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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2024年年末，青年导演张中臣导演的长片《最后的告别》在国内院线上映。三年前，这部影片摘得了FIRST青年影展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情长片两项大奖。影片带有强烈的作者色彩和独特的影像风格，而影片主创曾在北京电影学院担任保安、被电影滋养的经历也被媒体争相报道，他们被称为闯进电影大世界的“保安小分队”。我们采访了主演王耀德，不仅因为他的艺术敏感和可塑性，还想讲述他借由电影、精神共同体和“看见”自我的力量逐渐走出内心幽暗的故事。这不是一个人的成长之路，而是一群人的摸索，甚至是一代人的命题。
“耀德不爱说话，那时眼睛里还有些忧伤，总觉得他心里装着很多事。”12年前，张中臣在北京电影学院初见他时的印象，持续了好几年。那年王耀德21岁。
张中臣在心里酝酿多年的长片首作剧本，也正是照着王耀德的形象写的。
影片《最后的告别》从聋哑人方圆的视角出发，以现实和倒叙两条线索，勾勒了一个平原普通农村家庭的悲剧：父亲是村中一名无人理解的教书匠， 中年失去工作；儿子残疾、女儿离世、妻子出走……父亲逐渐精神失常后杀人又自杀，无法言语的方圆始终被深切的孤独包围。全片大量使用浅焦镜头，节奏缓慢，对白寥寥。王耀德可以借助的表演工具不多，他用眼睛演出了那种无辜、无措。
想写这个主题，与张中臣的童年经历有关。9岁时，他的发小及其弟弟被他们罹患精神病的父亲杀害。看到发小的父亲身上沾着自己孩子的血，张中臣没法不受震动。“童年就此中止”，他变得封闭、寡言。整个村子的空气也变了，从前夏天，家家敞着大门，那之后全都门户紧闭。
但因何导致的疾病和暴力，这户人家经历了什么？村里人都不问不谈。“在我自己和很多农村家庭里，家人之间像隔着一道屏障，缺乏情感的流动和照抚。”精神世界的孤苦和无助，是他最想在电影中呈现的。
第一次担纲主演的王耀德不用跟导演做过多表演上的交流——他俩都清楚，方圆与王耀德在某些方面互为镜像。
失去
王耀德没有母亲早年的照片——在他记忆里，母亲从未年轻过。
腿脚长年肿胀，手指变形到拐成锐角，风湿病一犯，疼得如针刺骨，母亲无法抑制的叫喊声伴随着王耀德的整个童年。如今母亲六十多岁，鱼尾纹呈放射状在眼角撒开，上下眼皮的褶子理不清路数，眉心永远拧着。“一感冒就只剩半条命。”他因此格外疼惜母亲，母亲也了解幺儿的心性。
一生未曾舒展的雷州村妇有一个美好的名字“吴妃莲”，男人的名字也好：王如水。王耀德于是给父母的微信备注“如水莲花”。
他后来才明白“莲花”的早衰从何而来：从小便要担负种稻子、割蒲草、做饭、带弟妹的任务，生命里仅有半天去小学里头看看，被老人责骂半晌，再没迈进学堂的门。可她聪明、记性好，收音机和村广播全入了耳：《山海经》、地方戏，只要她觉得良善有趣的，都能一段段原汁原味地再倒给孩子。
▲王耀德的母亲 图/受访者提供
▲王耀德的母亲 图/受访者提供
被乡邻唤作“水哥”的父亲，是村里公认的帅哥和老好人。
养鸡、种菜、扛大米，只要是寻得着的活计，他都干且从不含糊：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雷州农村，父亲盖房时会盖一间单独的洗浴间，砌的水井结实圆整；别人清晨卖菜，多是头一天夜里割菜，父亲凌晨戴着头灯割，确保新鲜水灵；给人犁地，多烂、多容易翻车的地他也去；母亲爱吃早市上的肉，父亲凌晨4点前便起来骑着摩托到好几里外去挑，越走越远，越挑越熟练，直到发展成远近村民排着队要他帮着捎：前腿肉、猪头肉、猪大肚、猪小肚……生了孩子或有人生病的人家还有特别交待。
耀德看不过，当面拒绝过买家要求，父亲和他吵完，继续做义务“代购”。“别人也没钱给他，但在以前电视还不普及的年代，会邀请他去家里看电视。他就好满足，觉得自己得到了尊重。”
