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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是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实施5周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
近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即将迎来45岁“生日”之际，今年底将迎来20岁“生日”的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举办“推进综合改革试点走深走实 激发改革创新开放新动能”专题研讨会，多位专家围绕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展开研讨。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唐杰，广东省政协常委、深圳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会长谭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刘守英，深圳国际仲裁院党组书记、院长刘晓春，深圳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深圳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资深教授陶一桃作主旨发言。
唐杰：
打破“钓鱼效应”，增加创新“活水”
唐杰在主旨发言中指出，经过45年发展，深圳面临“高处不胜寒”的“钓鱼效应”，即总在一个地方钓鱼，鱼越来越少，创新越来越难。如何让鱼越来越多、钓不完？
好消息是，过去十年，大湾区的科学密集度增加，出现了若干交叉学科混合发展的状态。
他分析说，创新“活水”包括学科交融、创新空间扩张、科学与产业的广泛创新，后者包括科学的合作、产业合作、科学与产业的合作。以深圳新能源汽车崛起为例，化学、生物等多学科的交融、产业到科学的演化等，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鱼”提供了丰富的创新“活水”。
唐杰称，深圳几十年前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家，大批量生产简单产品，2000年左右进入资本技术密集型时代，规模化生产复杂产品，现在则进入创新引领时代，大规模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的特征突出，应全面提升城市的科学含量，促进科学和产业交融，让企业和科学共生，让更多企业家和科学家合作，让更多大学周边成长出新的产业园区，形成科学家的知识走出校园、成为产业的趋势。
他认为，一个城市创新越活跃，新增知识越多，社会共享知识就越多。知识可以积累，形成创新的“免费午餐”，政府要放大“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累积效应，着力推动创新知识的社会共享、企业之间专有知识外溢，让企业与大学、公共研发机构创造更多开放知识。
“深圳的显著优势是能快速把科学突破转化成具体产品。”唐杰建议深圳保持科学和产业的转化能力，促进企业获得更多科学知识。
谭刚：
《实施方案》与《意见》的5个显著特征
谭刚从深圳改革的各个“时间坐标”谈起，认为从深圳特区建立以来，整个改革的时间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基本上十几年一个台阶。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两个重要文件为标志，深圳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的第四阶段。
“全面深化改革既需要坚定立场、正确方向，也需要有科学的方式和方法，同时还必须得有攻坚克难的扎实行动和具体实践。”谭刚表示，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是在改革方法论上进行的全新探索和持续创新。
他特别提到，深圳综合改革试点中突出了重点突破跟整体创新相衔接，即通过综合授权、量身打造、定向制作、系统集成的方式来部署针对性强、带动面广、协同度大的重大改革举措，以详细的授权事项来赋予深圳在授权改革的范围之内更多的改革自主权，可以说极大拓展深圳授权改革的探索空间，也会对改革的绩效产生更大的提升。而试点探索跟经验总结向全国复制相统一，则让深圳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多积极贡献。
谭刚认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发布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与2025年公开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创新改革方式方法上呈现5个显著特征：
一是目标与手段相结合，使得综合改革试点成为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目标的关键举措，既有助于提高改革的综合效能，又构成对改革方式方法的全新探索和持续创新。
二是中央与地方相协同，中央首次专门为地方城市（经济特区）量身制定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阶段性改革《实施方案》，并按照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求部署综改试点升级版《意见》。
三是《实施方案》与《意见》相接续，既在改革目标导向、改革特色、推进方式与保障机制上呈现出延续性，又在改革覆盖领域、改革重点任务、改革重点突破上呈现出升级和迭代要求。
四是重点突破与整体创新相衔接，通过量身打造、定向制作、系统集成方式部署针对性强、带动面广、协同度大的重大改革举措和详细授权事项，赋予深圳在授权范围内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进深化改革的更多更大自主权，极大地拓展了深圳授权改革的探索空间。
五是试点探索与经验推广相统一，形成试点城市更好地发挥先行示范作用、进而在全国范围复制推广的改革扩展效应，从而在试点探索与经验推广相统一的层面上，进一步深化和推动改革，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经济特区的积极贡献。
刘守英：
深圳可通过制度创新，获得新增长动能
刘守英表示，一个地方形成的产业体系是它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产业链越全，成本优势、技术优势越大，企业就愿意在这个地方发展。丧失产业优势，是一个城市竞争力的损失。
截至2024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多个省份城镇化率超过70%，深圳的城市化率超过99%。
刘守英认为，城镇化率超过70%，被视为一个国家步入中等发达水平的标志。城镇化率超过70%后，城市从快速增长转向稳定发展，一个城市不能单以单个城市作为核心竞争力。
刘守英曾多次撰文分析“城乡连续体”。他曾指出，城乡融合是把乡村、镇、县城、小城市、大都市纳入一体，形成城乡连续体。广东等地区已经自然地形成以都市圈为核心、将村镇纳入城市的城乡连续体。
他举例说，深圳作为一个单一城市非常成功， 但从单一城市转向城乡融合形态后，未来如何形成在城乡连续体中的新优势，如何在都市圈发挥作用、带动整个城乡连续体的建设，尤为关键。
他指出，我国经济形态分两类，第一类是过去四十多年以土地、房地产为主导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当下面临较大困难，第二类是能够带来新动能的新经济，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深圳更好地发展第二类经济，需要大量的制度创新，使得数字经济形态的构建以及数字经济下的产业、企业、科学突破和技术革命，在深圳率先发生，成为新的增长动能。
刘晓春：
建议深圳在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
发挥更加积极主动作用
刘晓春回顾了深圳立法的历程，提出稳定中外市场主体的预期是过去深圳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效的重要因素，而推进综合改革试点走深走实，激发改革创新开放新动能，仍要回归到以法治稳定中外市场的预期上。
他指出：“要建立一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做好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的辩证统一和良好互动。在这方面，深圳一定要发挥更加积极主动作用。”
陶一桃：
深圳先行先试是一种容错机制的设定
在题为《综合改革试点的制度约束及“制度企业家”的功能》的发言，陶一桃指出，综合改革试点是新时代国家赋予深圳的一个重大改革任务，旨在通过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制度创新，破解制约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把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继续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
她认为，综合改革试点真正做深做实，关键在于把授权事项转为制度红利，把政策增量转为发展动能，通过小切口的制度创新，撬动大变革的体制机制革命，因此要以制度创新降低体制成本，以先行先试探索重点领域改革的路径。同时，在数据要素市场化、开放型经济、科技创新、土地资源以及人才职业等关键领域，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标准”，这是综合改革试点绩效的根本所在。
“深圳先行先试本身就是一种容错机制的设定，一个社会有多宽容，人们的创造力就有多大，深圳的成功就在于拥有宽松、包容的制度环境。”陶一桃说，宽容不仅仅意味着尊重别人的信念，更意味着社会为率先改革开放留出一个生路。好的制度是鼓励每个人都去创新并创造财富的制度。
陶一桃还指出，深圳综合改革试点的核心价值在于以“制度企业家”角色，通过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与风险，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她指出，“制度企业家”不是传统意义上办企业的人，而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人，其核心特征是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重新定义产权和塑造社会规范，从而创造或者获取“制度租金”。
她总结说，综合改革试点仍然是深圳经济特区先行先试功能的体现与延续，这一如既往需要深圳这座因改革而生的城市继续保持敢闯敢干的城市品格和精神。“没有敢闯敢干就没有深圳，改革和深化改革依然是深圳面临的任务！”
采写：南方+记者 马芳
摄影：南方+记者 朱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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