摘要，接受第三方监督；其次，强化科技赋能追溯能力，如通过区块链技术建立不可篡改的器官分配链，确保每一步操作可追溯；此外，在现有的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制度上，建议由省级或国家级卫生行政部门设立区域性独立伦理审查中心，对高风险移植案例进行二次审查，邀请人大代表、媒体代表或患者家属代表列席部分伦理委员会会议，增强透明度。
公众参与和科普教育是破解认知壁垒的重要抓手。通过纪录片、医学专家直播等形式直观展示器官捐献的科学流程，例如“一个遗体捐献者如何同时救助多人”，可有效破除误解。对捐献者家庭在现有的“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手术优先排序”基础上，还可给予税收减免、医疗优先权等政策倾斜，在“器官捐献日”予以表彰，提升社会荣誉感。此外，联合媒体、医学机构和科普作家建立谣言快速响应机制，用权威数据和事实及时“灭火”，也是遏制恐慌情绪蔓延的重要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我们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器官捐献，器官供体短缺的问题仍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因此，积极推动器官医学的发展，探索更多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目前，器官医学蓬勃发展，未来或可激活人体自身修复能力，从“移植器官”转向“再生器官”；人造心脏技术已取得阶段性突破，为心脏衰竭患者带来新的生机；猪肾脏、心脏等异体移植临床试验也在推进中，若能成功实现临床应用，将极大拓展器官来源渠道。加大对器官医学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加强国际间的科研合作与交流，有望在未来彻底改写器官供体短缺的困局。
湘雅二院事件的舆论争议，本质上是一场信任危机。公众的恐慌与质疑，不应被简单归咎为“过度敏感”，而应成为推动制度改革的动力。唯有通过透明化制度设计、科技赋能与公众教育，才能让器官捐献回归其本质——一场纯粹的生命接力。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器官捐献事业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让更多生命在爱的传递中重焕生机。
作者：方壮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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