台风过后，他和父亲一起用绳索去捆扶倒下的成片桉树，干一天得几十块。钱少，他干得还分外麻利。有天中午活儿完了，父亲和工友拿出带的烧猪肉、烧鸡烧鸭，摊了一地。那是他第一次和父亲正式喝酒，很快便在树荫和闷热的夏风中呼呼睡去。
王耀德上面三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父亲勤劳如许，家里的日子本来不会那么难过——但架不住只有一个劳动力。
小学三四年级的某天夜里，他从同学家看完电影回来，母亲轻声对他说：“二哥去天上去做星星了。”
他没太明白，但又恍惚想起，回家路上他和推着两轮板车的父亲擦身而过。后来他意识到，父亲在送二哥出去，“那会儿人已经没了。”
他对二哥印象不太深，只记得他眉清目秀，脸总是煞白的。表哥曾形容，“就没见过长这么好看的人。很像张国荣。”因为从小身体不好，二哥很少出门，但手很巧：削竹子，拿小钉子磨碎了做暗器，后头别上羽毛，飞出去又远又准。“有次有人欺负三哥，二哥就用这个弹弓射出去，扎着了对方，被父亲揍了。”
二哥走后，母亲在床上唱了许久的戏，声嘶力竭，哭得要背过气去。父亲不知怎么安慰妻子。耀德感觉，再不找人，母亲要疯掉了。他撒开腿跑到数百米外的邻人琴奶奶家。“她家所有人都放下碗筷，立马就跟我来了。”在《最后的告别》里，自己差点被父亲溺死时，妹妹、父亲离去后，方圆也曾不顾一切地发足奔跑，是对已经或将要发生的危机的惊恐，也有一份想要寻求解答的急迫。
可二哥究竟是患什么病走的，王耀德一直没敢问母亲。
▲电影 《最后的告别》 剧照
▲电影 《最后的告别》 剧照
更大的转折发生在高一。他在县里的学校寄宿，一周回家一次。有个周三，他给母亲打电话。“这个星期没事的话，你就留在学校。”母亲的这句话，让他心里明确了什么。
几天后，他还是“不听话地”跑回了家，只看到大哥房间里空荡荡的床。他一间房一间房地去找，已是徒劳。
从小他和大哥睡一张床，大哥教他写一手俊秀的毛笔字。大哥眼睛很亮，拍照时会吊在树上做鬼脸。后来大哥脑子里面长了瘤，眼睛慢慢看不见了，走路磕到撞到，会烦躁得自己撞墙；十几岁的男生，得靠妈妈和奶奶给他打洗澡水，他憋得慌却无处发泄。
失明后大哥再不爱出门。一次耀德强拽着大哥出去，骑摩托载着他在村里兜风。大哥叫耀德猛踩几下油门后把脚松开，让车平缓地滑行。不作他想，只是滑着。滑着。
“再后来，就扩散了。”
到最后，王耀德其实有预感。“去学校前我几次握着他的手，跟他说我走了。他当时人已经半昏迷了。”
那个周日，父亲骑着摩托载耀德返校。“经过市场，我问他，以前都是在这个地方买肉吗？他说是。那是我唯一一次趴在父亲的背上。”
本是众人眼中读大学的料子，从此成了另一副模样：他在教室里整了张桌子，摆在最偏的角落。上课时头歪在一边，但从来也睡不着。不摸书、无所谓分数，捱过一天是一天。他对喜欢的女生穿什么颜色的鞋和裤子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段时间我从没把头抬起过。”
很多年后，他读到《米格尔街》中的一段，小男孩遇到了自称为诗人的B·华兹华斯。男孩问诗人，“（你）为什么哭？”
“为什么，孩子？为什么？你长大就明白了。你也会成为一个诗人，懂吗？当你做了诗人后，你就会为任何一件事哭泣。”
王耀德释然了。原来他不是唯一一个有那种感觉的人。
没有跟大哥正式道别，成为他此生最大的遗憾。全家没有留下一张二哥的照片——他私藏了大哥的不少照片作纪念，不敢告诉母亲。父母不提，他也再未和他们谈起过两位哥哥。
有时候他会对着空气说，哥哥，不知道会不会存在另外一个世界。
“感觉大哥就在我旁边，我特别想跟他说一句话。我总觉得他应该多去享受生活，他不应该什么都没有经历过，只过了这么短暂浮草的一生。”
“我觉得走的应该是我。”他眼眶发红，声音颤颤地问，“我还有很糟糕的想法：这么活着，不知道为了什么？”
造梦场
高考考场上，王耀德只写了作文，别的题目一字未答。考完一周左右就踏上了打工路。
母亲给了他2000块。他买了一张前往北京的硬座票，在绿皮火车上坐了三十来个小时。谁也不认识的他，先在牡丹园找了份厨房的工，十多天后便辞了职。当天晚上老板把他撵出门。在大雨如注的夏夜，他钻进三轮车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清早，他从牡丹园溜达到西土城。先见到“电影频道”四个大字，吃了点东西，再溜达100米，便看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
对2011年的王耀德来说，电影基本等同于香港黑帮片。学院也与自己没什么关系。他转回头，收拾东西回了广东。
那之后几个月，安徽农村青年张中臣追随喜欢文学的哥哥张中玉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没多久便加入了保安队。陈坤阳、李想、张秘密、陈崇理和邵光等人，也先后来到保安队，成为了同事。
做保安既是图包吃住，也因为可以蹭课、看好电影。工资不到两千，吃得也一般。“说啥口味，有盐味就行了。”邵光笑着回忆。
保安们居住的C楼角落到学校最大的114阶梯教室不过100米，却是一条时空与心灵转换的隧道。轮到中放楼放“内部片”，大家会立刻冲过去在门口站岗。听老师讲李安的《喜宴》，看贾樟柯的《小武》，张中臣第一次知道原来电影课这么有趣，小混混的情感和虚空也有价值，“以前对世界的认知太片面了。”
王耀德进入这条道，要比他们再晚一两年。2012年他二度来京，再次来到北影，直接问保安队是否招人，于是也成了“小分队”的一员。但起初不适应，跑回去好几次：卖过碟，送过外卖，最消沉时在KTV里当服务生——每个月一发工资，服务生们便集中在最贵的包厢，狂喝狂吐。
有一天他收到张中臣发来的短信，对方赞他“有魄力”，“还是来（北京）吧。”虽然有电话号码，他也想不起这个人是谁，但终于有了动力离开KTV的烂泥。这次，他一待就是两年。
再回到学校，他喜欢上徐皓峰的视听语言课，“有料又有趣，每次都要提前占座。”陈山的电影史分时间和地区梳理影史脉络，他也爱听。受同事们的影响，他也进入了安哲罗普洛斯、库斯图里卡、考里斯马基的影像世界，“还有好多的‘斯基’哈。塔可夫斯基是好，但真的难进入。”
没钱，最大的消费除了买碟买电脑，无非是去学校西门的小菜市场一起点个凉菜拼盘：花生毛豆黄瓜拌一块儿，加上几碗面、几块饼，就够香了。
那期间，北影成立了继续教育学院。张中臣兄弟俩都考上了“继教”导演系剧作本科班，陈坤阳考上了摄影班。为了交作业，也是练身手，张中臣拍过好几个短片。一开始声画不对位，素材不知道怎么弄，至今还躺在硬盘里。到后来，慢慢找着感觉，作品有惊悚恐怖的，也有以新闻事件为题材的实验风格，王耀德总是主演的人选。几个人还草拟过一份“到期不交作品就罚款”的《二十一宣言》，铆足劲要干出点东西。
为何2011到2015年，会在北影的保安队里形成这样一个凝聚心神、最终打磨出作品的群体？
张中臣想了想：“不光电影行业，那时各个行业都是往前走的，大家都很有激情。我们这些人年龄和出身背景接近，没有排挤嫉妒这些东西。而且二十出头进入保安队，也算了解了基础的人性。关键是电影学院太小，它很浓烈又很开放，（这股气）散不出去你知道吗？那时学校大门都不关，蹭课的可以随便蹭……”
如今，这段过往被媒体报道，爱好艺术的读者纷纷表露羡慕。张中臣觉得这些都是后知后觉。当时每个人都有要面对的现实难题：收入低，家里催找稳定工作催成家。每到过年过节，老乡开着自己新买的车回家，而他和哥哥还要蹭别人的车回家和返京，一路煎熬。
▲北京电影学院保安队时的王耀德和张中臣 图/受访者提供
▲北京电影学院保安队时的王耀德和张中臣 图/受访者提供
开窍
《最后的告别》上映后，有观众在社交平台给王耀德留言：“当年在电影学院，有人在西门坐着痛哭，把手机砸了，是你吗？”
他笑着跟我说，“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我。但我肯定是砸过手机的。成天失眠，头发掉得厉害，在食堂也会坐着坐着就流泪。”
可张中臣觉得，对一个个体来说，这样的敏感天然而宝贵。“正是耀德这样的人才更容易捕捉和表达出生命中的美和悲伤。只是对他们来说，得找到一种方式来消解这些。”
2022年才认识王耀德的导演、制片人肖乾操，不会把“忧郁”跟眼前这个男人划上连接符。
他们因为同在圈内而相识，又因为住得很近时常见面。他认识的王耀德踏实、豁朗，很容易亲近。
两人真正走近却是因为一块踢足球。在肖乾操眼里，王耀德虽然个子不高，但身形矫健，很能发挥灵巧性和核心力量。“球场上你不能吃独食，得让队友跟你配合得开心。尽量不伤人，也保证自己不要受伤。我印象里耀德踢球是没怎么受伤的。所有人很愿意和他在一边。”
王耀德对足球和心理上的开窍，始于一年多的北大中文系保安生涯。
“小分队”散开前，张中臣曾让王耀德报考北影“继教”表演专业，没考上，调剂到北师大学教育，上了几周便退学了。他跑到北大中文系保安队，负责门岗进出人员登记。
他喜欢这份工作，不像在北影保安队一天要集合点名三次。每天见到的老师都很亲切：戴锦华爱抽烟，曹文轩给过他签名的小说，身体健朗的钱理群搂着他的肩膀说，“老头子们也只能在这待着了。你很年轻，想做什么就多出去走走。”
他最难忘收发室的赵春英。他对老太太直呼其名，帮她分发报纸书信，她叫他“帅哥”，带着他一个个把老师们的脸认熟。全系的老师都好奇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快对我们如数家珍？”
中文系对面是历史系，有老师一面过来找人踢野球，一面也在筹划组“正规军”出去比赛。跟王耀德聊过后，这位老师把他拉到群里，打电话给他。王耀德平生头一次参加了正式场地上的、有外援参加的足球赛。
“他们非常尊重足球，讲求战术。我是速度比较快的，一直往前突。有一天我最好的朋友来看我踢球，上场不到5分钟我就助攻进球了，太爽了！他们讲了一句话我至今受用：你传球不要意图那么明显，你怎么那么执着呢？”从足球到生活，他在那一天获得了通感。
“如果一辈子就这样也挺好。”就像赵春英那样有间安静的屋子，收发报刊，闲时踢踢球。晚上再坐公交去北影听听课，足矣。“我本来也没想过要成什么事儿。”
他不只是幻想，还向系办公室提出过想留在收发室的想法。但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如愿。
▲2018年时的王耀德 图/受访者提供
▲2018年时的王耀德 图/受访者提供
不再逃离
桃花源待久了，都不想挪窝儿。但总得走出去，面对现实。2015年，张中臣决定离开北影，次年他认识了资深剪辑和导演彭发，获得了更多磨炼的机会，并开始筹划自己的首部长片。陈坤阳去广告公司做制片，张中玉去做侧拍，赵国栋在后期公司做剪辑，张秘密放弃考研，去拍自己想拍的纪录片。陈崇理和邵光去了互联网公司。王耀德回到广东，给别人的工作室做过编导、平台账号运营，都不合心。
他和张中臣见过几面，从他嘴里听过好些个不同的剧本。直到2018年初，方圆的故事渐渐成型。他接到来自北京的消息：来吧，我们一起干。
“耀德从老家寄了两个菠萝蜜给我们。我感觉那好像是耀德头一回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投入其中。”邵光说。
拍摄地后来定在平顶山。除了导演和主演，制片人、出品人、文学策划、现场剪辑和现场制片、演员副导演全是保安队的哥们儿。前期的费用也是好几个保安同事和朋友每人拿十几万凑的。
到了现场，张中臣忙着调度，与王耀德交流不多。大部分时间，王耀德待在角落，不发一语，唯一的陪伴是阿巴斯的诗集。扮演爷爷的村民大爷到拍完还以为他真的不会说话。
片中的妹妹和父亲皆坠井而亡。父亲落井后，事件发生的树林一带被封，杂草丛生，井也被盖住。王耀德饰演的成年方圆来到故地，趴下身子扒开井口。
“演到这儿，太阳突然没有了。父亲（的幻影）就出现了。”现场其实没有真井，演员面对的只是人造的泡沫板。但王耀德说那一刻，自己就是有种被掏空的疲惫。
“他被痛苦折磨了太多年，这会儿却要打开自己不想面对的一切。好像要杀死自己的过去，和它同归于尽。”从拍摄到路演，王耀德少有机会谈起他对角色的理解。“他（方圆）觉得家里一切悲剧的发生都是因为自己。他是像孤魂野鬼般地活着的。”
因为生来残缺，就没了好好活的资格。童年时方圆差点被父亲溺死，有观众不大能理解父亲如何下得了手。但王耀德觉得，这是个时刻处于崩溃边缘的父亲，也是个“正常”的父亲。“在二三十年前的农村，甚至今天，这种现象很多。他可能没法进入别人的家庭去看看，原来也可以那样做父亲的。”
那么，拍完这部作品，是否真的可以与过去告别？
张中臣觉得，记忆中的那道坎无法轻易跨越，但他找到了与过去交流的办法。“如今也能站在更远更高的位置看那些图景。”
王耀德的童年曾不断做同样的梦：茂密的树林里有个水管汩汩冒水，然后钻出一只毛绒绒的野鸡，嘬着嘴，“像从三维空间里钻出来一样。”梦里他惊慌地想伸手逃开，却怎么也伸不出来，醒了直冒冷汗。
这几年，那梦魇再没有缠绕过他。
但看阿布戴·柯西胥的电影《谷子与鲻鱼》，结尾赛门为了要回摩托车，不断地奔跑，直到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他哭到不能自已。
生活里充满错乱和事与愿违。他曾拼命地想逃离家乡。每到过年回家，他都得拿掸子掸去房子所有的蒙尘，空落的四壁和节日的混乱都令他无法忍受。他只去同学和朋友家睡，“在自己家睡不着”。家里请人为逝者招魂，也会给他祈福。他通通不参与不领受。父母催他成家，他好生讲“这事儿急不得”，他们也就不再多言。更多的时刻，他兀自陷入以为永远无法出离的幽暗里，把痛苦当成安全。
跑完路演，王耀德终于平静了。“我以前太关注自己的情绪了。其实妹妹、父亲都很难受，母亲是最严重最难受的一个。”
他甚至也不觉得曾经的“心障”就是来自兄长们的离去。从小抬头纹就很深。小学六年级写的作文就因调子太暗，被语文老师关切。“找不到忧郁的来处，也不再纠结了。生活的意义都不需要，为什么还要找它？”
▲《最后的告别》拍摄现场
▲《最后的告别》拍摄现场
锚定
《最后的告别》在母校放映的那一天，主创们穿着便服坐在台上，在校当值的保安们则穿着制服整整齐齐地坐在观众席里。北影导演系教授王红卫提醒大家，“可以关注保安的故事，但请不要错过电影本身。”
主创们并不想多拿保安经历来说事儿，希望回归作品。但媒体和公众想听这样的故事，“那就趁着这次路演一次讲够、消耗干净。”王耀德说。
陈妙机和王耀德一块儿长大，但直到来北京上大学，他才和发小熟悉。“到北京做保安、追逐电影梦想，一般人不太会做这样的选择。但发生在他身上，并不奇怪。”
路演到广州时，几位老同学在大银幕上看到王耀德，惊讶之余调侃：“出名了，要记得我们哦。”陈妙机说，“同学们是怀着一些尊敬的。虽然并不能全看懂电影，有的人也不知道耀德这些年在做什么。但我知道他不短视，不会放低自己的要求。对物质也没啥讲究。”
这几年，王耀德在短片《筷子外卖螺丝刀》《游泳课》《3门》里分别饰演过外卖员、与孩子有隔阂的父亲、足球门将。2022年担纲长片《一匹狼在放哨》的主演。这部由大圣执导的FIRST入围影片讲述一个大学实习生在出差前，突然被闯进房间的隔壁男租户和同伙殴打、辱骂和勒索了整夜。最终主角在脱离险境后不打算“以暴制暴”，“这样就和恶人一样了。”
▲电影 《一匹狼在放哨》 剧照
▲电影 《一匹狼在放哨》 剧照
电影只有四个主演，103分钟里三个镜头分别一镜到底衔接而成，风格粗粝。王耀德几乎全程暴露在镜头下，演出了绝境中的恐惧无助。因为有相当多的爆发戏，“演完几乎要虚脱了”，也发现了自己台词需要加强的问题。
从成长环境中的身边人到如今出演的角色，多集中在底层人物，性格敏感，被人压榨凌辱，难以挣脱生命的困局。如何看王耀德未来的成长性？肖乾操觉得，演员气质正好符合角色对形象的需求，这是一种优势。
“像王耀德、张中臣他们，都像是这个行业的‘闯入者’。从前我们觉得做导演和演员必须要经受高等学府的严格考核、培养训练，不是一般人能轻易尝试的。但他们的‘闯入’激活了行业。何况演员征服观众的不仅是技术，还有他的魅力和人生阅历。这些不见得能通过科班教育完成，王耀德身上的生命体验和质感才是特别的。至于角色，当然不用框死，这也需要演员和导演的互相激发。”
如今王耀德对表演有一股莫名的自信。“就觉得有些角色自己能演好。导演不找我会有点可惜呵。”
这股信心从哪儿来的？他想了很久，“起码我是真的可以把自己完完全全地放进去。”
但他也明白，演员始终是被动的。《最后的告别》在FIRST获奖后，他开始做个人简历，也在考虑要投入到一些新的学习里，比如剪辑、阅读、音乐或者其他的技能，“做长期主义的准备”。
但未来怎样定位？他还不太明确，也不着急。这辈子，他都不是给自己上紧发条的人。
在保安队时，李想和“老王”是行走的“影片库”，理论储备也丰富。张中臣会把喜欢的课录下来反复听。有时值夜班几乎整夜不睡，打个小盹白天又去上课。到今天这种紧迫感还在：每天要坚持阅读和看片，“不然会退化”。
耀德呢，光是电影学院就“几进几出”——因为惦记母亲的身体状况，也因为自己好多事没想明白。
“好歹做点规划？”朋友建议。但他不知道怎么做计划，也不觉得很多事情能规划出结果。“忙碌自律的生活是生活，在自己的一个区域里这么过也是生活。”
“不过这样成长的速度会慢一点吧。”他又补充了一句。
张中臣说自己虽然不习惯在“舒适区”，但尊重个人选择，也不觉得这是个多大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迷茫期。何况当年也没有什么紧要的事儿摆在耀德面前，他家里对他找工作没给很大压力。他不需要对什么人负责，过好自己就行了。”
陈妙机记得，儿时的王耀德当过班长，有组织能力，也会帮受委屈的同学出头。“一旦把他放到某个环境里，他的能力一定会焕发。”
2024年年底，王耀德进入某平台的网剧项目担任执行导演。他不了解项目、比别人晚进组几十天、无资历无背景，一个月要对接一百多人，好像“不可能的任务”。迫于周期，一场重要的戏必须在暴雨天拍竣。一圈人都拉长脸甚至爆粗，对他“开拍”的要求爱理不理。
不能撂挑子，答应的事必须做到。咆哮或者赔笑脸都不合他的性子，他选择“用真诚感化”。没人搬东西，他一个人在泥潭里推一艘道具船，“总之今天必须把这事儿干成。”直到导演发话，“（你们）都看着吗？上来帮忙啊！”
项目最后顺利完成，他的工作态度得到了组里许多人认可。这段短暂的经历让他发现了自己的潜能。如今，每月一两次的足球赛、和朋友见面但不喝醉、踏实的睡眠、可以交心的伴侣，都像无形的锚在托住他。
▲2024年王耀德为腾讯网剧《黑色的眼睛》做执行导演
▲2024年王耀德为腾讯网剧《黑色的眼睛》做执行导演
东五环外的潮白河边，他租了一个简朴温馨的套间，附近除了纪录片导演朋友、一个电影同行开的咖啡厅，再无嘈杂。身在老家的母亲不爱惊扰儿子，偶尔发几句微信语音给他，会跟他说“早上好”，“我很念想你。”他便回个消息过去：“我很好。真的很好。”
采访那日，正是四九天。河面仿佛被割成两块，一半是水，一半是冰。呼啸的风把人裹着往坡下走，立不住脚。阳光明晃，路上三两行人仍是急急往回撤的样子。王耀德却敞开夹克，踱步往前，像要跟这大风撞个满怀。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 发自北京
编辑 / 杨静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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